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丰收丝毫不能安慰政治上的困境。

        嘉庆接受皇权的时候，大清江山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康乾盛世的高潮刚好过去。高潮之后自然就是落潮，所谓的乾隆盛世已经过去，留下的是危机四伏的帝国。

        首先是吏治松弛、贪腐成风，各级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聚敛人民财富，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河工治理也是嘉庆关心的头等大事，但是许多官员却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治理河患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里。嘉庆不是白痴，当然知道这里面的猫腻，他就南河工程发表讲话：“南河工程近年来拨款不下千万，河患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耗钱如此之多，一遇到河患，工程马上坍塌，明显有不法官员从中作假。”

        对这种腐败行为，嘉庆有切肤之痛，他写诗骂道：“内外诸臣皆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尽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居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改革吏治、整顿风气是嘉庆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颓风已经刮了这么多年，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现状。

        嘉庆认为，要改变朝野上下的颓风，必须从自己做起。嘉庆带头崇尚节俭，奖励清廉。嘉庆第一道命令就是从今以后禁止呈献宝物，这个命令似小不小，清朝有献宝的风气，各省督抚进京之前都会准备好宝物，每逢庆典佳节，宝物更是琳琅满目、多不胜数，结果形成官场歪风，导致吏治腐败，地方官拼命搜刮。

        嘉庆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身体力行。和珅自尽第二天，叶尔羌回部采到了一个重达上百斤的玉石，正在运往京城的途中，嘉庆下了一道旨令，不论玉石运到何处，即刻抛弃，不必运到京师，劳民伤财。

        当年七月，嘉庆又下了一道“中秋节令”，说民间中秋不过是以瓜饼果肉为主，内廷也不要过于奢侈，以后中秋节贡要永远停止。

        如果说官场腐败是乾隆留给嘉庆一个治不好的痼疾的话，那么军队战斗力低下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早在嘉庆当皇太子时，就跟随乾隆到校场阅兵，当时的情景让嘉庆记忆犹新，许多官兵刚骑上马就从马上掉下来，射箭的时候箭箭虚发。一场国家级阅兵差点变成了小丑闹剧。在嘉庆看来，八旗子弟丧失了满人尚武的传统，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跟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八旗铁骑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由于武备松弛军事懈怠，白莲教起义之时，八旗兵不堪一击，各级政府不得不征召相对彪悍的乡勇和团练。

        到嘉庆即位时，国库空虚，首先是乾隆挥霍了大量的钱财，六下江南、大修土木、连年战争，这些行为貌似很盛世，但加剧了社会矛盾。到嘉庆时，人民起义更加频繁，是以嘉庆亲政后国库空虚，如果不是从和珅那里找到一笔钱，嘉庆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大清这个公司经营下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开发海外市场，一再要求和中国通商，可惜闭关自守的清政府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从而让中国继续在封建社会里沉沦，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我们也没法享受。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万古不变的铁律。乾隆给嘉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嘉庆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烂的摊子。嘉庆无力改变清王朝衰亡的局面，所以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皇帝他很平庸，有人也觉得他很可悲，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结果还是没有遏止国家的下坡路。

        朝鲜使臣来朝觐见后，回国说嘉庆纪律很严，做事不拖沓，很勤政。嘉庆经常工作到很晚，还经常叮嘱大臣们，内外衙门一有陈奏之事，应最快送到朕的案桌前，不能耽搁。嘉庆四年（1799年）六月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管理宗人府的睿亲王淳颖不想嘉庆过于劳累，私自将宗人府的奏折扣下来。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还让宗人府给淳颖议罪，并警告大臣，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从严治罪。

        嘉庆深知官员上书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关键，如果大臣们都不敢上书，必然会导致言路堵塞，吏治不畅。所以，嘉庆颁发求言诏，表明自己欢迎官员们发表言论。为了让官员们去掉心理包袱，嘉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为乾隆时期因为直言而获罪的官员平反，甚至对蒙冤者公开赞扬，加官进爵。

        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曹锡宝的官员曾经上书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仗势欺人，没想到曹锡宝反而落了个诬陷栽赃的罪名，受到处罚。嘉庆亲自为曹锡宝平反，说当时举朝噤声，曹锡宝却能够坚持自己的臣道，不畏强权，直言进谏，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诤臣。像这样的臣子不仅不应该处罚，而且应该重赏。

        嘉庆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朝廷群臣，许多大臣纷纷站出来解囊献策，指出朝廷内外种种弊政。嘉庆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知道身上的责任沉重，这说明他早已看到了乾隆盛世所暗藏的危机，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很多事情都以身作则，以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为了缓解经济问题，他主张勤劳节俭，表示终止父亲南巡的传统。

        即使是乾隆，晚年也对六下江南表示后悔，曾说过：“当皇帝六十年，没有犯什么大错，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很难说白莲教起义跟乾隆的奢靡之风有多大的联系，但乾隆治下，吏治腐败、贪官横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白莲教起义和乾隆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嘉庆用了九年的时间平定白莲教，花去了两亿两白银，这些钱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嘉庆大搞捐纳，捐纳可以缓解经济窘迫，但是也会加剧官场颓风。根据雍正的说法，那些通过捐钱当上官的人不仅不知感恩，发愤报效国家，反而志趣低劣，拼命敛财收回之前捐出去的钱。

        他们要敛财，就必须搜刮人民；搜刮人民，难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之前，他们捐钱为国家平乱，结果他们自己扰乱社会，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捐官制度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乾隆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所以他下令子孙后代永远取消这个制度，虽然乾隆曾因为一些特定的需要也实行过捐官制度。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嘉庆朝的捐纳情况是最严重的。嘉庆时，国家问题特别多，财政明显不足。为了缓解经费问题，嘉庆不得不实行捐官制度，将这些钱用在剿匪、治河、军需等方面，甚至有时候连皇家的一些用钱也靠捐纳解决，可以想见当时财政窘迫到何种地步。

        许多有钱的商人纷纷出钱为国效力，其中也有像潘致祥这样的洋商，他和盐商温永裕在嘉庆四年（1799年）各捐二十万两银子犒赏有功的官兵。嘉庆五年（1800年），温永裕和吴叙慈等人再次捐钱五十万两平定川陕一带白莲教。嘉庆十九年（1814年），洋商公会联合捐钱二十四万两，盐商公会联合捐钱十六万两，用于军费开支。嘉庆十年（1805年）时，黄河、淮河发生大水，徽商鲍漱芳捐米六万石、麦四万石救济灾民。后来，鲍漱芳还带头募捐了三百万两银子开山归海，修理河堤。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捐纳，嘉庆是非常欢迎的。这并不是因为嘉庆不知道捐纳的坏处，只是当时国家问题太多，而且多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嘉庆对富国强民的渴望。他急切地想把国家治理好，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

        当然，嘉庆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至少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的转机，但是清朝已经积重难返，嘉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吏治腐败，第二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第三是西方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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