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一般的治疗都是针对病症而进行的。不管是在医药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反对的。

        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作业总是做不好时，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想要在这些特殊表现上改进他，那是完全没有用的。

        也许他是想使老师困扰，或甚至是使自己被开除以逃避校。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办法来达到他的目标。这和成人的神经病是恰恰相同的。

        例如，如果他患有偏头痛（migraine）的病。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它们时，它们便会适逢其时地发作。由于他的头痛，他可以免于解决许多社交问题，每当他必须会见陌生人或作出新决定时，他的头痛就会发作。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对他的部属或妻子和家属滥发脾气。

        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他会放弃这么有效用的工具呢？从他现在的观点看来，他给予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机智的发明，它能带来各种他所希望的好处。

        无疑地，我们可以用能够震惊他的解释来“吓走”他的这种病症，正如用电击或假装的手术偶尔也能够“吓走”战场神经病的病症一样。也许医药治疗也能使他获得解脱，并使他不再延用他所选择的特殊病症。

        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保留不变，即使是放弃了一种病症，他也会再选用另一种。“治疗”了他的头痛，他会再害上失眠症或其他新病症。只要他的目标不变，他就必须继续找出新的毛病。

        有一种神经病患者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甩掉他的病症，并毫不迟疑地再选用新的一种。他们变成了神经病症的收藏家，不断地扩展他们的收藏目录。阅读心理治疗的书籍，只是向他们提供许多他们还没有机会一试的神经病困扰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探求的是他们选用某种病症的目的，和这种目的与一般优越感目标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在教室里要来一座梯子，爬上它，并坐在黑板顶端。看到我这样做的每个人很可能都会想道：“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要爬上它，或我为什么要坐在那么不雅观的位置上。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顶端，因为除非他身体的位置高过其他人，他便会感到自卑。他只有在能够俯视他的学生时，才感到安全。”他们便不会以为我是疯得那么厉害了。

        我是用了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来实现我的具体目标。梯子看来是一种很合理的工具，我爬梯子的动作也是按计划而进行的。

        我疯狂的所在，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对优越地位的解释。如果有人说服我，让我相信：我的具体目标实在选得太糟，那么我才会改变我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的目标保留不变，而我的梯子又被拿走了，那麽我会用椅子再接再厉地爬上去。如果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用跳或运用我的肌肉来攀爬。

        每个神经病患者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选用的方法都正确无误——它们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进的，是他们的具体目标。目标一改变，心灵的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而改变。他不必再用他旧有的习惯和态度，适合于他的新目标的态度，会取代它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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