居家拜相第一人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的开封政坛经历了一场温和的大换血：二日，蔡确罢相出知陈州，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四日，吕公著出任门下侍郎，成为第一副宰相；十八日，吕大防出任尚书右丞；二十三日，章惇罢知枢密院事；二十七日，范纯仁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的二把手，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神宗旧相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蔡确和章惇都被赶出了中央，力量大为削弱。司马光、吕公著的提升，范纯仁、吕大防的入阁，再加上二月底新成立的“详定役法局”中的韩维、孙永两位，主张改革王安石—神宗弊政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中央的新旧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当然，台谏官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向仍然在位的次相韩缜等人发起了密集攻击。到了四月初二，韩缜也下台了。

        司马光的宰相任命仪式非常特别—太皇太后直接派人把告身和敕书送到了司马府上，拜相于私邸之中，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自元丰五年（1082）正月中风以来，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突然驾崩之后，他接受太皇太后的嘱托，重返政坛，出任副宰相，夙兴夜寐，日夜操劳，一直支撑到元祐元年正月二十，终于病倒，“以疾谒告”；二月下旬，病情略有好转，胃口也比之前好些，只是身体虚弱，容易疲乏，足部肿胀生疮，步履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几步，无法正常出席朝会活动，只好在病榻之上通过书信参与国事的讨论与筹谋。闰二月初二，是司马光病休的第四十二天。任命发布的当天，太皇太后派礼宾司的官员先行前往司马府上通报，请司马光出来接受任命。让太皇太后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简单的礼仪，司马光病弱的身躯竟也无法完成。司马光上表请辞。六日，太皇太后派出更高级别的礼宾官将任命文书送到了司马府上。司马光深感不安，第三次上表恳辞。第二天，太皇太后又派亲信宦官携带亲笔书信前往，敦促就职。最终，司马光只得含泪接受。

        一直到五月十二日，司马光才在儿子司马康的扶持之下，出席了延和殿的帘前办公会。此后，经太皇太后特许，每三天一次，司马光乘轿到宰相府集合中央领导集体议事，开始正式主持朝政。

        对于礼仪秩序的尊重是司马光生命的底色，纵然事急从权，然而，不能行礼如仪，还是让司马光感到万分不安。对于有些人来说，制度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把戏—他们服从制度，只是因为暂居人下；一旦大权在握，便会恣意妄为，把制度踩在脚下。司马光则不然，他对秩序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按照宋朝制度，告假百日停发俸禄。到了四月，司马光告假满一百天，随即停止领取俸禄。司马光虽然名义上在休病假，可是他哪有一天停止工作？太皇太后听说，无限感慨，亲自下旨，指示有关部门“宰臣司马光特旨给假养病，俸禄正常发放”，并且特地让人把这份文件抄录了一份送到司马光家里，以慰其心。太皇太后的好意，司马光只愿心领，他对太皇太后说，“百日停俸，著在旧章”，他身为首相，“当表率百僚，岂敢废格不行？”这就是司马光，这才是司马光，在道德上，他是真正的凛凛松柏，寒温不能改其节！

        太皇太后之所以坚持要把权力交给一个病榻之上的老人，是因为这老人是她本人和万千官员百姓心中的“司马相公”。司马光的个体生命，已经和政策调整，甚至大宋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的健康成了政治风向标。追随者担心，“万一事有不幸，司马光撑不下去了，那么，太皇太后陛下的仁政便难以为继，老百姓的疾苦便无法解除，陛下所提拔的善人君子也将遭人陷害！”反对派庆幸司马光年老病重，“望望然幸光之死”，期待他早日去逝，政策调整赶紧结束。

        一个国家的命运竟然维系在一个病弱的老人身上，恐怕很难说是幸运。这份沉重，又岂是司马光承受得起的？！一人身死不足惜，国运兴衰岂可忽？！在得知太皇太后欲任命自己为首相的第一时间，司马光向太皇太后建议，请老臣文彦博（1006～1097）回朝来稳定局面。文彦博八十一岁，健康状况良好。司马光所看重的，除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更重要的是其平衡能力。“自古为人臣者，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很难做到两全。比如司马光自己，在神宗朝便是“得于民而失于君”，只能赋闲养志。而文彦博却能做到“上得于君，下得于民”，“君赖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有文彦博坐镇护航，吕公著与范纯仁掌舵，那么，即便司马光离世，大宋这艘大船也应当可以顺利地走过路线调整的险滩！这封札子关系重大，司马光亲笔书写，甚至对司马康都没有透露，司马光请求太皇太后：“如果能接受我的请求，请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是我的建议。如果我的首相任命已经进入程序，难以无故换人，那么，我可以公开上表保举文彦博，然后陛下只要把我的上表批示下发即可。”这个建议，太皇太后并未接纳。没有谁可以取代司马光！

        

“若作和羹”

        商王武丁是著名的贤君，他的王后是女将军妇好，他的宰相傅说则是贤相的代表。傅说做宰相的基本原则，来自武丁的教诲。武丁说，做宰相，“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若作和羮，尔惟盐梅”。这也是司马光所信奉的为相之道，他对武丁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酿酒需要酒曲和酒米，曲子过多会太苦，酒米过多会太甜。制作和羹需要用盐、梅调味，盐放多了会太咸，梅子放多了会太酸。调和适宜，最为难得。好宰相为政，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努力在宽松与紧张之间寻找平衡，做到平和允恰，让方方面面都合适，这才是好。”酒曲与酒米、盐与梅这些不同的东西以合适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才能酿出美酒、熬成和羹；朝堂之上多元共存，异论相搅，和衷共济，才能产生美好的政治。这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眼下宋朝的政坛风气已经远远地背离中庸之道。重返开封之前，司马光就明白，这朝廷早已不是教育他成长、锻炼他成熟的那个朝廷；如今九个月过去，现实更让他深刻地领教了过去十八年给大宋政坛带来的改变。

        第一个给司马光当头棒喝的，正是蔡京。司马光要改雇役为差役，蔡京竟然就能够在五天之内给他想要的结果。当时，司马光还口头表扬过蔡京。可是后来揭露出来的事实却证明蔡京在中间玩了多少猫腻！范纯仁说的是对的，“如今这些官员执行起上级命令来，根本就不理会老百姓的利害疾苦，他们甚至会公开扬言‘我只知道执行命令，哪里管得了其他！’”只要上级满意，这就是他们的原则—这“原则”实在是太可怕了。像蔡京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成都府路的绵、汉两州从来都没有过“乡户衙前”这个役种，可是，成都府路的转运判官蔡朦在接到中央役法改革命令之后的两个月内，竟然就“创造性地”把“乡户衙前”役种在绵、汉两州摊派开来。上面要差役，我就给你差役。多么有效率啊！

        中央的“役法改革诏”中明明写着，“若有妨碍，即具利害擘画”，允许地方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本地的实施细则。既然绵、汉两州本来就没有过衙前摊派，那么就直接上报中央不好吗？蔡朦为什么不报？作为一名在王安石时代成长起来的官员，他已经习惯了不折不扣、甚至变本加厉地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也很简单—司马光上来了，就是要反对王安石。至于中央文件里说的什么“因地制宜”，在蔡朦看来，都不过是套路而已！

        每个人所能看见的，都是他心里的世界。像蔡京、蔡朦这样的人，不可能明白，司马光想要的，不是跟王安石对着干，而是要改掉王安石政策的弊端，让新政策更加符合国家与百姓双赢的原则！

        不断揭露出来的蔡京、蔡朦之流，让司马光感到愤怒、悲哀而乏力。他越来越悲哀地认识到，这些人才是当今官场的一般状况。大宋官场早已不是司马光青壮年时期所熟知的大宋官场，风气坏了。

        风气是怎样败坏起来的呢？

        让司马光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熙宁三年（1070）的王广渊事件，这是去年过世的程颢对他讲的。早在青苗法推行之前，熙宁二年初，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本路富户强制摊派贷款，收取百分之五十的高利，引发巨大民愤。当时，程颢是御史台官，他和谏官李常一起弹劾了王广渊。神宗基本上已经被说服。然而最终，在王安石的劝解下，神宗还是决定对王广渊免于追究。王安石是如何打动神宗的？王安石说：“王广渊的为人，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见陛下想要追求功利实绩，便能努力跟上，来迎合圣意之所向，这种行为便值得嘉许。古代曾设有专职官员，向四方传布有关君主好恶的信息，让老百姓在行动上尽量避免惹恼君主，王广渊迎合上意，恐怕不应该怪罪。”司马光想到的第二件事，是熙宁七年的程昉事件。程昉在河北淤田，大水淹了老百姓的庄稼、坟地和田园；又谎称是当地百姓主动请求淤田的，犯有欺罔之罪。可是，王安石和神宗就因为程昉淤田为朝廷带来了“实利”，便不予追究。

        害民无所谓，欺罔无所谓，得到“实利”最重要，迎合上意最重要，这是多么可耻的想法！而王安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王安石所说的那个专职传播君主好恶的官职，叫作“掌交”，是战国时期人们想象中的周代官职，出自《周礼·秋官》：“掌交，手持使节，带着礼物去循行各诸侯国，宣扬周王的德行、心意、理想和关注，让他们都知道周王的好恶，在行动上避开王之所恶。”王安石直接把这段话解释成了“迎合有理”，从字面上看，并没有错。然而，以王安石之博学，他不应该不知道《礼记·缁衣篇》对于“掌交”的职责还有进一步的解释，那便是“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提倡王之所好来引领民风民俗，宣扬王之所恶来防止人民放荡，人民就不会感到困惑了。程颢向司马光说起这一段时，二人都是义愤填膺，不住地摇头叹息。王安石是博学的，可惜，他的博学没有用对地方！

        神宗要打仗，王安石要“理财”，“富国”为“强兵”之后盾，两者都追求高效。怎么才能高效？下对上唯命是从。为了做到惟命是从，当然必须鼓励“迎合”。朝廷树立的标杆是吴居厚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理财能臣，只要能够立竿见影、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命令，增加朝廷国家的收入，便会得到褒奖提拔；是否会损害百姓利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上行下效，风气焉能不坏？！

        神宗朝十八年，“风俗颓弊”，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彻底败坏了。在绩效第一的政策之下，官员们习惯了欺上瞒下，来博取上级的欢心。一味追随的人被视为智者，独立思考、敢于批评的人被视为疯子。君主厌恶逆耳忠言，臣子只为自己考虑。这条路，再这么走下去，绝对是死路一条，亡国就在眼前了。司马光忧心如焚。他遥想自己的青年时代，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和恩师庞籍掌政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年代啊！那个时候的士大夫是神清气朗、气宇轩昂的，人们心中有理想，有独立的是非判断，不论官职高卑，都自认为是顶天立地的儒者，为了江山社稷，敢于顶撞皇帝和上级。风气的颓败是很难扭转的，纵然是贵为首相—他们自有一套办法来对付你，让你昏昏然堕入算计而不自知。这一点，司马光从蔡京的身上已经领得教训。然而，今日不努力振作，明日更当堕入下流。既然占定了这个位置，也只有拼命努力，做得多少是多少了。

        

尔惟乡校

        今日之官僚积习已成，难以顿改，司马光把振作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学校和科举，这是未来人才的养成之地和选拔之道。

        神宗—王安石时代，对学校和科举进行了三项重要改革，司马光的纠偏工作也围绕这三项展开。第一项，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把考察重点从唐代以来的诗赋，转移到经义（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策论（对时务的观察理解应对）上。这一点，司马光是赞成的，考这些，比吟诗作赋更有价值，更贴近现实。但是，“只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司马光是不满意的。他和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一样，希望通过改革把道德水准引入人才的培养和考察。范仲淹的解题思路是通过学校，司马光的思路是通过荐举制—让现任官员推荐新进士，如果被推荐人后来有贪渎不法，推荐人连坐。

        神宗—王安石时代的第二项教育改革，是把王安石学派的著作当作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垄断思想，排斥不同观点。用王安石的学术来统一思想，是神宗的主张。北宋建国以来，政治宽容，思想自由，儒学逐渐恢复成长，积累以至于神宗朝，优秀的士大夫普遍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他们好学深思，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传统注疏，新见迭出。王安石、程颢、程颐、张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于这种状况，神宗非常不满。他对王安石说：“如今的经学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怎么统一道德？我们可以把您的经学著作颁行于世，把学者统一在一套理论之下。”

        神宗下令国子监雕版印刷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作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名义上古人的注疏还能用，可是有皇帝的指示在上，哪个考官不心领神会，哪个考生不想金榜题名？自此以后，“考生只要写一句话，也要引用《新义》。有的人甚至连经书都不读了，只读王安石的书，照样考得上，读得滚瓜烂熟的还能名列前茅”。就这样，在神宗“一道德、定于一”的方针指导下，依托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王安石的学术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以大水漫灌之势传播流布，整整十年，一代读书人都成了王安石思想的产物。

        王安石的水平，司马光并不否认，但以王学来垄断学术，钳制思想，排斥异己，则是司马光深恶痛绝的。这一点，苏轼深有同感，他痛心疾首地控诉：

        据说王安石还把儒家“六经”之一《春秋》斥之为“断烂朝报”，并赶出了科举的考场。《春秋》固然简单，但《春秋》的学习一向是配合着“三传”的，而其中的《左传》是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史书。不考《春秋》，专用《新义》，一千年的政治智慧就这样被王安石和神宗扔到了一边。这一点，必须改变。元祐元年（1086）四月三日，经苏辙建议，朝廷下令，来年科场，考试科目等一切如旧，“然而有关儒家经典的解释，可以兼取前人注疏，以及诸家议论，或者独出新见，不专用王氏之学”。

        神宗—王安石时代的第三项教育改革是关于学校的，学校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科举兴而学校衰，这是唐宋之间的一个有趣现象。神宗以前，国子监招收200人，太学100人。学校不仅规模小，而且教育功能弱，学生很少在学读书，学校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和录取优待。神宗把太学的规模提高到了2400人，并且让太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朝第一学府。但是，太学的管理却走向了教育的背面—由于太学多次被卷到政治漩涡中，有关部门制定了简直比司法审判还要烦苛的制度，最终把学生管“死”了。各种千奇百怪的禁令，防范学生和老师就像防范盗贼一样。除上课外，老师不得随意接见学生，双方唯一的接触就是老师每月巡察所管的宿舍。宿舍的巡察制度就更奇怪了。宿舍是按照专业分配的，但老师负责巡察的却又不是本专业的宿舍。于是乎，老师巡察《礼经》宿舍，老师巡察《尚书》宿舍，师生双方见面，客客气气地行礼、问好，甚至一句话都不说就可以解散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私人请托，杜绝贿赂发生。在这样的学校之中，“上上下下，互相猜疑，各怀心事，以求苟且免于责罚”。

        这哪里是学校应有的样子？这样的学校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因此绝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谦谦君子、忠厚长者。刘挚批评说：“学校培育人才，为首善之地，教化由此产生。即便是因为人多了要建立秩序，不能没了规矩，可是这规矩也要包含礼义。……必须要改革，取消这些恶毒的制度。”改造学校，也在司马光的计划之中，然而他的改造计划尚未全面展开，太学就出事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王安石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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