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２日。一大早，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让北京的空气格外清新了许多。雨后的钓鱼台国宾馆，花儿更灿烂，草木更清翠。

        大红灯笼高悬在蓝瓦白墙的宾馆的走廊里。在这座楼房的左侧有一株云杉，这是金日成１９５９年访华时亲手栽种的，如今快３０年了，当时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

        当金日成的专车停到门口时，邓小平高兴地迎上前去，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友谊之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欢迎您！”

        两人高兴地热情拥抱在一起。

        金日成满面笑容地对邓小平说：“你身体跟两年前一样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们也都很高兴。”邓小平说。

        在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形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再次和金日成会谈。在话别时，他们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谈到开放问题时，邓小平针对深圳高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觉得这是开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经验是宝贵的，需要很好地总结。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他所担心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和金日成一边散步，一边亲切交谈，来到了流水潺潺、绿荫如盖的养源斋。邓小平在这里设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话别时，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说：“是的，我们的了解是最深的。”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金日成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这年的１１月５日至７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当金日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８５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让金日成十分感动，他一下车就快步走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此前邓小平已于９月４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１１月６日，邓小平和金日成举行了亲切的会谈。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

        “是的，简单一点。”金日成回答道。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邓小平说，“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我们今天开始开中央全会，有两项议程，其中一个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请求。这个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这次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同志们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中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赞成，没有办法，所以十三大我来了一个半退，就是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现在是我退休的时机了。我在这个时机退下来最好。”

        邓小平还对金日成介绍了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说：“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还说：“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邓小平还强调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对邓小平的观点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５年后的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金日成与世长辞。噩耗传来，９０高龄的邓小平深为悲痛，立即为这个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朋友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鲜人民失去了伟大领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我谨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邓小平

        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于北京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伟大友谊，谱写了中朝人民友谊的新篇章，它将和他们伟大的名字一起载入中朝两国友好的史册！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1)

        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

        ———邓小平和卡尔逊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

        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

        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

        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

        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斯诺说：“我想不会的。”

        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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