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萨莉自己到了。

        “佛里兹亲爱的，我是不是迟到得太久了？”

        “我想，只有半小时吧，”佛里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占有物到了，他领主般喜形于色。“包里斯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艾什伍德先生好吗？大家都叫他克里斯。”

        “不对，”我说，“这辈子只有佛里兹叫我克里斯。”

        萨莉朗声大笑。她身穿黑丝绸衣裙，肩上搭一条小披肩，头上斜戴一顶似听差似的小帽。

        “心爱的，用一下你的电话好吗？”

        “可以，去打吧。”佛里兹截住我的视线。

        “克里斯，咱们到隔壁房间去吧。我给你看样东西、”他显然想听听我对他的新相识萨莉的第一印象。

        “看在上天的份上，别留下我跟这个人呆在一起！”萨莉嚷道。“不然他会在电话上引诱我的。他这个人激情太大了。”

        在她拨号时，我发现她的指甲涂成了宝石绿色，这是个不幸的选择，因为这种颜色反而会让人注意看她的手，这双手烟渍斑斑，脏得像小姑娘的手。她的肤色很深，深得像佛里兹的妹妹；脸丈长又瘦，涂了厚厚一层粉，白得像死人的脸；眼睛是棕色的，很大，要是颜色再深点儿就好了，可以与她的头发和眉毛的颜色相配。

        “威———，”她轻声细语地说，亮闪闪的樱桃嘴唇噘起来，好似要亲吻话筒：“Ist Dass Du，mein Liebling？”（是你吗，亲爱的？）她张开嘴巴甜蜜地一笑，样子蠢极了。佛里兹和我坐在那儿远远地看着她，像在剧院里看演出。

        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告别柏林》（一九三九）

        人物是小说最重要的—个因素，当然这句话并非不无争议。其它叙事体裁，例如史诗、以及其它媒介，如电影等，也可以照样讲述故事。但在刻画人物本性时，其手段的丰富多彩和在心理挖掘的深度方面，欧洲小说的伟大传统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人物问题大概是小说艺术最棘手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使用专门术语讨论时。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物的类型太多，表现人物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单调人物、多面人物；有的人物是从内心刻画的，如弗吉尼亚·伍尔关的《达洛威夫人》；有的人物则是从外表、由旁人观察来描写的，如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的萨莉·包里斯。

        《告别柏林》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本来是一本轻松读物，但后来先是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我是一架摄影机》，然后又改编成舞台和电影音乐片《卡巴莱》，都相当成功。这样，萨莉·包里斯在当代人们的心目中活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乍—看，我们很难理解像她这样的人物竟会获得这种神话般的地位。她并不特别漂亮，也不特别聪明，作为艺人更无特别天赋；她爱好虚荣，玩世不恭，在性关系方面又贪财如命。但从表面上看，她天真无邪，娇嫩脆弱，招人爱怜。她爱装腔作势，但生活现实对她很残酷。伪饰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种喜剧效应便由此产生。她的故事发生在纳粹得势之前魏玛时期的柏林，这使得其趣味性和寓意愈发深刻。她栖身在租来的一间肮脏的房子里，梦寐以求一朝发迹、一举成名。保护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是正经的。她谄媚讨好，到处钻营哄骗，但手段拙劣，往往让人一眼就看穿了。她是—个象征，象征那个注定要毁灭的社会中那种自欺欺人、愚昧无知的风气。

        在较古老的故事中，介绍人物最简单的方法是描述一下外表，然后结论式地作一总结。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都马奇》第一章对多罗西亚·布鲁克的描写就是这一方法的典型：

        布鲁克小姐天生丽质，在粗布衣裙的衬托下愈发光彩照人。她的手和腕生得纤细匀称，哪怕衣袖毫无装饰也会显出不凡来，就像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圣女；由于衣着朴素，她的形象、她的姿态和风度更有一种尊严。她的衣着如与外省款式相比较，更有其动人之处，令人想起《圣经》中的语言—或者是载入今日报纸当中年长诗人的语言。人们常说她聪明过人，但总是附加一句，说她妹妹比她更懂事。

        诸如此类的描写可以连续好几页，富丽堂皇，但这是—种比我们的文化更具耐心、更悠闲的文化。现代作家往往让人物的有关信息自动涌出，用行动和言谈多角度反映或者勿宁说传达人物的有关情况。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小说中的所有描写都有高度的选择性，其基本修辞技巧是举隅法，即用部分代表整体。乔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都通过集中描写女主人公的面部和双手来反映人物的外貌，其它部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如要把多罗西亚和萨莉·包里斯的全部外貌和心理特征描写出来，非要许多页不可，甚至整整一本书。

        衣着一向是人物的索引，可以反映人物所属的阶层和生活作风。像萨莉这样展示型人物尤其如此。她那黑绸装束（午后串门时穿的）表明她爱招人注意、爱夸耀（披肩）、爱挑逗人 （听差的帽子富含许多含义，让人联想到贯穿全书的许多提示，诸如性爱矛盾心理、性爱偏常、易装癖等）。这些特征又通过她的言谈举止而很快得到强化—借用电话，为的是让两个男人知道她的性魅力新近又征服了一个人—这也使叙述者有机会对萨莉的双手和面部作一描述，这也是亨利，詹姆士“情景手法”的含义所在，他一向竭力要达到“戏剧化！戏剧化！”的目标。詹姆士所想的是舞台戏剧，而艾什伍德属于伴随电影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小说家。电影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告别柏林》的叙述者说“我是一架摄影机”时，他指的是电影摄影机、对多罗西亚的描写是静止的，似乎人物静止不动，让人用言辞描绘下来，作者也确实把她比作画中的人物了。萨莉的展现则是动态的。如果把这段拆成几个电影画面，再容易不过了：萨莉穿着黑绸衣服一亮相，两个男人快速交换目光—萨莉拨电话号码时焦距对准她的绿指甲—在她与情人通话时焦距对准她那不协凋、小丑般的化装和做作的表情—两个被这种拙劣表演所吸引的男性旁观者的两张快照。

        无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萨莉·包里斯的故事轻而易举就搬上了银幕。但就这一段引文来说，有些地方则纯粹是文学性的。—提起她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那污迹斑斑的手上那涂成绿色的指甲。电影中可以映出她的绿指甲，但映不出叙述者那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语“不幸的选择”。不幸的选择是萨莉·包里斯一生的遭遇。你可以看到烟渍和污点，但只有叙述者才会观察到她的手脏得像小姑娘的手“。萨莉·包里斯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正是因为她表面世故、实则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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