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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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