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１９７６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１９７６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１１月２６日、２７日、２８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１９７６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１９７７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倒退。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悦，不等基辛格将话全说完，他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说：“是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问到：“哪条法律？”

        邓小平说：“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说：“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邓小平严厉地说：“你的考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说：“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说：“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了。”邓小平寸步不让。

        基辛格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邓小平毫不客气。

        基辛格说：“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说：“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在这几轮会谈中，邓小平和基辛格广泛地谈到了核武器、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说：“……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说：“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说：“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划句号了。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是１０个月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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