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招安
小时候，我读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用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
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
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
但终究是爬过来了。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官员的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没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敌人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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