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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北部边防困扰了明朝近两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金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成祖从燕王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实录》、《明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卫夷人从战有功,故畀之(大宁之地),国史不书,莫可考焉。”兹举私史数例:

        郑晓:《皇明四夷考》: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今三卫岁二贡,贡卫百人。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卫志:

        文皇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文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其官都督至指挥千百户有差,约以为外藩,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

        靖难兵起,……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朱鹭:《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以宁王权及大宁诸军、兀良哈三卫胡骑入松亭关,趣援北平,大宁空。(大宁既破……从官稍稍入城,阴结诸胡并思归之士,濒行宁王饯送郊外,伏兵拥宁王去,遂诏诸胡及护卫官校,皆从宁府毕发,而城为之空。其后,大宁弃与朵颜诸虏,而行都司迁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

        燕王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

        谈迁:《国榷》卷十七:

        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捐大宁地予之,割雄镇以资伏莽。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奏议均同此说。

        在蒙古方面,记载此事的则有《蒙古黄金史纲》。

        朱风、贾敬颜译:《蒙古黄金史纲》:

        永乐皇帝统帅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又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洪武皇帝之孙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于是……永乐皇帝为君……号曰永乐大明。以拥立之功而赐与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这段话虽未确指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却有力地证明靖难时朱棣与兀良哈之间有过一笔政治交易。

        日本和田清先生对以大宁畀三卫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此说是由于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而将事实演义了。他说“三卫远在北方的根据地,它既没有被成祖收买的可能,也没有胁从宁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没有得到三卫的援助,反而曾为制驭三卫费尽心机”。而且成祖还说过“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以永远无事矣”这样的话。成祖弃大宁,有“徐图他策”的打算。只因为他的死,重置大宁的志愿才未得实现。

        类似的说法在明朝时便已出现,或为和田清之说所本。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说:

        论曰:三卫地界宣、辽,为蓟门之肩背,自大宁失而宣辽隔绝,昔人有血脉雍滞,肩背拘孪之恨,岂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虏为口实,爰考永乐、宣德有剿捕之诏,有宣捷之敕,除恶务本,曷尝不廑门庭之诚乎?且文皇帝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幸无事。当日无弃大宁之意甚明。大宁弃斯开平难守,开平弃斯古北可虑,胡马云扰,谁阶之厉?初以三卫侦虏,亦略仿汉倚乌桓伺匈奴。或谓喜处之可因以为间,虽藩离失而耳目在,计非全拙。乃市赏无艺,至为东西虏攘臂挂藉,譬养鹰而绦绁去手,又如之奈何!

        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

        不管怎样,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对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之十分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太宗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宁兵革之后,民物凋耗,改封宁王府于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所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故意放弃大宁。与内徙宁王弃守大宁的同时,朱棣对兀良哈三卫则恩宠有加: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卫官军(按:三卫既已归附,且从战有功,故称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喻尔众,……但有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贸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不仅授官互市,而且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交阯、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他可以远出漠北,边防线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着在大宁再设防,大概可以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

        进而放眼看去,无论是明人陈仁锡等,还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时期,大宁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顾炎武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建谷、宁、辽三王,与代朔若运雉,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经营大宁,朱元璋曾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洪武二十四年,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颁经书,以广文教”。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无当的规划淹没了。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拢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因此,放大宁虽贻患后世,但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后人对此批评甚多!

        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指大宁)至,则(兀良哈)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

        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士丘浚指出:“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浚的这一预见。

        此外,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宇。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东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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