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更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武昌起义，到一九二一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笃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敦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一八九零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继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皇、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衙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零）。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平，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枞识字也不过稍读二一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干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乡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born C;排华法案>（C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零零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零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末敦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竞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固”（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己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J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下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6.5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织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日“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皇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零零）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束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零），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农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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