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 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 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 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 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 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 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 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 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 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 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 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 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 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 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 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 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 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 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 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 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 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 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 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 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 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 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 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 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 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 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 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 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 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 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 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 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 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 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 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 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 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 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 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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