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有了，荣辱在哪里？丹麦童话公主的困惑，是人生价值链中最高层次的困惑。

        丹麦童话公主

        醉酒当歌钟图洛

        可控人生核聚变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案例提示：

        孟若蕴是位三十二岁的女士，云南昆明人。1990年，读大学二年级时孟女士退学，与先于她两年移居丹麦的丈夫结婚。在丹麦，夫妻二人艰苦奋斗，终于开了一家汽车旅馆，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安定生活。按说孟女士在出国之路上是令人羡慕的成功者。但自从她1997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后就变得魂不守舍。2001年她说服了丈夫，回到中国，来到了新东方。

        她的问题是：继续读书，还是干脆不读？去加拿大，还是去美国？

        公主的降临

        马年春节之后，一个朋友介绍他太太的妹妹来找我咨询留学问题。我以为是一次寻常而重复的谈话，没想到，在黄昏中出现在我面前的，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丽公主，清秀新颖，恍若如梦地飘落到了我的办公室。

        她的纤体，穿着幽雅的时装；她的玉肤，衬着璀璨的珍珠；她的四周，浮着袭人的芬芳；她的眼睛，对我忽闪忽闪，无声有声，好像星星从天上俯视人间，好像明珠在深夜浮出海面。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朋友说他的妻妹已经三十二岁，但我眼前分明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看着她的女性魅力大放送，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的嘴巴有没有合拢，已经记不得了。

        我说：“我只和绝望的学生谈话。像你这样让别人绝望的人，就不必浪费我的时间啦！”

        我的话蕴涵着对她的赞美。孟若蕴本来若有所思的幻觉似的眼睛刷地亮了起来，她兴奋地说：“徐老师，谢谢你啦！不过这正是我要找你的根本原因。我正是一个绝望的人。你有多少时间给我？”

        说完，她撩起袖子，瞅了瞅她戴在右手腕最新款的蓝宝石劳力士时装手表。我承认，我挺庸俗的，居然窥测别人戴什么手表。

        “你到底能给我多少时间？”她再次追问，“要不我们一起吃饭？”

        我心里显示的信息是：“能和你这样的美女一起吃饭显然是我的梦想。”但嘴里输出的词汇却成了：“对不起，我还有其他的安排，我们赶快谈你的事情，吃饭的事情就免了吧。”

        孟若蕴居然要请我吃饭，可见她的问题很严重！

        夜色渐渐降临，笼罩着我的办公室。白日无声无息的灯光渐渐显示出它无所不在的喧嚣，城市开始透明而浮动起来。孟若蕴娓娓说着她的人生故事，徐小平陷入了沉思……公主的离去孟若蕴一个多月前刚从国外回来，专门到新东方学英语。我问她在哪个国家定居，她告诉我是丹麦。难怪她四周浮动着异国风情的芬芳呢！可她却说：“特别小，特别没意思！”

        孟若蕴老家在昆明。1990年春，她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在一个亲戚的撮合下，认识了先她两年从国内移居丹麦的华侨。孟若蕴轻率地退了学，草草地结了婚，匆匆地去了丹麦。一去十年。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就知道她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说：“连大学都来不及读完，就离开中国去结婚，显然你的问题全都出在这里！出国为什么要那么饥不择食呢！”

        “那个时候大家都想走嘛。哪像现在，人人都想回来！”孟若蕴哀怨地说。好像国家搞得这么激动人心是个什么美丽错误似的。

        1990年能够出国的人，当然是幸运的人。丹麦虽然那么遥远，但她那时的想法是离中国越远越好。那里不仅有黄油、羊角面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那里还有等待她去结婚生孩子的孟尝君--是我给她的丈夫起的雅号。二十岁的孟若蕴，带着少女如梦的憧憬，飞离了四季如春的云南，飞到了一年四季能够冻死卖火柴小女孩的丹麦，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海外生活。

        孟若蕴没想到，当有朝一日她回到这片当年急欲抛弃而后快的土地时，产生了人生最大的归宿感危机！

        在丹麦，孟若蕴和丈夫携手奋斗，两个人硬是赤手空拳开拓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经营着一个不错的汽车旅馆，过上了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不用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谁说温饱必然思淫欲？中国的知识青年，温饱之后其实首先想到的是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知识层次。十年之间，孟若蕴完成了生存奋斗，孟若蕴获得了丹麦国籍，孟若蕴得到了经济保障，孟若蕴和丈夫的感情从激情澎湃到心平如镜到最后进入平淡如水。她毕竟已经三十二岁了！

        这对女人是个危险的年龄。

        “在丹麦的生活，物质上确实不错。但精神生活就枯燥死了！天天惟一可以反复看的人就是我老公。但老公惟一的乐趣是等待客人光临。一看见客人他就高兴--不是因为‘有朋自远方来’，而是因为有‘钱’来自远方。客人来了，也没什么话说。哎呀，烦死人了！”

        孟若蕴把她的眉头锁了起来，像银行保险库的门那样沉重，使得本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岁的她，突然间变成一个中年妇女，一下子苍老起来！她的表情，变得无比焦灼紊乱。焦虑向她袭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孟若蕴焦灼，必有切肤之痛。我心里的预测得到了证实。我的心，等待着为她酝酿伤悲。

        我看见：在那遥远的丹麦，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旁边，霓虹灯闪烁着一个巨大而孤独的M标志--孟记的Motel。汽车像星外人的飞船，在孟记Motel的门口无声地穿梭。偶尔有一辆车，像陨石一样落到了他们的前台，走出汽车的客人，说着火星人的语言，做着火星人的姿势，走进房间去干火星人该干的事。留下的货币，可以在地球上通用；但带走的喧哗，又使这里变成了广寒宫。男人没有事业就没有魅力--孟尝君看见太太身上日益闪光的服饰，心里暗自钦佩自己，回过头来继续等待火星人的降临，好为他的女人买更多的名牌商品。女人没人欣赏就不算美丽--孟若蕴瞧瞧镜子里面极少获得他人夸奖的姿色深深感到生活的无聊，低下头反复思考这样的日子到底是幸福还是苦役，到底是自由还是囚禁。

        她从1997年第一次回国，从此一回而不可收，每年都要回来两三次。在云南，她看见那里国际博览会后彻底改变了的城市形象，又去了深圳、上海、北京，陷入了巨大的空虚。她产生了一种被生活欺骗了的感觉。难道自己过去十年白活了！她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回到国内，重新体味那种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获得的火热的人生感觉，重新寻找少女时期就埋藏在心里的那种梦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所谓价值，就是社会价值。在丹麦这样的地方，中国姑娘孟若蕴，除了做点开旅馆卖火柴这样糊口谋生的小买卖，是无法实现她所认同的社会价值的。

        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爱自己的国家更加不需要理由。巨变的中国、繁荣的故乡、沸腾的土地、富足的伙伴，已经给了孟若蕴许多理由！

        “在丹麦，你就是每个指头上都戴一只劳力士，也没有什么意思。谁也不认识你。异国情调其实看上个把月就足够足够了，没有必要一体验就是十年，再体验又是十年。我想回国！”

        孟若蕴如梦似诗的眼睛看着我，简直令我害怕--我怕她在极度空虚中，把我当作她的祖国而爱上，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我自己常常产生的幻觉而已--我怕我的道德意志，顶多能够做一个姜太公，而达不到柳下惠的先进水平。

        我用手在她眼睛面前晃了晃，把她唤回到现实中。我说：“别呀，你老公还在丹麦的旅馆开着空房间等你呢！客人不多的时候，你们肯定可以天天睡司机套房、吃奶酪。瞧，谁也动不了你的奶酪！多棒埃”我像父亲一样，对这个迷路的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

        公主的失落

        现实是残酷的。三十二岁的孟若蕴，虽然看到了后半生在中国寻求自己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向和目标，但是，她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实并不容易。贫穷的祖国母亲并不缺乏人口，她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孟若蕴出国十年，丹麦不想呆了，但中国也未必需要她。

        她只有一年的大学读书经历，连个专科生、高职生都算不上。这种学历的人在这个年龄，加上是从国外回来的，能够做什么呢？她愿意做的工作，工作不愿意她做；工作愿意她做的，她不会愿意做。左右为难啊！这就是邯郸学步的现代经典注释。

        于是她想到了读书。但是去哪里读呢？回国读，读什么？在国外读，去哪里？学什么？假如前十年她的人生道路走错了的话，现在是再也不能承受任何错误选择的后果了。否则四十岁的她，一定会提前进入更年期。

        最要命的是，因为生活在丹麦，虽然她的丹麦德语能够读得懂安徒生童话，但却不会说英语。不会英语的海外华人，不仅走向不了世界，其实也难以回到中国。这也是她要命的困境之一。于是她决心卧薪尝胆学英语，从丹麦来到新东方。她决心学完英语读一个英国或加拿大的本科生，“据说有一些大学提供四年就能完成本研联读，四年，就能获得硕士学位，专业主要是经济学或管理类”，所以她来找我咨询。

        “徐老师，我要你给我一个主意，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去加拿大？还是英国？是继续读个书，还是不读？”

        三十二，加四，等于三十六。我在心里测算着，最后摇摇头：“别读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项目不适合你。”

        “那你说我怎么办？”孟若蕴焦灼万分地看着我。

        “让我想想。”我自信地思考着，“我一定有绝招，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我一定能给你带来生命的转折。”我沉重地点头低语。开始为她的前途炮制配方。

        公主的复兴

        经过深思熟虑，我对她说：

        “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回国发展，并且你老公也同意，我就坚决支持。对你来说，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国人，出国只是为了回国。你们出国已经很长时间，已经实现了出国所包含的各种价值。能回来就早点回来。该回国时不回国，出国就变成了出家。就像你现在这样：在中国有国无家，在丹麦有家无国。成为一个国际边缘人，永远在中丹航线上来回飞翔，灵魂永远不能着陆。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得来的。这个国家并不需要你--你既没有为回国通过专业与技术上的提升，你也没有为回国做好精神和文化上的复习。你的学历太低，没有人会雇佣你--雇佣你的人肯定不会是好东西。我反对学历本位主义，但你这样既没有学位也没有技能的人，回国怎么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呢？所以你就会走投无路，倍感挫折。

        “在国外这么多年，你们除了开汽车旅馆，还会什么？回来开汽车旅馆、大车店、骡马市、潘家园？死了这条心吧。在中国做生意，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如果不懂中国特色，你如何对付得了地痞流氓和领导干部啊！在丹麦十年，安徒生的童话看多了，你自己就成为一个童话主角，中国的故事就不会说了。没有学历，回国固然做不了专业工作；而没有中国经历，就连低档生意也做不成！

        “考虑到你以上这两个缺陷，再加上年龄因素，我建议你回国‘留学’！”

        孟若蕴倒吸一口气，睁大了眼睛，半天不说话。最后，她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徐老师，其实我也这么想过，但所有的朋友熟人，包括我老公，都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说从来没见过中国人来中国留学的！”

        “谁说你是中国人？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啊，你是丹麦人！”我严正指出这一点。

        “你是丹麦国籍，这不可怕。但你的中文极其流利，这就很厉害。祝贺你出国这么久还没有忘记中国话！中国的名牌大学，为了走向国际化，正在大力招收外国学生。北大复旦都有类似的项目，费用也不贵(贵了谁来呀)，入学也不难(难了谁考啊)。假如你想回国生活，丹麦护照没有意义，但如果回国读书，丹麦护照就保送你进入这些大学--这可是‘废物利用’啊！

        “用这种方式，回到这个被你离弃但现在又想复归的土地，在这里完成你的学业。因为你中文好，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学位，得到一个你在国外用好几倍的金钱和时间也未必能够得到的名牌大学学历和中国本土经验啦！一举两得。而且没有丝毫语言障碍。你们简直赚死啦！那时候的满足感，可能会相当于汽车旅馆天天客满。

        “如果不回中国，而是去英国加拿大留学，至少有下列几个不利之处：第一，对你而言中国文化会越来越生疏。既然你最终还是想回国发展，那么就不要南辕北辙。如果三十二岁上又要在国外继续居住四五年，你离中国梦就会越来越远，最后在文化上彻底和祖国离异。那时候你真的是想回也回不来了。

        “第二个不利的地方是：在国外学的专业词汇全是英文，将来回国，你根本不知道相对的中文如何说，如何谈得上使用？什么是对冲基金，什么是衍生工具，什么是二律背反，什么是Four Play？Four Play就是打麻将啊，麻将是不可以玩3P的。到时候你会处处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火星人。在丹麦，你住在火星上，在中国，你成了火星人。这是什么人生！

        “第三个坏处是：你从来没有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工作经验。一般的公司不会要一个没有经验的成年人。但如果你在国内读书的话，你可以边读书边找一个好地方去实习，这样毕业的时候，工作出路问题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样，快则两年，慢则三年，你就可以完成学业，实现你的就业，重新定位你的事业，在中国热土上，重新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土地，重新找到你的自信，加入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大军，重新确立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到时候，你的魅力在中国就可以大放异彩了，杨澜、倪萍、吴士宏这几个大娘，哪里是你的对手啊！祝贺你！”

        我和孟若蕴热烈握手。孟若蕴丹麦一样冰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昆明的春风。

        她站起来和我热烈告别。我所期待的她说不定会和我拥抱的事情也并没有发生。但是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哥本哈根吗？”

        “知道呀，怎么啦？”

        “我们的旅馆，就开在哥本哈根……”

        我抢过话头说：“是吗，那下次去丹麦一定要招待我们氨“……三百六十里的地方。”

        她接着说：“徐老师知道哈根达斯吗？”

        “知道啊，怎么啦？”

        “我们的城市，就叫哈根达斯，那里接近北极圈，冰山很多，但冰淇淋的没有。”

        我大惑不解地看着这个女孩子，她居然不哭！而我，听说这个离哥本哈根三百六十里而且并不出产甜蜜冰淇淋的哈根达斯小镇，眼泪已经在我的眼中盘旋了。

        我看见，她和她的孟尝君，半夜三更起床点钱。他们点啊点啊，眼睛里慢慢出现了天堂的温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着了那弱不禁风的火柴。除了这么一点点虚幻的亮光，周围是无边的寒夜。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么一个美丽高雅、热情活泼、聪明向上、潜力无限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就这样度过她的一生？

        孟若蕴和我握握手，向我告辞。夜色中，她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梦一般离去，正如她梦一般地来临。但我似乎看见，在这个公主的身后，尾随着一个阴险的女巫，要剥夺她的幸福生活、要吹灭她的火柴。这个女巫，其实就是滥觞于80年代、式微于90年代、但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出国集体无意识。

        为公主的思考

        我为孟若蕴提供人生设计，也许是独特的；但孟若蕴的人生问题，却带有普遍性。这个普遍问题是时代疾病，可以归纳如下几点：1、中国的巨变，使得出国人群的幸福比较体系和心理平衡机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巨大，许多人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孟若蕴只不过是这个落伍的队伍中，一个毕竟想挣扎着赶上来的人。孟若蕴的经济地位，是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但孟若蕴又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中国知识青年。她感到的失落，是典型的温饱之后的精神贫血。对于这80年代出国的中国海外人群，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某种形式的回归，不仅是事业和金钱的出路，其实更是精神与心灵的归宿。

        2、出国人群失去的，往往不仅是中国机会，还有中国就业所需要的经验学历以及中国创业所需要的文化传统。缺少经验学历，尚可以苦读弥补；离弃了特色传统，则成为文化边缘人，在哪里都感到生疏。我为孟若蕴做的设计，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危机，包含“学历和文化”这两种滋补品。让她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事业和人生的家园。

        3、无论是美德还是陋习，反正中国人走遍天涯，都永远惦记着自己的故土。尤其孟若蕴这样改革开放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中国为他们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灵魂归宿。以世界为舞台的中国新一代人类，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往往有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的世界观：他们走向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舞台，而不是把舞台当作自己的世界。走出去，接受并回国传播西方文明，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世界，还是扎根于华夏大地。否则，把对西方文明的摄取变成对于西方文明的享受，就会产生出国意义的迷失感，产生出国价值的危机感。就像孟若蕴那样。开花的意义是为了结果，出国的价值在于回国。

        孟若蕴在三十二岁人生危机的时候遇到我，我感激她来找我，使她有可能为她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机会。否则，再次振奋翅膀向远处飞行的她，会离她向往的神州越来越远，指不定会飞到哪个宇宙黑洞里去呢！而她身上的火柴，肯定就不够用了。

        ◎俞敏洪点评

        孟若蕴的问题，既有哲理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她的故事给我的启发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心灵的幸福，而不是任何身外之物。孟若蕴美丽、有钱、在国外定居、有劳力士手表和外国护照、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但她却非常不幸。为什么?因为她失去了生命的根。

        从技术性的层面讲，假如她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可能已经进入了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社交名流，并且和她老公离了婚；假如她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大学学历，可能她就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满意，满意的教育，必然会有一个满意的事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孟若蕴的问题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她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集中在这里：高等教育没有完成，在国外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回国来甚至连做个专业人士的资格也没有；如果她没有钱，那么她的烦恼可能就不是寻根，而是生存，但偏偏她又很有钱；如果她的老公没出息，她倒可以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嫁祸于他，和他离婚了事，但偏偏她的丈夫又相当不错，而且对她很好；如果她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她也不会烦恼，因为人生还可以继续浪费和赌博；或者她干脆是四十来岁，她的心态又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要改弦更张已经很难，所以也就不烦了，因为烦了也白烦。但她偏偏处在三十二岁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这造成她欲行难行的困境。我没有见过孟若蕴，但是，假如我不是认识推荐她来见你那位朋友的话，我真以为这是文学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呢。

        孟若蕴现象反映出一个不断被忽略却是要害的问题--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出国的浪潮中，她回来寻找根基和土壤，寻找她三十岁的人生。为此，她要把自己重新移植和定位。如果说她今天的生存状态是由她二十岁出国时决定的，那么她在三十岁时为自己重新定位，就不能再出差错，否则到了四十岁还会像她现在这样，绝望而不美丽。

        小平根据孟若蕴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她最好的扎根土壤是中国，我以为这是“中国机会论”的一次典型的应用，这一理论是小平在新东方一贯宣传的。我完全同意小平对于孟若蕴所做的人生分析和设计。我坚信她会根据这一设计，迅速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和人生的根基。

        幸福感、成功感、满足感是一种对比。有对比而知不足，有不足而痛苦，有痛苦，就上下而求索。成功之后的再次求索，如同第二欢长征，会带来更多的牺牲与痛苦。这就是其实已经很成功、很幸福、很满足的钟图洛在世纪之交的人生宿命。

        案例提示：

        钟图洛先生三十五岁，北京某中央媒体处级主任记者。钟先生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村做中学教师，几年后考上上海师大历史系研究生；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钟先生一路窜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但他不但没有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

        2000年底，他向徐老师提出的问题竟然是出国留学。被徐老师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他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一去不回头。

        2001年11月，失踪了一年的钟先生打来电话，事情似乎有了新的转机……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初次见到钟图洛先生，是在2000年底，一个朋友介绍他来采访新东方。钟先生三十五岁，在中央一家著名媒体工作，是“处级”主任记者，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中年自信男。很快，他写的有关新东方的文章在中央媒体上发表了，反响很不错。

        看了他的报道，我给他打电话致谢。没想到，他说要请我吃饭，约我到一个比较隆重的地点。到了饭店，我正一边寒暄，一边揣测他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竟向我说他想留学。

        钟图洛看上去怎么也有三十大五了吧？在中央媒体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想留学？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不在焉地问：你的英语怎么样？他说：我的英语不如这个服务员。他指指饭店里面一个正在招待老外的女服务生。这并不是一个涉外饭店，服务员并不需要会说英语。那个女孩其实只是把菜单上的名字用拼音把它古怪地发出声来而已。我哈哈大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留学和你无关！好好在国内争取个副局、正局的当当、多写点有偿新闻、好好过日子得啦！

        中国充满了机会。能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在国内好好发展。不留学，也可以取得留学所导向的成功。这是我在新东方从事咨询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于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留学不再是寻求前途的手段，而只是一个提升个人境界、升华个人素质的途径。而为了这个目的，在留学的时间、方式、国家这些因素上，个人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选择。

        我认为钟图洛是国内发展的成功者，他也许确实需要通过留学提升自己。但决不要通过托福、GRE这样的激烈竞争的路实现留学目标。更不要只是为了留学而留学，结果放弃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对他这种岁数到中年、事业在中途、家境属中产、英语考中下的人，如果不把留学问题想清楚，整个过程对他有可能是一次破坏性实验，弄得不好非常可能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所以，面对他的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第一次对话就这样泛泛地结束了。我想他已经被我反对他留学的冷漠所温暖，不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吧。我高兴我又成功指导了一个人生。没想到过了几天，钟图洛再次约我出来，要和我“深聊”。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问题了。

        我和别人的交往，具有一回熟、两回深，三回就会成为知己的能力。第三次见面，他已经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那天，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听了他的故事，我心潮澎湃，陷入了沉思。

        历史久远的人生奋斗

        钟图洛出身于福建一个平民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外省一个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个山村做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地位在这里有多高？不超过北京女孩子眼中的一米六零(这似乎正好是钟图洛先生的身高)。一个一米六零的男人在北京姑娘眼中大概是特等残疾人吧。而一个中学教师在钟图洛先生任教的乡村，在女方看来，也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不管他多么智慧高大英浚钟图洛告诉我，年轻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但是诗歌小说并没有给他换来金钱与美女——它们至今还在继续等着发表呢。在乡下勤奋工作了五年，他已经二十六七岁，面临父母日益沉重的要他传宗接代的压力，他瞄上了一个女学生。和女学生谈恋爱，是当地教师结婚的最佳途径。他告诉我，由于教师结婚难，所以他们不得不瞄准班上的少女学生。这样感情可以从对方的启蒙时代开始培养，让他们意识到人民教师的伟大崇高和可爱，到了女子十八岁毕业时，往往生米煮成熟饭，家里反对也就来不及了。

        但是钟图洛比一般倒霉的中学同事还要倒霉。等到他这锅生米即将煮成熟饭的时候，女方父母双双拿着上吊绳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从而挟持了这个女孩，把她配给了当地供销社一个营业员。

        “在当地农民心目中，营业员的地位比教师高。营业员至少可以买到便宜的煤油和红糖，而教师呢？什么也没有。”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知识男性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钟图洛决定离开这里，于是开始考研究生。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理论上还是处男的他(待考)，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是钟图洛人生一次了不起的转折。

        三年后，把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洒在这个硕士文凭上的钟图洛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他现在供职的这个令人尊敬的中央媒体。这是90年代初期，他已经接近三十了，正是男人一生第一个压力的高峰时期。分配到中央媒体，对于赤贫的父母和乡村教师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对中央媒体的地位构成竞争和挑战，也没有什么社会群体能够与中央媒体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媲美。一个一米六零、三十不立、来自赤贫农民家庭的知识男性，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好好干吧！

        这个感觉，推迟和冲淡了他必将面临的人生危机感。

        突然发生的人生危机

        90年代开始的那几年里，钟图洛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得过好多新闻和媒体的奖项，赢得了很多读者和同行的尊敬。因为他的成功，领导一路提拔他，没过几年，三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是单位里的处级干部。在他的同事中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幸的是，就在他埋头奋斗的这么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社会的就业观念、成功观念、当官意识和各种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居然传出来一种社会笑话：宝贝儿，别哭啦，再哭长大了让你做局长！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在钟图洛拼命沿着体制内的阶梯往上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社会价值的造山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他的身边。他以为他攀登的是人生惟一的珠峰，而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的大路，千千万万条。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裂变。

        他的人生危机，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成为正处级，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成就感中，没想到，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梦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的痛苦，首先来自于他太太的痛苦。太太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婚后不久就替钟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了，太太的产后忧郁症也随之而来。太太产后忧郁症的特点是：成天闹着要出国，今天说这个去美国留学了，明天说那个去马达加斯加学马语了，后天又说他们同班的某某同学现在炒股赚了大钱，大后天呢，不让他上床不用说，还用另外一个做房地产发了大财的熟人来“激励”他，其实只是让他恶心恶心，以消灭他的性欲。太太的抱怨，使得钟图洛感到太太对他产生了信仰危机和婚姻危机：嫁给你是个历史性错误。嫁给你简直还不如嫁给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呢！

        夫妻生活陷入了低潮。但是高智商的钟图洛迅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这个危险感来自于他对自己同学们的一个横向比较。读研期间的许多同学，毕业后并没有像他这样执意要进入传统的官方单位，而是去了外企、私企，甚至还有干个体的。几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非传统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其中有个家伙，毕业后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一个硕士，居然摆了一个小书摊，曾经成为大家鄙视嘲弄的对象。但他胸怀大志气，心有宏图，一边练摊，一边编书，最后做儿童图书发了大财。当年被他们夫妻俩在作爱时取乐嘲笑的对象，现在却成了他太太不和他作爱的原因。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的一个时期。邓小平面对“苏东波”在为中国的未来思考新的方向；徐小平在孤独的加拿大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何去何从；俞敏洪放弃北大教师职位开始在中关村开启“新东方”的黎明……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商业和市场的舞台，知识和才能取代关系与后门，赋予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知识分子们巨大金钱和荣誉的时代，已经光荣来临！

        追着这个时代巨轮前进、踏着这个时代节奏的人，很多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时代标志。而所谓的“失败者”们也没有时间哭泣，他们洗去了眼中被父母指着鼻子戳出来的眼泪，擦干了脸上被老婆叉着手指抓出来的血迹，在无穷无尽的机会面前，再次扬帆远行，继续追求成功的梦想和金钱的渴望。

        假如社会不产生说不清是私营国营还是三资企业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假如没有留学归来成为科学富翁和政治红人的陈章良；假如没有离开北大创立新东方的俞敏洪；假如没有以技术和概念获得亿万财富的王志东、张朝阳；假如没有钟图洛那些当年被人瞧不起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同学们；假如没有她太太认识的那些一天消费超过她一年储蓄的新型富人们，钟图洛先生是不会在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的时刻，突然感到巨大失落的。

        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事实，国民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每个男人女人口袋里叮当作响也是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北京、上海、广东据说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已经获得和拥有了发达国家同等阶层可比的经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像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今年科长，明年处长，后年负增长。

        当他从机关里苏醒过来，佩带着处长的绶带走到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时候，他发现他手中的这个金牌，在市场上的价值甚至都不如一个铜牌。它再也不是令人羡慕向往的惟一标志了。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直奔四十的中年男人了。

        他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

        不适应则失落的无情现实

        没有不能改善的人生，没有不能走出的困境。这是我在新东方天天告诉我的学生们的一句话。

        钟图洛的人生应该怎么改进，钟图洛的困境应该如何走出？

        因为钟图洛已经和我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了。作为朋友，我给他出主意的时候，就非常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于是我说：

        “我个人并不鼓励你出国。你的英语不好出不了国，出国也是受折磨。人人都说留学好，就是英语学不了。我觉得出国留学对你不适合。如果你一定要出去，托福考不到600以上，别来烦我。

        “虽然作为体制中的人，你感到并不满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中央媒体的主任记者，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出国，你能做什么？从扫地做起？别操蛋了。我在美国是扫过地的，并不浪漫。把一生积累的尊严放在扫帚和垃圾桶里，已经不是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必要了。

        “你的出路，我看最好是立足于本土，充分发挥和兑现你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关系。你的这个经验和才能，只要放在合适的平台上，拥有百万美金的价值。

        “其实作为一个资深记者，要改变职业其实相当容易。市场经济最需要的就是‘市朝——Marketing。Marketing，就是把经济信息传送给每一个潜在的市场客户。而你的这个媒体经验，正好就是市场最最需要、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的金库。

        “中国制造业世界一流，成了世界工厂。但是中国人读的畅销书、买的高档杂志、看的DVD、听的CD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是港台和国外创造的。中国的文化产品非常落后。从事文化制作传播，也是你成为千万富翁的绝对优势之一。”

        “祝贺你！”

        我见他兴奋起来，就趁火打劫地问他：“你能去找你那个‘他妈的’在外企做公关经理的同学，求他在他手下做一个媒体或市场助理吗？”

        “不能。”

        “你愿到那些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市场调查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公司、网络媒体公司以及任何一切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卸下处长之尊，去向他们申请一份工作，‘不管报酬多低我都干吗’？”

        “不能。”

        “你敢辞去单位的工作、放弃处长职位吗？”

        “不敢。”

        “你知道如何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你会自己创业吗？”

        “不知道，不会。”

        机会面前，钟图洛其实未必能够把握。多年来养成的官僚习性，是他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背着这个十字架，他很难在新的人生舞台上长袖善舞，而必然在走向新生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他不会舍得放弃也不应该随意放弃他那来之不易的位置。但是不放弃，他就很难进入人才市场，勇敢地去兜售自己的肌肉、展览自己的皮肤、显示自己的力量、叫卖自己的价值。市场上，人才就像建材，需要购买者挑癣试用、遗弃、保留。钟图洛能否经受得住这种无情的甚至是羞耻的被选择程序？——这个程序，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时代重新赋予知识分子和各级人才真正个人价值和尊严的途径，也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惟一畅通的人生大路——然而，这却是钟图洛他们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中度过半生、获得一切的钟图洛，如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新的思维、新的语境和新的工作方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人们根据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迅速让自己适应市场而不是让市场适应自己。鱼在岸上必死无疑，鸡在水里肯定也无法存活。钟图洛是否能够羽化登仙、脱胎换骨，在中国大地上做一个左右逢源的两栖动物？

        肯定不能。因为，新的价值体系给你带来的虽然是新的价值。但是，要获得这个巨大的价值，人人都必须经历巨大的挑战和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和取胜压力的。

        钟图洛的痛苦，与其说是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不如说是潜意识里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的痛苦。作为一个处长和主任记者本身不是痛苦。痛苦的是这个处长和主任记者实际上并不具备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一旦改革的春风吹进这个中央媒体的深宅大院，钟图洛就会发现，自己在三十多岁最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如果不迅速更新和充实自己的话，非常有可能——其实已经正在成为时代淘汰的对象！换言之，他真正的危机感是，意识到即使不离开体制，如果照这样子下去，在体制内的好日子其实也不多了！我想，这个痛苦，才是钟图洛他们真正的痛苦与真正的危机！

        我说：“中国的机会非常多，非常多。但你必须重新改造自己。这个改造表面是要学习和掌握西方市场意识、管理意识和提高英语能力，内里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做一个现代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代新人崛起的时候，许多人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只不过你我既然相识，我就不能让你淘汰，我就不能让你沉没。我本人，是从四十岁改行，从一个失败的音乐人，变成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你比我年轻，我想你一定能够和我们一起，把握机会，中途崛起，人生从四十开始嘛……”我还想继续给他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蓦然回首，钟图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从那以后，钟图洛就没有和我再联系过。我想我可能动摇了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也就触及了他的尊严。可能他不愿意理我了吧。不理就不理。你中央大报又怎么样？难道没有你新东方就不能见报吗！妈妈的。我很委屈。

        一年之后，2001年12月，钟图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又是要约我见面。

        原来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推出一个项目，为中国政府官员联合培养MPA，在清华读一年，然后到哈佛读一段时间，获得哈佛的MPA学位。钟图洛非常想得到这个机会，来找我寻求如何申请和竞争的主意。

        我心里非常高兴。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造和提升它的官员队伍。我知道，各个省市政府，都有把自己的中层干部送出国学习的计划。我见过许多三十左右的处级领导，他们拥有政府工作丰富的经验，想大大施展一番自己的才能，经过脱产一年左右的出国、或者不出国的专业学习之后，成为一个能够领导一个群体、一个部门，创造一番事业的开拓型和未来型人才。留学，或不留学，只要保持不断学习，个人素质就能得到提升，思想观念就会发生更新。人才，就不会被时代淘汰！

        国家和政府开始让它的干部队伍有系统有计划地出国留学，有计划地让它的人才队伍更新知识和观念，这是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钟图洛到底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一举进入清华和哈佛，我已经不是特别担心。一方面我相信他能；一方面我看到，只要钟图洛这样的中年精英、中层干部、中产阶级，有了知不足而后学的动力，有了对于现代价值奋起直追的激情，有了更换自身意识和观念的强烈渴望，有了代表未来的人生目标，不仅钟图洛他们的人生必将有幸福的升华，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就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好消息！

        ◎俞敏洪点评

        人们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人们的生存状态随之发生变化，并产生了差别。钟图洛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感受到周围的变化和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在变与不变之间的选择举步维艰。

        三十岁以前的人背负的历史不多，痛苦也不多，改变自己比较容易。而一个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人再遇到痛苦就显得很沉重，从很多失败中获得成功的人对于已经拥有的成功非常珍惜。这就构成了人才发展的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以往的成功来之不易，需要加以珍惜，另一方面要想继续发展，就要抛弃以往，包括以往的成功。这样的人，尤其是小有成就的人在面临选择时往往会患得患失，因而失去了先机，而他们拣到的往往都是些过了时的残余，等到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已经抓住了机会，而自己却错过了，就会感到失落。

        我认为钟图洛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坚持原来的生活，坚持已经得到的东西，过一般老百姓眼中还不错的生活，像他这种人一般都能做到这一点，再说这种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也算是“中产阶级生活”吧。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摧毁自己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去实现他看到的成功人士的生活，但这是一种可怕的挑战，他必须要有斩草除根的精神，彻底抛弃他原来的生活。凭我个人的经验，在抛弃过去面对未来的时刻，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只要有勇气和自信，生活必然是光明的。姜太公九十岁扔掉鱼竿当了宰相，摩西奶奶八十岁成了大画家。

        先放弃才能够得到，想先得到再放弃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痛苦就在于得到的时候就必须失去，这时价值判断体系就起到了作用，如果你的价值判断体系落后，那你的选择就会出现问题，“中途落”的失落不仅是在人生中途，更是在价值的中途。人生的调整就是世界观、价值理念的调整，如果价值取向不调整，人的生活永远也调整不了。

        并不是说一个人非要跳出体制才能干出大事，很多人是在体制内做出大事情的。适应体制和改变体制的能力，也是人才的伟大能力。假如钟图洛有这种能力，其实他就不会中途失落。任何一个环境都像是一片水域，关键是你能不能成为水中的鱼，如果这个水域不适合你，那你就应该换到到另一个水域中去，要不然你就得适应这个水域。比如在美国热泉地区的水温是80度，但是那里的鱼还能活下去，就是因为这个水温是在很多年慢慢变热的，鱼适应了这个水温。

        在目前的中国有两个水域，体制的水域和市场的水域，这两个水域的生存条件和要求具备的能力几乎完全不同。钟图洛的失落，可能就是在这两片水域中间彷徨的痛苦吧。何去何从，还得他自己选！至于他的痛苦，我觉得恰恰是他的幸福。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适应这两个水域的超级物种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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