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暴风雨很大，两天的时间内，我就失去了用两个月时间才获得的黑色。

        让·科克托

        让·科克托住在安茹街10号。他喜欢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维克多·雨果的重孙让·雨果正是在这里见到了他：

        诗人站在他的男女崇拜者们中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想像着他的声音通过拖在地毯上的电话线蜿蜒曲折地传向对方，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摘自1994年发表的让·雨果的《回忆》］

        让·科克托正在这里向一批来访者们宣读他的诗作《好望角》。飞行员罗朗·加洛斯（Roland Garros）不仅为他的这首诗题了词，而且还为他创造机会，让他发现了在空中飞行的无限乐趣。

        诗人科克托站在一张崭新桌子的后面。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画出的花朵。他身穿黑色套装，系白色领带，在纽扣上别着一枝他人送的栀子花，他向大家保证每天换一枝。但它们不是来自巴黎，那太普通了，是来自伦敦。

        他朗读完诗作之后，征求在场听众的意见。波兰雕塑家西普里安·高德斯基的女儿米西亚·塞尔特是佳吉列夫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在戏剧演员罗兰·贝尔坦和画家瓦朗蒂娜·格罗兹的鼓励下，带头鼓起掌来。瓦朗蒂娜·格罗兹是让·雨果未来的妻子，正是她把让·科克托带入了蒙巴那斯艺术家的圈子里。身穿紧绷绷军服的军医安德烈·布勒东一言不发，科克托朗读结束后，他便离开了现场。

        这一幕发生在科克托拜会毕加索之前。从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积极创造条件。

        科克托打开衣柜门，在他为佳吉列夫的一部芭蕾舞剧准备的服装中，选择着对他此时此地最适当的服装。他最终选中了一套小丑服装：五颜六色带菱形图案的裤子和衬衣。

        他将衣裤穿好。正准备出门，突然想到在处于战局下的巴黎，穿着如此华丽的服装到处游荡一定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他在稍微迟疑一下之后，在鲜艳华丽的服装外面套了一件下摆很长的大衣，但在脚腕处仍然露出一节小丑服装。他心想，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回答说他穿的化装服装……

        科克托跳上一辆出租车，要求将他送往斯苏尔塞街。上楼梯时，他的心嗵嗵地跳个不停。毕加索将如何接待他的这位漂亮的来访者呢？服丧期是否妨碍他画温馨的画像呢？

        诗人科克托按响了门铃。画家给他开了门。诗人脱下大衣，露出他的真实面貌：浑身花枝招展。画家一言未发，他既未在面朝蒙巴那斯墓地的窗口明亮处摆放任何画布，也不取任何的画板与画笔。科克托失望了。他在后来写这件事时，自我安慰道：

        1916年，他（毕加索）希望为我画身穿小丑服装的画像。结果却是一幅立体主义肖像。

        ［摘自让·科克托的《毕加索》］

        科克托再次来到毕加索家时，后者终于从爱娃逝世带来的悲伤中解脱出来了。继塞尔日·费拉特和伊雷娜·拉桂之后，真正给了毕加索安慰、抚平他心中创伤的是蒙巴那斯的一位年轻姑娘加比。但不久以后，毕加索抛弃了这位姑娘，向普瓦雷的一个时装模特儿帕克莱特敞开了他的心扉，接着他接纳了奥尔加。奥尔加成了他的首位妻子(图47)。

        科克托耐心地等待着。由于当时毕加索的创作精力在别处，他只好请莫迪利阿尼和基斯林给他画像。

        同桑德拉斯一样，在卡朗西战役之后，穆瓦兹·基斯林也退伍了。他在波兰作家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生计。阿道尔夫·巴斯雷十分崇拜马诺鲁，他在自己家中出售马诺鲁的绘画作品。

        基斯林总是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工作服和给他在人行道上招来无穷无尽麻烦的一双凉鞋。他这些从波兰来法国时穿的衣服很快将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纪念品。他整天地无忧无虑，只顾吃喝玩乐，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他新同志的习惯，穿他们穿的衣服，性格也十分固执。战前他已经是这样的性格。1914年，他与另外一位波兰画家莱奥波德·戈特莱波决斗。没有人知道这场同胞兄弟互相残杀的原因是什么。决斗在王子公园进行，附近恰好有一条自行车训练的跑道，不少自行车运动员正在进行训练。安德烈·萨尔蒙是基斯林的见证人，戈特莱波的见证人是迭戈·里维拉。他们首先使用手枪，射击距离定为25米，每人打两发子弹。接着，双方使用马刀。基斯林从来没有使用过白刃武器，两把刀你来我往在空中飞舞，自行车运动员们中断了训练为他们鼓掌助威，观众的情绪激昂。双方的见证人要求中间休息包扎伤口。但这两位波兰人一致拒绝，愈战愈猛，持续一个小时，双方都受了伤。最后，戈特莱波的刀削下他同胞鼻子的一部分，战斗才宣告结束。满脸是血的基斯林微笑着朝观众大声喊道：“请大家瞧呀，波兰第四次被瓜分了！”

        六个星期之后，奥匈联合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是波兰的第五次被瓜分。

        在等待毕加索的心扉向他敞开期间，科克托有一天到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基斯林画室。莫迪利阿尼也正在那里。两位画家应该为诗人画像了。科克托带来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两瓶柠檬酒，因为他希望在他面前摆放静物。

        “不可能！”莫迪利阿尼果断地说。

        他不喜欢静物。

        “……但我喜欢发出嘶嘶声响的杜松子酒。”说着，他夺过杜松子酒瓶，将柠檬水挤进酒瓶内，倒上喝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最后干脆直接拿起瓶子喝。

        基斯林气得发疯。

        科克托静静地等候着。

        又过了几个星期，他高兴得发狂：毕加索决定要为他画肖像了。被一个聪明活泼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毕加索，那时候知道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吗？当毕加索和科克托肩并肩、手拉手地共同闯入大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以前“洗衣船”的一切即将彻底地被埋葬掉吗？

        他也许不是不知道。他与别人都不是不知道。这是莫里斯·萨克斯的观点。他解释了为何马克斯·雅各布和毕加索最早陷入科克托的圈套：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位精明的广告宣传员”。他们为科克托提供他所需要的新先锋思想和先锋艺术，而同时也利用科克托擅长斡旋的才能。科克托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他们就利用他的这一长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友谊仅仅是一种伪装，在友谊的言辞下实际上掩盖着深深的相互对立与鄙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有其真实的部分。很快，人们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科克托和毕加索将一起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工作。后来，画家就同诗人之间有了隔阂、有了距离。格特鲁德·斯坦讲述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故事。一天，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接受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谈话涉及了让·科克托。毕加索郑重其事地讲：这个人在巴黎很有名，所有时髦理发师的工作台上都摆放着他的诗。

        法国的报纸发表了这篇采访谈话，科克托看到了。他千方百计要找到毕加索，让他就他的谈话作出解释。毕加索避而不见。为了扑灭这场可能毁坏其名誉的大火，科克托向一家报社宣布使用如此言辞攻击他的人不是毕加索，而是毕卡比亚。不幸的是，毕卡比亚进行了辟谣。科克托转身又向毕加索堡垒发起了进攻。他要求画家出面驳斥毕卡比亚的言论，但毕加索仍然保持沉默。

        不久以后，毕加索和他妻子去剧院看戏，恰巧遇到科克托的母亲。这位母亲请求毕加索宣布在西班牙诽谤他的儿子的不是他。毕加索的妻子非常同情这位可怜的母亲，回答说毕加索的确没有使用那样的言辞谈论过让·科克托。

        这样一来，诗人放心了，他们之间有关这次采访引起的纠纷总算平息了。

        然而，不久以后，新的乌云又开始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20年代毕加索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下起了毛毛细雨。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十分厌恶科克托的《屋顶鳏夫》。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毕加索明确地从政治上站到了左派一边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暴风雨般的尖锐对立。随着战争的来临，他们之间的暴风骤雨也爆发了：有点儿神奇般地成功躲避了被清洗的科克托走得更远，他竟然公开向阿尔诺·布里凯表示效忠……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毕加索虽然也不拒绝他登门，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对科克托持此态度的不仅是毕加索一个人。弗朗索瓦兹·吉洛曾经讲过：他和保尔·艾吕雅在马赛附近的圣特罗佩Saint-tropez，法国马赛附近圣特罗佩海湾的海滨浴场。时，有一条游艇开来停靠在塞内基耶家门前的港湾，科克托从游艇上下来。从来不喜欢他的艾吕雅对他十分冷淡。在科克托一再坚持下，艾吕雅冷冰冰地同他握了一下手。握了总比不握好嘛。这都值得科克托将它吹嘘为艾吕雅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毕加索从未对他热情过。1952年艾吕雅去世之后，毕加索的态度有了少许的改变。

        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克托在蒙巴那斯很红，还有另外一个诗人和他一样红，而且持续的时间或许还更长。他也是既写诗歌，也写小说、戏剧，其天赋多种多样，尽管他也十分擅长讨好沙龙的女士，但没有费多少精力就打入了文学艺术先锋和时代精英的圈子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何人呢？他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从1916年起就认识了。起初，他们的关系中始终充满着怀疑与不信任。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写给毕加索的信中说，他与科克托之间的关系稍有好转。这是因为年轻的科克托于3月份写的信中，完全拜倒在阿波利奈尔脚下的原因吗？

        我向您保证咱们将共同工作，而且我过去就一直确信咱们的交往不会中断。请原谅我冒着别人认为“这位年轻人极力在为自己的前途铺垫”的危险一再坚持。我如此勇敢地、郑重地向您请求恢复咱们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哪怕是您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到高兴，就像经过乔装打扮的泥瓦工遭遇到另一位高手，并且察觉到对方持保留态度，仍然敬佩他一样。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

        或者可能是毕加索的干预呢？据科克托讲，是毕加索坚持要求他们两位诗人见面，并且互相合作共事。

        我为我们如此重要的见面深感欣慰，也对毕加索全心地希望咱们和好非常高兴，他经常讲“但愿您与阿波利奈尔能够相亲相爱”。

        ［摘自1991年发表的让·科克托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通信录》，1917年4月13日的信件］

        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之间的关系有高潮也有低潮。科克托抱怨阿波利奈尔认为他是个“可疑人物”，阿波利奈尔怨恨科克托企图夺取他取代马克斯·雅各布在毕加索身边的地位的可能性。说到底，是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说中的故事，不断地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阴影。

        时间在流逝。科克托宣布要夺取处于战争期间的巴黎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目标是在巴黎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巴黎城市本身。这就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从前占据，而随着他去世放弃了的那个位置。他们之间多年隔阂与纠纷的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如果阿波利奈尔活着的话，科克托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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