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报告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一场讨论在太常礼院举行。主持讨论的是翰林学士王珪，参与讨论的二十几位，除了太常礼院的礼官，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都是饱学之士。讨论进行得很顺利，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证之后，很快便就中心议题达成一致。按照事先约定，讨论结果将会形成报告，以文字形式呈送给皇帝，以供决策参考。照理，起草报告的责任属于翰林学士，轮不到旁人。书吏磨好了墨，铺开了纸。宽敞的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集中到几位翰林学士的身上。然而，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等人却是面面相觑，无人开口，更无人动笔。大厅里的气氛迅速降到冰点，跟讨论时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在这个时候，司马光奋然起立，稳步急行，走向桌前，拿起了那杆无人敢动的千钧之笔。他走过的时候，在旁的人分明感到了一阵凛然之气。

        他们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又达成了怎样的一致？既然意见一致，却又为何无人敢执笔立议？

        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应当给皇帝的生父濮王怎样的名分和礼遇。问题是宰相韩琦提出来的，韩琦说：“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根据韩琦的提议，英宗下令，礼官、文学侍从集体讨论，以便达成共识，为濮王寻求合乎礼义与感情的名分待遇。

        司马光一直悬着的担心终于重重地落到了实处，他不幸言中了。作为一个过继子，英宗有两重父母，生父母濮王和他的夫人们，过继父母仁宗和曹太后。按照礼制，旁支既已入继大统，就是嫡系长房的儿子，应当用侍奉父母的礼仪侍奉过继父母，对于亲生父母，就要降低崇奉规格—这是大义、公道，是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秩序。然而，谁不爱自己的亲生父母？旁支之子，一旦登上帝位，大权在握，则难免想要尊崇亲生父母—这是私心。人人都有私心，唯有克制私心，服从大义，秩序才能得到维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而克己复礼，谈何容易？！想当年，仁宗无子，克己复礼，为天下安危计，选立宗室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私心与公义之间，仁宗硬是挣扎了七年多，到死都不肯给英宗皇太子的名义。如今英宗历尽委屈，“备胎皇子”终于获得了最高权力，原本极度压抑的私心获得了舒展、伸张、膨胀的机会，克己复礼，只怕是更大的难题。

        自从英宗即位以来，司马光就把防止皇帝以私害公作为自己的责任，时刻盯防，一毫也不肯放松。

        两年以前，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日，英宗第一次病休刚刚结束，司马光就曾经上疏讨论此事。他为皇帝列举了历史上从旁支入继大统的两种做法：一种，比如在汉昭帝之后即位的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但是，他的祖父卫太子、父亲史皇孙都没有当过皇帝，宣帝虽然爱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却始终不敢为他们加上任何过分的尊号。另一种，比如两汉的哀、安、桓、灵四帝，也是自旁支入继大统的，却都给自己明明没有当过皇帝的父亲加上了“某某皇”的头衔。这两种做法，司马光说，前一种符合大义和公道，“当时归美，后世颂圣”，后一种侵礼犯义，“取讥当时，见非后世”。他希望英宗以后者为鉴，杜绝过度追尊亲生父母的想法。在那封奏疏的最后，司马光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司马光的担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为时尚早，其时，太后尚在垂帘，皇帝立足未稳，纵有其心，亦无其力。然而，此后英宗的表现却让司马光的心始终无法放松。

        不管有过怎样的前情往事，对于皇太后和仁宗，英宗实在是孝道有缺的。

        

英宗不虞司马怒

        让司马光最感痛心的一件事，是英宗拒绝亲自主持仁宗的虞祭典礼。

        什么叫虞祭？就是对死者木主也就是牌位的祭祀仪式。“虞，安也”，通过对木主的祭祀来安慰死者的灵魂。《礼记》说：“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按照华夏族的葬礼，将死者遗体送到墓地安葬之后，还要将死者的灵魂迎回家中。承载着死者灵魂的木主在墓地制作，运回家中供奉。一路之上，“孝子为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需要每天祭祀，以安其神。宋朝皇室的墓地在河南府永安县（巩县），从巩县到开封，路途遥远，再加上皇家礼仪以繁复为高贵，所以，从木主离开墓地到进入太庙，一共要举行九次虞祭。

        仁宗是十月二十七日在巩县的永昭陵下葬的，五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二，他的木主抵达开封。在此之前的五次虞祭，因为是在路上，所以都是由官员代行其礼。十一月初三，“木主已达京师，近在内殿”，明明就已经跟皇帝的居所近在咫尺了，可是，英宗竟然还是没有亲行其礼，仍然派宗正卿代劳！

        闻知此事，司马光震惊之余，当即上疏，提醒英宗“虞者孝子之事”，是不能找别人代替的。从初四到初六，还有三虞，“欲望自来日以后，陛下亲行其礼”。英宗收到奏疏，立即下令礼官准备皇帝亲虞的仪仗。这让司马光感到十分安慰。

        可是，结果又怎样呢？

        第二天早晨，按照仪式要求，文武百官都穿着祭服，在殿庭里列队肃立，准备侍奉皇帝亲虞。然而，时辰已过，英宗却仍然不见踪影。最终，宫中还是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皇帝病情突然加剧，出不来了。今日虞祭，仍命宗正卿代行！”

        消息传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很多人在摇头，发出无声的叹息。司马光则简直要怒发上冲冠。皇帝究竟意欲何为？！勉强跟随宗正卿行了虞祭之礼，司马光回到谏院，愤然上疏，质问英宗：“如果说之前有关部门没有为陛下设置亲祭之礼，那还可以说是有关部门的错。可是今天的事情，您已经答应亲祭了，有关部门也按照亲祭准备仪仗了，那又该谁来承担责任呢？这都是因为我愚蠢，非要建议陛下亲祭，结果反而彰显了陛下的过失，我的罪过太大了，请陛下裁处！”

        这样激烈的言辞，在以温和理性著称的司马氏奏疏中，实属罕见。司马光心中的愤怒，可以想见。

        只可惜，司马光的愤怒对于英宗并不奏效。英宗“竟以疾故，迄九虞不能出也”。

        

奋笔立议，当仁不让

        英宗不虞的本质，就是拒绝履行一个孝子应尽的义务。明眼人都看得出，正如从前仁宗在内心深处拒绝承认英宗这个儿子一样，英宗在内心深处也拒绝承认仁宗这个父亲。这一对幽冥永隔的过继父子，积怨太深了。

        不愿意承认过继父亲，则必然过度尊崇生父。思前想后，司马光忧心殷殷。他担心，一旦皇太后撤帘，英宗完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会越过礼法的束缚，做出违背礼法的事情。他更担心，朝中会有谄媚之臣拿此事做文章，怂恿英宗。果真如此，权势压倒礼义，必然人心大坏，实非江山社稷之福。所以，一有机会，司马光就劝说英宗、提醒英宗。他提醒英宗“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对于英宗而言，做仁宗和曹太后的孝子，既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国之要，是公义；而过度尊崇亲生父母则是私爱，有悖公义。

        让司马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尊崇英宗生父的提议竟然来自他素来尊敬的老一辈政治家韩琦；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韩琦首建此议的时间竟然是在治平元年（1064）五月太后撤帘之后。这便等于是前脚用诈计逼迫曹太后撤帘，后脚便教唆皇帝倚仗权势败坏礼义，对先帝的皇后步步紧逼，对在位的皇帝阿谀谄媚，韩琦是何居心？！司马光当时的愤怒是难以言表的。幸好，英宗不算太糊涂，把韩琦的提议压了下来，批示说：“等过了仁宗的大祥再讨论。”大祥，也就是两周年祭典。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大祥。第二天，司马光就和谏院同事傅尧俞（1024～1091）一起前往中书，面见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四位宰相，申明“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意”（过继子不得过度尊崇亲生父母）。四位宰相当时不置可否。一个月之后，韩琦还是再度抛出了这个问题，而英宗也顺水推舟，随即下令侍从、礼官集议，讨论濮王的尊崇问题，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所描述那一场讨论。

        英宗与诸位宰相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达成对英宗的生父濮王更为有利的结论。可是，在司马光等人的主导下，二十几位侍从、礼官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一致：维护仁宗的宗法地位，反对过度尊崇濮王。这种意见合乎礼制的精神，有利于秩序的稳定，然而，它不符合英宗的私心，也悖逆了宰相的意思。如何措辞，煞是为难。临到落笔，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动。这中间甚至包括了司马光最为尊重的老同年、当时主管礼院的翰林学士范镇。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关键时刻，司马光毅然提笔，略加思索，便成就了一篇辞明理畅、言简意赅的奏议。众人读罢，均表佩服，王珪随即命令书吏誊抄，以讨论组的名义上报。这场讨论，王珪是召集人，奏议签名，王珪领衔，所以，这篇奏议也收在王珪的文集当中。但是，毫无疑问，它出自司马光的手笔。

        司马光写文章从来不以“思如泉涌”著称，而这一篇奏议却是倚马立就，一气呵成。

        奏议首先引经据典，指出按照礼法制度，一个人不能同时为两个父亲服最高级别的斩衰之丧，“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这是原则；而历史上，那些自旁支入继之后尊亲生父母为帝为后的皇帝，都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嘲笑，不足为法。接下来，奏议指出，前世的旁支入继，多半发生在皇帝死后，由别人选定；而仁宗之选定英宗，是在生前，所以，仁宗之于英宗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大德，不可辜负。最后，奏议提出，对于英宗的生父濮王“宜一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期亲”，也就是需要服一年丧期的亲属，包括祖父母、伯父、叔父、兄弟等等。

        对于这样的结论，英宗和宰相们当然不满意。只是，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英宗却不方便出面言说。于是，英宗以“内降”（皇帝亲笔批示而非正式诏书）的形式把这一结果“转发”了中书，而宰相们很快发公文给讨论组，要求他们明确英宗对于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也就是说，英宗在任何场合提到他的生父濮王允让的时候，究竟该用什么样的亲属称谓，能不能直呼其名。

        侍从、礼官再度会议，很快达成一致，按照本朝崇奉尊属的“故事”（先例），英宗是仁宗的儿子，濮王是仁宗的兄长，所以英宗对濮王“合称皇伯而不名”，称皇伯，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在正式落笔之前，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在“皇伯”的后面加一个“考”字，好歹安慰一下皇帝那颗渴望舒展的私心。考，指死去的父亲。这个提议，让天章阁待制、判太常寺吕公著（1018～1089）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吕公著说：“皇伯考这个称呼是真宗用来称呼太祖的，不能加在濮王的头上！”—濮王有什么资格跟开创了本朝帝业的太祖皇帝相比？！

        对自己的亲爹竟然要称伯，英宗如何能忍得？英宗一纸内降，中书再度发文，一代文宗欧阳修亲自执笔，引经典，据法令，提出英宗应当称濮王为父，要求召开中央中级以上官员集议，扩大讨论范围，以便争取支持。

        消息一经传出，开封政坛议论哗然，支持中书的意见显然不占上风。若再举行大规模集议，只能是自取其辱。这个时候，皇太后也发出手诏，诘责执政，质问中书。无奈何，英宗只得亲自出面，取消拟议中的大规模集议，将问题发还礼官重审。表面上看，皇帝和中书证据不足，又缺乏舆论支持，已呈败象。于是乎，侍从、礼官乘胜追击，纷纷上奏，希望皇帝发布诏书，明确支持称濮王为皇伯的意见。众人所持论据，基本不出司马光当初所奏。

        吕诲（1014～1071）明确指出皇帝的意思“就是想给濮安懿王加上‘皇考’的名号，与仁宗皇帝使用同样的称呼。倘若如此，那就是一个人有两个父亲，服两次斩衰之服，于礼文、律文，都是相违背的！”治平二年（1065）八月十七日，司马光以个人的名义再度上奏，重申前议，复发新问：

        如今陛下是以仁宗之子的身份继承大业的。《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倘若再尊濮王为皇考，则将置仁宗于何地呢？！……假使仁宗还在治理天下，而濮王也颐养天年，当此之时，若仁宗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陛下当称呼濮王父亲，还是伯父？

        这一问如高手出招，直击要害。如果仁宗和濮王都在世，那么，毫无疑问，英宗必须称仁宗为父亲，称濮王为皇伯。而如今仁宗没了，英宗却称呼濮王为父，那岂不是小人之行、反复无常了吗？“若先帝在则称伯，没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行也”。这一问，即使欧阳修在对面，只怕也是哑口无言。

        

“父亲”名义争夺战

        濮王的尊崇问题，史称“濮议”。濮议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英宗该怎样称呼他的生父濮王，具体说来，便是英宗究竟应当称呼濮王“父亲”，还是“皇伯”。

        围绕着英宗对濮王的称呼问题，宋朝中央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一场有关皇帝父亲名义的争夺战。论战的一方是欧阳修、韩琦等宰相大臣，另一方则是以司马光为首，以台谏官为核心的礼官、侍从群体。欧阳修派主张英宗对濮王应当保留父亲的称呼和名义，司马光派则主张英宗应当称呼濮王“皇伯”。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濮王的称呼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值得大宋王朝精英中的精英如此连篇累牍、大动干戈地论战？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濮议”当然重要，论战必须进行，胜负关乎国运。在传统中国，称呼即名义，每一个称呼之中都蕴含着相应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父亲应当严肃而慈爱，尽可能关照子女的利益；子女应当孝顺，但却不必事事盲从；兄长拥有权威，爱护弟妹，弟妹对兄长恭敬，兄弟姐妹团结友爱。臣子要忠诚地侍奉君主，而君主也必须按照礼义来对待臣子，一旦君主荒淫无道，臣子可以选择抛弃他……所有这些称呼联结在一起，构成一张秩序之网，每个称呼都是其中的一个结点，不能孤立存在。儒家相信，只要每个人都遵循称呼的要求，践行称呼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就是称呼在传统中国的意义。曾经有学生问孔子：“如果你有机会得到治理国家的权力，你会先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使名正”，让所有人的行为符合?９9ｌib?称谓的规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主公正，臣子忠诚。

        当然，即使是在传统中国，名不正，或者不太正的时候还是比名正的时候多。而有能力破坏名义秩序的，总是那些高高在上、手握权势的人。比如说，“妻子”和“母亲”的这一对称呼，中国的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丈夫的妻子是家庭中所有子女的母亲，妾可以生孩子，但却不能获得母亲的称号。这就是秩序，是事情应有的样子。而唐代后期的实际情况却是，庶出的皇子当上皇帝之后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母尊奉为皇太后，并且把她送进太庙里去做先帝的皇后—也就是说，儿子可以凭借权势为死去的父亲指定妻子。这就是对名义秩序的破坏。类似的情况到宋代就行不通了。与唐代相比，宋朝思想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对于名义秩序的特别能坚持，主张用礼义来抵御权势，使在上者屈服，克己复礼。比如，在宋朝，只有先帝的皇后才有资格做太后，生了皇帝的那一位，不管从前受宠与否，都没这资格。

        谁可以做皇帝的母亲很重要，那么，谁可以被称为皇帝的父亲就更重要了—这是从传统名义秩序的角度理解濮王的称呼问题。即使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问题。

        英宗对濮王的称呼问题，关系社会正义、现实权势与个人情感。长期“备胎皇子”所郁积的委屈，让英宗在情感上本能地抵触仁宗，疏离太后，从而更倾向于濮王—濮王生前必定是极重视这个儿子的。濮王对英宗的爱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仁宗—若不曾被仁宗接进宫里养过，老十三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濮王庶子，在二十八个儿子当中，濮王未必会多看他一眼。可是，在仁宗那里遭受冷遇之后，此中细节，英宗哪里还会在意？在他的内心深处，濮王才是他的父亲，是真正给了他关怀、器重和爱的父亲。不错，他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他的皇位继承权与统治合法性均来自“仁宗之子”这一身份。但是，赋予他生命的是濮王，没有濮王就没有他。那么现在，当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皇权，凭什么不可以顺从自己的心愿，称呼那个赋予自己生命的男人一声“父亲”？给予濮王“父亲”的称呼，不符合通常的礼义秩序，但是，如果欧阳修能够论证它的合理性，英宗当然乐见。

        那么，欧阳修是怎样论证的呢？欧阳修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仪礼》当中的那句“为人后者为其父齐衰杖期”。这句话说的是出继子为生父服丧的规定，直译过来，就是“出继子为其生父服齐衰杖期之服”—正常情况下，子为父服最高级别的斩衰三年丧，出继子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儿子，所以降等，为生父服齐衰一年之丧。此处“父”的确切含义，无疑指“生父”。古汉语行文崇尚简单，确切含义通过上下文达成；一旦抛开上下文，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是很容易被歪曲的。欧阳修所做的，正是抛开上下文，断章取义。他从这句话中推出了如下结论—儒家经典赞成“为人后者”对生父保留“父亲”的称呼。更进一步，欧阳修指出，出继子保留对生父母的“父母”称呼，符合天性，是一种诚实的行为，因而是高尚的，是值得推许的。他在《新五代史》的修订中反复重申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这一段：

        欧阳修的论证，老实说，很不经学，也很不历史，但是符合他的性格。欧阳修是乐于创造的，并且为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而骄傲。后来，他对老部下苏颂（1020～1101）说：“我这一辈子，哪儿读过《仪礼》啊，偶然有一天散步到孩子们的书院中，看见桌子上正好放着一本《仪礼》，拿起来一看，就看到了‘为人后者为其父齐衰杖期’这句话，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才打破了种种不同意见。我自己觉得这个收获是很大的。”

        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从表面上看是有关礼义的学术争论。论辩双方所持的依据不外乎三类：一是儒家经典的论述，二是现行的法令条文，三是历史上前代帝王的做法。文人打仗，武器是文章，拼的是学问。双方你来我往，一篇篇宏文横空出世，引经据典、论议皇皇，至今读来仍然是字句铿锵、文采飞扬。但“濮议”绝不是学术研讨会，而是政治事件，是权力斗争。皇帝想要打破礼义秩序、尊崇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心思谁不明白？既然明白，那么，每一个局中人都要权衡，是站在礼义秩序这边违拗皇帝，坚持濮王只能是“皇伯”？还是站在皇帝这边帮助他打破礼义束缚，为濮王争取“皇考”的父亲名义？一边是“皇考派”，一边是“皇伯派”，对立已经形成，每个人都得“选边儿站”了。宰相府高举着“皇考派”的大旗，欧阳修大力鼓噪、韩琦坚定支持，庆历一代的政治家，除富弼以外，多半站在了这边。选择皇考派，就等于和最高权力站在了一起，荣华富贵，滚滚而来。而站在“皇伯派”这边，违背皇帝的心意和宰相的意愿，跟掌握着自己前途命运的最高权力公开叫板，简直是在拿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追随正义，还是屈从权势？这是一个问题。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的锥心之问，问得“皇考派”无言以对。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英宗采取了拖延战术，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进入静默相持状态。然而，谁都知道，眼下的沉默只是暂时的，英宗对濮王究竟该称呼什么，如何待遇，这是大宋王朝无法回避的礼义问题。如果英宗一意孤行，如果宰相们坚持濮王的“父亲”名义，那么，礼官侍从，特别是台谏官就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要么屈从权势，要么准备为心中的正义牺牲个人前程。暴风骤雨必将到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身为“皇伯派”主笔的司马光却离开了谏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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