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臣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允炆失败了，历史没有给他转向文治的机会。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朱棣做了皇帝后，立刻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知道，人民绝不欢迎一个暴虐好杀的皇帝。永乐元年朱棣对他的群臣说：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又有一次，通政使赵彝等引奏一个山东男子，进献阵图。这本来是要迎合朱棣，献媚取宠的。不料遭到了朱棣的批评。他说：

        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表示自己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明君，朱棣大肆张扬其事。他倡导儒学，优礼孔裔，不断聚集文士编纂图书，在他身边总是簇拥着一批文人学士。朱棣本身似乎也真的温文儒雅了起来。永乐朝的御用文人杨士奇称颂说：“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兴起斯文。”朱棣将首先降附且长于文学的解缙、胡广、黄淮、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罗置内阁。这些人“既荣称于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亦皆“与被其荣”。然而，他们是以参赞机密、参与决策的名义进入内阁的。

        1．文官制度趋于完善

        正是这些人进入了内阁，肇始着明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洪武废除丞相之后，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在行政管理上却了一个环节。朱元璋曾一度设立四辅官。四辅官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但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久罢设。后来，又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正五品，不过“侍左右，备顾问”，帮助皇帝处理公务而已。当时帮助详看奏章的是翰林官和春坊官，他们可以“兼司平驳”。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直文渊阁，是在朱棣即位的当年九月。以文学侍从之官，进入决策行列，说明文官制度趋于完善，这是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成熟的标志。但这时入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之类的官员，品秩不高，没有部属，也不专管什么部门，各部门奏事也不得相关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高，超越六部，成为决策的中枢，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甚大。

        延揽人才，重视学校科举

        明朝自洪武以来，国学及府州县学在全国普遍建立。朱棣继承其事，重视学校教育。永乐四年三月初一，朱棣亲自到太学祭祀孔子。在他亲撰的碑文中说：“朕惟帝王之兴，必首举学校之政，以崇道德，弘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他强调尊礼孔子，是因为孔子之道“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明朝建立以后，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朱元璋用人，并不完全通过科举。洪武十八年以后，科举才成为定制。朱棣重视科举，自永乐元年起每三年一次乡试、会试，从未间断。为了延揽、养育人才，朱棣命翰林院在各地入京会试下第的举人中，挑选优秀者进入国子监学习，享受教谕的俸禄，以等后科再试。他还命从翰林院庶吉士中，选才学英敏者就学于文渊阁，供给纸笔、膳食、灯火费，并提供住房。明代选拔人才科举逐渐重于荐举。但永乐还不太拘于资格，杨士奇未经过科举，陈济是平民百姓，都被朱棣任命为遍修《太祖实录》的总裁官。科举制度在永乐一朝进一步完善，为以后历代所因循，影响深远。

        《永乐大典》等图书的编纂

        在朱棣身边，常常围绕着一批批文人学士。在他的提倡下，文坛上一时歌舞升平，台阁体诗、文、书法、绘画大行其道。

        朱棣称儒学为“国家致治首事，不可视为迂缓不切之务”，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他聚众修书，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外，还有《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他下令购求天下图书，说：“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他还将儒臣所篡修的《周易大义》、《尚书直指》、《春秋直指》等“于斋阁书殿寝室各置一本，得备观览”。他常听文学侍臣为之讲解经典。他要求“于讲说道理处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他认为“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因而，“讲说之际，一切浮汎无益之语勿用”，“士人之家稍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却乎”，“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须与之，庶奇书可得”。朱棣绝不是个书呆子。

        永乐文治堪称盛事的莫过于《永乐大典》的修纂了。朱棣好大喜功，做事追求最大，追求建功传世。永乐元年七月，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命侍读学士解缙劲采天下图书编为一书：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就是说，要将天下图书全部网罗一尽。第二年，图书编成，朱棣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翻检之后，还认为“尚多未备”，于是，再命姚广孝主持重修。这次重修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赐名为《永乐大典》。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是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也是明代的一项重要文化成就。《永乐大典》原书初藏于南京文渊阁，后移至北京，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到清乾隆年间只存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烧的烧，抢的抢，至今全世界仅存数百册。

        《永乐大典》的价值在于它不加删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以前的文化典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中辑出已经失传的书五百多种。其后清代学者从中也多有所获。但是，清修《四库全书》虽然部头很大，许多书都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了删改，而且，在修书的同时对不合清朝意愿的图书严厉禁毁，被禁毁的图书几乎与收入《四库》的一样多。所以，一直被歌颂的乾隆修书不啻一场文化浩劫！

        《永乐大典》的编纂，动用了三千多人，历时三年之久，可谓盛事。但其时正是对建文帝忠臣杀戮追剿之时。杀戮与笼络是相互为用的。明人将修《永乐大典》与宋朝修《太平御览》相比，孙承泽《春明梦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朱棣刻意维护儒学正统，斥逐一切谤先贤、毁正道的言论和行为。永乐二年，饶州府一位读书人朱季友，向朱棣献上了自己的著作，据说其中“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朱棣读罢大怒，说：“此儒之贼也。”侍从之臣纷纷给朱棣出主意如何处置这位迂夫子。朱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中国有笞辱示众抄家焚书的传统，于是，他下令将朱季友押回饶州，“会布政司、府、州、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箸书会众焚之”，“仍不准称儒教学”。可见，当时读书人是不准独立思考的。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中所修的《太祖实录》。

        朱棣七月即位，十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继统”制造合法依据。他对建文朝由方孝孺做总裁编修的《太祖实录》很不满意。按察佥事叶砥因建文时与修实录，“书靖难事多微词”，朱棣将其下狱，并“籍其家”。知府叶惠仲等也因曾与修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但朱棣对重修的实录仍然不满。总裁解缙后亦借他事下狱，终于死在狱中。永乐九年至十六年，朱棣命学士胡广、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等为总裁三修《太祖实录》。朱棣至此才说：“庶几小副朕心。”《太祖实录》一再重修，无非是为朱棣的篡权做掩饰，使“继统”合法化。在三修《太祖实录》中，朱棣屡称自己是“皇考高皇帝，皇妣高皇后嫡子”，多次暗示朱元璋关于传位的事曾属意于朱棣。这种有意做伪，不仅使实录不实——明人王世贞说：“读累朝实录，可据者十六七。”更恶劣的是不准人讲真话，甚至史官也只能屈从于皇帝的喜怒。

        同时，朱棣对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己不利者，虽片纸不留。甚至民间有藏方孝孺文集者也坐死。再加上党禁严迫，人人自危，“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火中，惟恐告讦搜捕踵之，故其事十无一存”。“焦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给后世治史者造成了极大困难。

        朱棣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深远。两百年后，行人高攀龙说：朱元璋令学者“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朱棣“益章而大之”，“迄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所教，制科所取，一禀于是”。暴力统治加思想牢笼，知识分子除了做皇帝的家奴外，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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