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有九干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团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带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却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对大清王朝是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历史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相反的,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末迭月,入侵日军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三十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末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其后五十年来,国共两党政府为着讨好日本财阀,对我当年死难烈士也未尝作一日之祭——是何心肝?以后当辟专篇详论之。
庚子(一九〇〇)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竞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颛顼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俊,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二八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傅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干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双方在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他们在六月十日以后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十四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十六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信息也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着想,这批洋司令很自然的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于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拚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七十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胡涂蛋。
中外的赌场英雄好汉之间,都有一句大家共同遵守的赌规,叫做“睹奸、赌猾、不赌赖”。二次大战临终时,斯大林在雅尔塔那场“沙蟹”里,一枪末发,便取得大战后在远东最大的胜利果实——外蒙“独立”、旅大租借、东铁分享、北韩专占——这是史魔“赌奸、赌猾”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赌赖”。一九五七年“反右”,毛主席光荣正确伟大地提出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后来他尽食前言,把大嘴巴的“言者”,一个个抓了起来,下放劳改。或有“右派”抱怨主席搞“阴谋”、“食言”。毛说这不是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输打赢要”的耍“赖”了。毛主席不赌奸、不赌滑,而赌赖者,是他老人家“坐庄”,赌本大。虽然在睹场上做无赖,为江湖好汉所不齿。但是他总算没有“打锅”。最后通吃全场,席卷而去。——自得其乐也。无赖云乎哉?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睹场。却不知如何睹法。——既无赌术、又无睹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睹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己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揖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六月十七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六月二十三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但是在七月九日拂晓。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七七。)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七月十四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三十六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简称t.P.G.,原义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二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洋人呼之曰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它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来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来个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围援打点、过河拆桥……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敢;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日一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水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聚,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干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着前书卷三,页二六四~二六八,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 ar)。波战发动于一八九九年冬,历时两年,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二十五岁的丘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义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中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山芋的菲律宾,也正是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意两国原是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要不那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意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俊,狐假虎或,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意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t von 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八月十四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十月十七曰),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住入慈禧的仪銮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丑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它别无好处。他们的真正油水,是在他们个别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一旦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潭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它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画是英美德法义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更可叹的则是我们那些天才游击专家。刘伯承、林彪、毛泽东、武元甲、胡志明……这时都还在放牛牧豕。他们要早出三十年,哼!定叫你七国夷兵,片甲不还!
【附注】 我们写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把李承晚、胡志明、武元甲、辛光耀等民族英雄。视为“异族”。中国自古便不是个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他们也不是像三保太监那样的外族移民《不信你去翻翻他们的族谱》;他们是慈禧太后遗弃的孤儿。笔者不学,便有心为他们在国史中立传。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一万八千八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八千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ch)官兵四千八百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三千人;
美军司令官霞飞(Chaffee)官兵二十一百人;
法军司令官弗蕾(Frey)官兵八百人;
奥国掌旗官兵五十人;
意国掌旗官兵五十三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三千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兵(a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一万六千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十章,页二六〇~二八八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八月五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八千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之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街(一八三〇~一九〇〇),号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与论所颂。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所负责治理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二十世纪中期的国共两党,尤其是共产党,不都是如此的吗?朱德、贺龙、刘伯承……不都是从帮会出来的,至于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的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朋友,再晚生数十年,他们就是“中共”和“越共”呢!越共那一群土包子,有了新式的组织,就能打得法帝集体投降、美帝落荒而走。——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秉衡之嘎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胡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的自信了。他如真能“以兵法部勒义民”,他就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在他那个时代出现,就未免太早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一看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之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八月十一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徒,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不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六四六。)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作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八月十二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十三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见同上》
庚子年八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几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个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十八人集体自杀。——上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九十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的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4.10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末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请“势力范围”也);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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