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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