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谏官逃跑了？

        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起因，是一道提级命令。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朝廷发布任命，把司马光的级别从天章阁待制升到龙图阁直学士，他的职位则仍然是知谏院—专门负责批评的官。

        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都是荣誉头衔，没有实际职权，但是无比荣耀，带上这类头衔就意味着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进入了高级文官的行列。这类头衔只要带上，除非犯严重错误，终身不摘，而大宋朝廷的很多重要职位，不带这类头衔，是没有资格染指的。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生前就是天章阁待制。嘉祐七年（1062），司马光初除天章阁待制，进入皇帝侍从的行列，获得了与父亲同样的职名，“名参侍从，身践世职”，悲欣交集。而他当时的职务已经是谏官，不能请假还乡，所以只得在开封寓所的小院里洒泪遥祭，面向涑水故园的方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甘旨之养，已无所展。忠直之风，庶几不坠！”

        如今，司马光自天章阁待制迁龙图阁直学士，在文学侍从的行列中排行更前了。他的天章阁待制是先帝给的，而龙图阁直学士则是当今皇帝的恩典。既蒙先帝恩宠，又得今上眷顾，端的是前途无量！然而，司马光对这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反应却是相当冷淡，他上奏给英宗说：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在这封奏状的最后，司马光请求皇帝收回成命，让自己离开首都，到老家附近去做一个地方官。英宗接到奏状之后，并没有收回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而是免去了司马光的谏官职务。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在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决战之前的关键时刻，“皇伯派”的主笔、议论最有力、声音最响亮的司马光离开了谏官职位，退出了争论！而且，辞谏官是司马光的主动行为，他主动放弃了言职，放弃了高举“皇伯派”旗帜，冲在最前面引领舆论的位置。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司马光就背弃了和他一起对抗皇帝私欲、宰相权势的礼官侍从群体，这是中道变节、背信弃义！司马光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不像是司马光的作风。但不是吗？他自己说的，做谏官已经得罪了太多的人，再做下去只怕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他宁愿到外地去做一个知州！这难道不是在主动请辞吗？司马光卸任谏官，真相究竟如何？

        

离职真相

        常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睛所见的，也未必都是事实。真实往往蕴含在细节之中，历史必须细读。与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相关的，有三通文书，也就是他拒绝接受龙图阁直学士恩宠的三通奏状。反复诵读这三通奏状，仔细玩味司马光的文中真意，司马光离开谏官职位的全过程豁然展现。

        十月四日，朝廷发布了给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的任命，同时得到龙图阁直学士头衔的还有同为天章阁待制的判太常寺（礼官）吕公著。这两位都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吕公著的态度和司马光一样强硬，有人想在濮王的“皇伯”后面加个“考”，把“皇伯”变成“皇伯父”，吕公著一句话就给彻底否决了。恩典突如其来，却非毫无铺垫，肯定有人私底下找司马光和吕公著吹过风—当然，这类秘密游说在文字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英宗和宰相的意图实在不难猜，他们想要用更高级的侍从头衔来收买司马光和吕公著。如果这两位最强硬的皇伯派改变了态度，那么，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接到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任命文书）之后，司马光于十月六日上了第一状，表示不能接受，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在这封奏状之中，司马光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谏官，“曾无丝毫裨益圣德”，他为自己的失职表示不安，并请求外任。这是什么意思？我做谏官，就要尽职，裨益圣德，劝说皇帝克己复礼；陛下可以把我调走，我不怕外任。换句话说，只要我在这里，在谏官的位置上，濮王就只能是“皇伯”，没商量。

        这封奏状，让英宗领教了司马光的强硬。然而，他仍然不死心。对于司马光不接受任命文书的做法，英宗干脆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于是，司马光又上了第二状，这一状引用了真宗时候一则有关谏官职责的诏书，诏书规定：“谏官任职满三年，如果公认不能称职，则要予以降级处分，调任地方基层小官。”司马光说：“我从嘉祐六年七月进入谏院供职，到现在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我干得极不好）现在给我处分都算晚的了，没想到陛下竟然还要提拔我，让我带着更崇高的侍从头衔继续做谏官。我自己想想都惭愧，更不要说别人怎么看了。所以，如果朝廷宽大，不肯依据真宗年间的规定处罚我，那么，就请让我去外地当个知州吧。”这第二状的结尾，仍然是那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

        连着两状上去，再不理睬，未免说不过去。英宗只好授意中书，让宰相出面，下了一道札子（文书）通知司马光，“圣上有旨，龙图阁直学士任命不许辞免，相关文书，即命接收”。皇帝都说了“不许”，司马光还能怎样？照辞不误！司马光又上了第三状。这第三状同样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结尾。第三状最核心的内容，前面已经引过，让我们把它回放到司马光当时的心境当中，再看一遍，细心体味其中真意。司马光写道：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这是什么意思？司马光想要传达给皇帝的，究竟是怎样的信息？“只要我在谏官的位置上，就一定不会退缩，即使陛下要治我的罪、砍我的头，我的立场绝不改变，濮王只能是‘皇伯’！”

        话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坚持不退，英宗就只能自己退了，不能让谏官司马光改变立场为自己代言，那就只能把司马光调离谏官的岗位！这才是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真相。司马谏官没有逃跑，是他的皇帝把他推开了。

        “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这是司马光十七岁时写下的文字。没有皇帝的支持，臣下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关于君臣关系，司马光早已勘破。当然，作为臣子，却还可以有最后一招—转身离去。只是，英宗皇帝毕竟还没到昏庸暴虐的地步，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作为谏官，司马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豁出去在朝堂上公开叫板，跟皇帝和宰相当面理论。这样的谏官，宋朝不是没有先例的。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提意见再尖锐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于当面顶撞皇帝、公开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会赢得不畏强权、勇于坚持真理的美名，为自己积攒下丰厚的政治资本，纵然当时遭到贬黜，后来却往往官至高位。只是这样的公开叫板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一个或者一群言官站出来高调挑战皇帝、宰相的权威，老鼠要跟大象比赛拳击，这场面本身就极富刺激性，它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忘记言官是为了什么站起来的，忘记真正的问题，转而看起热闹来。然而热闹和看热闹都于事无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司马光的理想。所以，他宁可冒着被误解的危险，默默接受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的命令，离开了谏院。

        

把名字刻入石头

        声震朝野的谏院，其实规模很小，小小的院子，朴素的办公室，当时只有两名谏官—司马光、傅尧俞，以及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谏院题名碑”。碑是四年多之前司马光初任谏官时亲自主持树立的。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马光亲手写下的一段文字：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做谏官的人，应当抓大事，先急务，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指归，不计个人得失。汲汲于求名，与汲汲于求利，二者看似不同，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这就是司马光对谏官职责的理解。谏官肩负着发现问题的责任，所以，一个谏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敏锐，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谏官应当审慎地对待名声，“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这段话，司马光绝对是有感而发的。在进入谏院以前，他耳闻目睹了某些台谏官员为了自己出名、专攻宰相大臣隐私的做法，他的恩师庞籍（988～1063）就是因为此类攻讦跌下宰相高位的。对于受过良好儒家教育、有着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而言，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的诱惑也许并不难，难的是拒绝名声的诱惑。好名声，本身就透着清高，比金钱美女“高级”多了。但是，如果把名声本身作为对象，不择手段地追逐它，那么，求名跟求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欲望的泛滥。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是历任谏官的名字和任职时间，这是题名碑最核心的内容。为历任长官树立题名碑，是中国传统。为什么要把长官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有一句诗，家喻户晓，“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意思是说，刻石的目的是想追求徒劳的不朽。其实，古人把名字刻入石头，在追求不朽之外，还有一重更现实，也更重要的意图。司马光说：“这些名字刻在这里，后来的人会一个一个指着这些名字议论说：这个人忠诚，这个人狡诈，这个人正直，这个人奸邪。呜呼，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恐惧呢？！”

        题名碑就是公示牌，名字刻入石头，就是要让为官者知道公道自在人心，忠诚正直、尽忠职守的好官不会被人忘记，狡诈奸邪、渎职腐败的官场败类也无法逃脱道德的审判，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职务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宋代最有名的题名碑是《开封知府题名碑》，上面刻着183人次历任知府的名字。其中，应当刻着第93任知府名字的地方是一个光滑的凹坑，那个消失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包拯的名字到哪里去了？被人们的手指抚平了、又摸没了，刻到人们的心里去了。当刻入石头的名字深入人心，不朽才得以实现。

        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

        

自省无愧，顾国有忧

        从嘉祐六年（1061）七月到治平二年（1065）十月，司马光在谏院供职四年零三个月，是宋朝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按照他自己立定的标准，一个谏官应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司马光对照自省，问心无愧。此刻，即将离开谏院之际，他的心中更多的是担忧，对国家的担忧。

        在司马光的眼里，大宋王朝就像是一艘朽画船，它的“船板是用胶粘起来的，桨是用土捏成的，帆是破布做的，缆绳已经腐朽，可是却画着五彩的纹饰，陈设着绣花的帐幔”。华丽得不能再华丽，破败得不能再破败，外表与实质严重分离。“这样的船，让木偶人驾驶着它，在平地上放着，是会让人眼前一亮，道一声好看的！可是，要想用它来渡江过河，对付风浪，那岂不是岌岌可危了吗？”

        这艘朽画船的致命伤，在司马光看来，是社会风气的颓坏与礼义秩序的松动。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对错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们背弃礼义，崇尚权势，荒废责任，唯利是图。而造成这种风气的根本原因是上行下效。君主对风气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想要一扫颓风、重振士气，必须靠皇帝以身作则。而英宗本来是有机会表率群伦的—他是养子即位，这是他的劣势，但也可以成为他的优势—如果他遵守礼义、妥善处理对生父濮王的尊崇问题，那么，他就给天下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从此之后，官员人等，谁敢不遵礼义，违反原则，朝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法令加以惩处，人们也可以按照道德加以谴责。这就是司马光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的原因。

        

专任侍讲，究心史学

        退出谏院之后，司马光被安排到经筵专职担任皇帝的侍讲。经筵是皇帝的御用读书班，这项制度是宋代的创造，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帮助皇帝提高理论修养、学习治国方略。经筵设有侍讲和侍读两种职位，但通常都是兼职，皇帝日理万机，真正能用来读书的时间不会太长，除非是尚未亲政的小皇帝，否则并不需要专职的侍讲。司马光被罢免了谏官职位之后，成了专任侍讲，其实就等于被体面地“挂”了起来。英宗对司马光还是手下留了情的。

        享受着龙图阁直学士的优厚待遇，却又没有什么具体职责，司马光成了开封政坛的富贵闲人。当然，一贯勤奋的司马光才不会让自己真闲着，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史学上。他想要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大通史，为皇帝、为大宋王朝提供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教科书。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放了很久了。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政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可是，现有的历史著作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篇幅浩大、内容繁杂、主题分散，一般读书人成年累月地读，都很难抓住要领，更何况是公务繁忙的皇帝了！司马光想要做的，就是写一部主题明确、内容集中、篇幅适当的历史教科书。这个想法，司马光在仁宗晚期就已经产生，并且开始付诸实践。公务之余，他完成了一部八卷本的《通志》，并且在英宗初开经筵之时，进献御览。

        《通志》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前403～前207）。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史学巨著的开头八卷。但是，当司马光进献《通志》的时候，他本人也还不清楚这部书未来的样子和命运，司马光唯一肯定的，是他一定要写一部书来呈现宋朝建立以前政权兴衰的脉络，作为本朝统治的借鉴。之前担任谏官，公务繁忙，正愁没时间专心写作；如今专任侍讲，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史学写作当中。司马光终日伏案，读书写作，直到夫人把蜡烛点上，这才抬起头来，伸个懒腰。看着这一整天读过的书、做过的笔记，他的幸福感随着烛光蔓延开去。在那一瞬间，司马光简直要感谢英宗把他的谏官职位拿掉了。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司马光转向史学不代表他要退出政治，这跟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的性质完全不同。鲁迅转向文学就抛弃了医学，司马转向史学，却还在宋朝政治的核心区，他的史学是对政治更深层次的介入，他仍然保有皇帝侍从的名义，有侍讲经筵、常常可以见到皇帝的便利。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大宋政坛高层的一举一动，这个“乌鸦嘴”的预警人，从未打算放弃说话的权力。

        司马光不是英宗罢免的第一个言官。第一个被拿掉的，是同知谏院蔡抗（1008～1067）。蔡抗当过宗室学堂的老师（睦亲、广亲宅讲书），跟英宗有故交。治平二年（1065）五月，英宗亲自提拔蔡抗同知谏院，本来是希望他在濮王的称呼问题上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蔡抗却态度坚决地站在了礼义一边，反对过度尊崇濮王。八月间开封发大水，蔡抗又上疏痛陈濮王尊崇不当导致天谴，结果被罢免了谏职，成了第一个因为濮王称呼问题遭罢的谏官。到十月，司马光又免谏职。整个谏院就剩下了傅尧俞一员谏官，而傅尧俞又被朝廷派了外交差使，正在出使契丹的路上—这一去一回，真正回到谏院来上班恐怕是明年春天的事了。御史台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长官御史中丞的位置已经空了好几个月，朝廷一点儿也没有任命新人的意思，存心让这个引领舆论导向的重要位置空着。当时在职的五名御史，有三位被派了长差，出门在外。整个御史台，就剩下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和两名御史苦支撑。宋朝政治体制中一度与皇帝、宰相鼎足而立的舆论监督机构—台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为了给自己的生父濮王赢得父亲的名义，英宗可谓是费尽了心机，甚至不惜破坏体制与传统。“皇伯派”与“皇考派”未来必有一场恶战。皇考派的阵势已经排开，他们利用权势，造成了“皇伯派”的严重减员。“皇伯派”还能有何作为？他们是否会偃旗息鼓？退出了谏官队伍的司马光又将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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