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废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那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式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中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中。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中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荡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镚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

        “当然当然。不过，在学院刊物上发表，并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说。

        “得承认并没有太多人能在学院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小说。”我笑眯眯地说。声音并不强劲，有一点暧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过一次午餐。那是三个月前了。午餐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次文学聚会。他为自己的殷勤打着哈哈开脱，说一个我这样的遥远国度来的外宾可以使那场聚会去掉些省份气、本地气，增加些国际性。我忘了我胡诌了些什么托词，只记得从那以后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当好的典范到课堂上去读了。

        他马上听懂我语音中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我很可能在挑逗。那种撒娇发嗲的东方女人被动的进攻方式，他感觉新鲜极了。我看见希望如何在这个五十岁的光棍心里蹦着火星。他掩饰地将餐纸搓成个纸团，向纸篓一掷。希望使他如此无力，纸团在我和他之间便折断了抛物线，轻飘飘坠落在屋子正中央。我发现自己手指捏起那微潮的餐巾纸，直起身，走到那纸篓边上，投进去。

        他咕哝一声：“谢谢。”

        我回头对他笑一下。我的脸忽然变得很重，笑容推不动它似的。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殷勤动作做得很经济，用不着起身，弯腰，拾起纸团，再走到纸篓跟前。我舍近求远，就是给很少得到女性体贴的五短光棍足够时间，欣赏品味这份很东方的体贴。献媚变成体贴，令授者与受者双方都舒服。我没有时间检省自己：我难道在献媚？我难道要勾引这个五短的翰尼格？就为一份奖学金？……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成败在此一举，九千块的奖学金将决定我的生死存亡。我是系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再拖延毕业时间，我会在这里做“学生奶奶”。我的同学把一个四十岁的旁听生叫作“学生奶奶”。一次来了个转学的新生，问起教授的名字，大家便指着“学生奶奶”的背影告诉他：她是最棒的教授，海伦·拉地教授。新生马屁哄哄地上去，大叫一声：“拉地教授！”引起一片对年老这生命现象的嫌恶大笑。另外几个由于一直未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也自己取笑自己，说他们在系里变色，先变得焦黄，再变成灰白。最终将变成海伦·拉地。

        我受够了挣学费，受够了偷书，也受够了拖延房租水电费，甚至受够了安德烈每月按时寄到的五百元支票。

        翰尼格教授说：“我会尽力的。”

        他这句话有了责任的分量。

        我说：“你上次的朗读会成功极了。”

        “噢，谢谢。你去了？”

        “我没地方坐，只能坐在窗台上。你没看见我？”

        “奇怪，我怎么会没看见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那么醒目。”

        “那是你就要完成的小说？”

        “嗯。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觉得非常棒。”我想，能做到像翰尼格那样胡乱吹捧，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听他朗读了五分钟就翻窗子溜掉了。里昂那类人不去为感觉命名，乍一看翰尼格也属于这个群类。但区别在于有还是没有那份感觉。五十岁的翰尼格不知是不是真不知道自己压根没有感觉。他平时马里马虎，即兴而潇洒，其实懂得新鞋不能去雪污里乱踏，懂得盯准一双中意的鞋，耐心等待着大减价。他有那么平实质朴的一颗心灵，却偏偏把一些非感觉的词汇拼凑硬叫作感觉。这对一个理性而正常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

        “你真认为非常棒？”

        “非常棒。”

        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微一笑。有这么一种笑法，把面孔端成朝下的角度，让眼睛猛一聚光，再让这凝聚起的目光顶开眉毛额头低垂造成的压迫，笑容如同被释放出笼一样扑出去。

        我想这可不是我在对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亲投入在我肉体灵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的母亲潜藏在我体内，左右我在这个生存关键时刻的举止和表情。我妈把一个小包袱闯大上海的那个少女埋伏在我生命中，现在我是她操纵的一具玩偶，她借我的一张脸向翰尼格教授发出美妙青春的一笑。这个笑容发生得如此突然，我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要赤手空拳闯芝加哥，抢夺九千块奖学金的绝不是我，是我母亲。是我母亲的眼睛透过我，看着这位长着一头褐色绵羊卷绒的美国武大郎。是我母亲的审美观在这一刻突然支配了我，突然让我看清翰尼格长得并不难看：五官还是可取的，尤其那个莎什卡翘鼻子。翰尼格的鼻子非常顽皮，它让他整套五官都生动不少，成了一张很好玩的面孔。

        我母亲此刻牵制着我的四肢和腰肢，使我走出一种我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步态，去翰尼格的书架上拿了两个杯子，再走到他桌边拿起他的矿泉水瓶子，倒一杯水先给他，再倒一杯水给我自己，顺手拿起一张餐纸，拭净桌上的水渍。其实并没有什么水渍。这整套动作都是我母亲附在我身上干的，因为我从来干不出既娴雅又麻利，既阴柔又果断的事。原来母亲早在我出世前，早在我还没到她腹内去投胎时已把一个贤淑、会关爱人并会表演关爱的女人的因子埋伏到了我生命中。是她，而绝对不是我在对翰尼格教授献殷勤。这个目标明确、心计多端的小女子让一套再家常不过的动作翩翩起舞，让伺候男人这桩事变成了精致的演出。

        翰尼格有些吃不消了。因为这东方女人的细微体贴是美国男女之间不常见的。这个单薄的东方女人不是用肉欲的身姿，用母猫思春的眼神，雌豹一样向他一步一步逼近；她是以细细琐琐一些关怀体恤，非直接地使他感到一些性的讯息，使他也非直接地有了一种性的振奋。我母亲在此时对我暗使一个眼色：把稳了，拿捏住。女人在这个阶段可以办成许多事，千万把稳速度，拿捏住他的希望。

        我母亲通过我给翰尼格打分：形象60分，智力70分，学识90分，总分还不算低吧？

        我母亲在我心里对我悄语：你要给他感觉你是个好女人，得到你的全部将难如上青天。你做的这些体贴温存的小活儿，其实在识货的男人眼里更性感，是深深的内向的一种性感。在这个处处讲性感的混账地方，怎么办呢？只能以更聪明的方式去性感，去击败那些张牙舞爪、以血盆大口的吻为方式的低级性感。

        我看出翰尼格褐色的眼珠里，希望的蓓蕾一点点在开放。

        他和我讲起他曾经有过的一个女邻居，也有我这样的皮肤。

        我想说：你tMD怎么已经想到皮肉上去了？但我母亲在我心里及时喝住我：闭嘴。

        我接茬说：“是吗？她是亚洲人？”

        “是美国兵和菲律宾女人生的混血儿。”

        “那一定很漂亮！”我想美国兵全世界地扩充兵力，在各色女人子宫里驻扎下小美国兵。花费二十年收容韩国小美国兵的文学女泰斗赛珍珠活到今天还有事干，还忙不过来。

        “她不像你这样苗条。”他说。主题越来越明显。

        我心想我哪里苗条，我是瘦骨嶙峋。一个既打工又读书，既想活下去又想弄文学，既要里子又要面子，既要尊严又要奖学金的女人，就只能瘦骨嶙峋下去。

        “你和她有过一段？”我拿酒吧里的腔调问他。

        “没有！”他羞得脸也红了。“她是个十三点，每回出去参加晚会，就来敲我的门——她住我对过——让我给她拉裙子背上的拉链。她每条裙子的拉链都不好使，因为她买衣服总是买小了一号。她所有连衣裙上的拉链长得不近情理，她的后背全部都露在外面！”

        我笑起来。

        翰尼格说：“我怀疑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是不是就开着拉链去参加晚会。”

        我越发笑得收拾不住。

        翰尼格心想，原来她也有这种不高雅的胃口，作为这类闲扯的对象。原来她不像课堂上那么含蓄怕羞，某个同学写篇粗野的小说，从头到尾的“Fuck”，她每听一个“Fuck”就像冷不防听见一声炮仗：眼皮猛一眨，肩膀猛一抖。她原来也可以配合别人的粗俗，配合得很好嘛。

        我说：“那的确是个十三点。”

        他说：“所以我知道她的皮肤什么样。”

        我故作欲语又止，让他明白我没有吐出口的话是什么。他用五短的食指点戳着我，也让我明白他明白了我没说的是哪句话。我们似乎一下子熟到了这个程度，连对方心里闪过的不雅念头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没说的那句话他清清楚楚听成为：你跟她至少“百日恩”过。

        我妈把她自己延伸到我生命里，她延伸的那部分让我身不由己，笑着她的笑容，拿出她的姿态，让我比我自己娇憨可爱。因而我脸上再现了她对李师长的一颦一笑，我身躯复制了她十八岁时的一举手一投足。十八岁的她把阵局布得极稳，她说：“那他们俩下棋会下到几点呢？”

        李师长说：“鬼知道。有时候到下半夜。”

        我母亲说：“那要命了！”

        李师长说：“你回家还有事情？”

        “我倒没关系，不是耽误首长休息嘛。”

        “我常常读书也要读到下半夜的。”

        我母亲知道李师长心里有多乱。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是头一回为个女人心乱。

        我母亲说：“横竖是走不了，不如师长考考我功课吧。”

        李师长吃惊地问：“我考你功课？”他的意思是，我能考你功课还会请你来这里吗？要不是有这么个抄写讲稿、文件的由头，我们有什么借口常相会呢？而且相会在今晚突然发生事变，已成了幽会，因为楼下两个小子把我们围困在这里，封锁了我们的进路或退路。他们真下棋也好，假装下棋也好，现在我们陷入重围，局势很吃紧啊。

        我母亲假装看不出李师长既舍不得立刻送她走，也恐怕挽留她时间越长，他越没法交代。她装得对李师长毫无想法，斜起脸看着他说：“师长考我鲁迅吧。”

        李师长听着哪条巷子里有馄饨担子的梆子声，心想真的是不早了。他无心无绪地问她最喜欢鲁迅的哪篇作品。我母亲本想把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评论学舌一遍，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学识显摆得恰到好处，再冒点尖，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很可能会不喜欢。其实大部分男人都不喜欢太逞能的女人。女人最好拿书本学问来做修养，修饰一番气质，陶冶陶冶性情，但绝不拿它来做实事，更不能拿出来压男人一头。大男人是小女人树立起来的，女人只有本分地使自己“小”，男人才“大”得起来，男女间才有太平，才有秩序，才阴是阴阳是阳。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天生要做大男人的，你要“大”过他，乾坤便是颠倒了。因而我母亲说：“我读了几本，都是半懂半不懂，所以才请教师长啊。”

        李师长心里说：能读下来就不简单。鲁迅再大个秀才，碰到我这个兵，什么都讲不清。他的书再深，对我等于一本识字课本，还是不称职的识字课本。李师长当然没告诉我母亲实情：他用鲁迅来默生词，练造句。因为它里面的词对于他几乎个个都生。

        我母亲裹在李师长的呢子大衣里，在它沉甸甸的怀抱里显得嫩极了。李师长知道如此下去，越来越不是回事情。他越是觉得她年轻美丽，一好百好，事情便越是不妙。他心里恨恨地想：老子什么鬼门关没过过，今天老子还真过不去这美人关？

        我想李师长肯定不知道这种又疼又痒又舒服又受罪的感觉叫爱情。他一个行武出身的人头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舍得碰她，又不舍得不碰她，要真去碰她，他是否碰得不得法。这样一个乖巧漂亮的小东西，他肠子都在疼她。

        但我想我母亲当时知道要十分小心，讨得欢心容易，保持这份欢心却不易。她和李师长没有任何接近的理由，他明天万一给指派到哪里去打仗，什么都会断掉。要想建树起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眷恋，她的功夫还要下得大些。我现在明白，我母亲真是无师自通，做女人的才华是罕见的。这样的女性才华发挥得最佳，便成了伊娃·贝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稍次些的，便是南希·里根、薇拉·耶勃可夫、戴安娜王妃。这都是赤手空拳，仅依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片天下。如伊丽莎白·泰勒、麦当娜之类，就不算极品了。她们还得靠姿色和演技亲自南征北战。而我母亲起码有着跟伊娃·贝隆相当的认识水平，出征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野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怀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地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们的本事，同男人们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得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诚。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尽管我妈妈当时太年轻，这些认识尚未升华到理性，她毕竟已有了敏锐至极的本能，那种做杰奎琳的原材料，在她身心中早已是条丰富的矿脉。她明白对男人来说，女人不能俗不可耐，也不能雅不可耐，如果她真把刘先生的鲁迅评说背下来，再背给李师长听，他会对那个雅不可耐的女人不求甚解地赞美一会儿，后来发现对她的海阔天空失去了做大男人的良好感觉。那么好吧，把她留给比她更海阔天空、能在她面前找得到良好感觉的男人吧。因此我母亲在越洋电话里只问我是否有追求者，是否不止一个追求者，是否把追求者们都摆得平。她从来不问我学校里的事，首先她知道我这方面向来不用她操心，其次她认为学业事业对女人来说都是业余活动，是暂时的过渡，女人永久性的专业，是做女人。好好做女人，再点缀些学识，佩戴上学位，最终才能找到个优秀男人来帮你实现这份功业——一个专业的、纯粹的女人。全世界仰慕杰奎琳不因为她演艺卓著或才貌双全，而是因为她未被任何职业污染，未被任何才华异化，而把女人做到了最高级别，做到了最佳境界，做成了女人中的女人。

        我母亲在李师长心里引起的柔肠寸断，便是她那“女人中的女人”的信念和素养。信念与素养浮到我母亲十八岁的身姿、肌肤上，渗透她周围的气氛。因而我认为最美丽的女人不是她自身，而是她营造的美丽氛围。美丽的气氛才能感染他人，纳他人于内。

        李师长十二点钟送我母亲下楼时，脚步毫不放轻。他忽然变得谈笑风生。我母亲马上同他配合起来，发出明媚的笑声。她想李师长一定是做好了打算，跟她的事怎样去进展。她在钻进吉普车之前同他握手。李师长在她头顶拍了一下说：“小丫头，仗还在往前打呢。”

        很会听人话中话的我母亲，这句话却没听懂。她说：“师长还要上前线？”

        李师长笑笑，问：“你怕不怕打仗？”

        我母亲两只清亮的眼睛看着李师长。这时已不是李师长在握她的手，而是她将自己的手留在李师长手里。她眼睛越来越清亮，李师长一看，坏了，已经让他英雄气短的少女竟眼泪汪汪起来。她声音都哑了，跟大病中似的。她说：“我怕你去打仗。”

        李师长头一次听她称他“你”。他嘴唇紧了一下，然后拉开车门。我母亲见李师长犹豫一秒钟，竟跟着上了车，坐在她身边。司机听他简短地吩咐一句，便把车开动起来。

        车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李师长正襟危坐，目视前方，我母亲也不去靠椅背。

        车开到我母亲的那条弄堂口停下来。李师长目送我母亲下车，对她的道谢略略一笑，挥挥手。我母亲又去向司机道谢。她是个滴水不漏，方方面面都周全的女人。李师长这时突然开口了。他说：“打仗是好事哦。”

        母亲知道他心里和她的对话始终没断。但他出来这么一句话，让她相当意外。我猜我母亲毕竟对农夫出身的李师长不熟悉，若换了刘先生，什么都不会超出她的预期太远。

        我母亲在过后的几小时一直在想李师长的话。她在窄小的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早班电车“咣啷咣啷”地响着，车灯从我母亲斗室的天花板上扫射过去，才把她心中一个结论照亮：李师长不会去前方打仗了，他的前途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她已经从她为李师长抄写的文稿中，从司机和卫兵那里，得知李师长仗打得多么好，多么是块帅才，多么英雄逢时。但她没法知道什么造成了李师长的转折，而转折究竟是否对他有利。要紧的是，是否对她有利。

        接下去的几天，吉普车又来过，却只是送来一些请她抄写的文件。又过几天，文件也没了。我母亲便坐了电车，又坐人力车，花了三四个钟头，才把方向摸索正确。因为每次车接车送，总是从楼下到楼下，她甚至连那座三层洋房在哪条马路哪条弄堂都没弄清楚。等她终于找到李师长住处时，天都暗了，并下起雨来。

        我能想象我母亲当时的狼狈模样。她完全不像去寻刘先生那回，精心装扮，稳扎稳打，美丽青春加魅力，从从容容端在心里，只等刘先生毫无防备地一露头，她那大把美丽大把魅力冷不防朝他发射。刘先生当然立刻给打蒙。而这时她却小脸发青，淋湿的头发从太阳穴往下滴水。身上的旗袍和袜子都不够干净挺括，挨雨一淋便有几分穷气了。我感觉中那是件黑色带小红花朵的旗袍，该是年轻娘姨到小菜场去穿的。

        警卫站在岗哨上，说：“这里是军队驻地，不准任何市民进去。”我母亲口气还是蛮大的，她说她是李师长的客人进这里都是车接车送。警卫那张青年庄稼汉的黑脸木呆呆的，眼睛看着我母亲身后一根电线杆说：“那你就让车接你进去吧。”我母亲气得要哭出来，说：“你去告诉你们李师长，叫他派车开三步远来接我！”警卫说：“你不要跟我胡搅蛮缠，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李师长。”

        我母亲这才明白，李师长的出现和不出现都是她无法控制，也是她无从追究的。她和他接近，是他允许的；他不允许，所有的接近都会立刻中断。曾经那些接近积累的熟识，那各自心里有数的缱绻之情，都会随这个中断而不作数。她一个小包袱闯进大上海，路从来都是通的，她却闯不进这个荒芜的院墙。孤单单闯荡了几年的我年轻的母亲，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是多么孤单。

        她湿淋淋的像只小野猫，调转头慢慢离开那座洋房。它是黄褐色的，原色该是乳黄的，墙根生着碧绿的青苔，墙上贴了一张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标语的红纸被太阳和雨水漂白了。它在我母亲眼里是一座城堡，可能比那还宏伟坚固，是座宫殿。女性都是向往胜利者的，我母亲在这方面尤其典型。或许从修养到性格再到人品，李师长都不及刘先生，而刘先生不是从几个大战场驰骋过来的胜利者。我不知刘先生在失去我母亲时是否意识到这残酷的天条：女人眼中的胜利者总是英武骁勇的，总是最雄性、最可依附的。

        我母亲回过头向三楼望一眼，真的像在膜拜了。她原本只是无意地一回头，一抬眼，却一站站了很久。等她感觉到雨水已打到骨缝里，她才收回目光和颈子，打算离去。这时却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叫她的正是曾经在医院见过的那个小卫兵。他青光头皮，两个赤脚一路溅起水花从楼里跑出来，边跑边喊她，一手拎一只黑布鞋。

        我母亲跟着两手拎鞋的小和尚头卫兵进了楼门。小和尚头告诉她上三楼去，师长正在等她去帮着起草一份报告。她上着潮湿气味浓郁的楼梯，心脏在里面撞着一层薄薄的胸腔，非要撞出来似的。

        李师长见了她就说：“热水洗把脸吧。”

        他叫卫兵打来热水，拿了一条崭新的毛巾，又叫他去拿一套干净衣服来。我母亲在浴室里洗完脸，又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她发现李师长给她换的是一套家织白布的衬衫和军裤。衬衫是细针细线缝的，是个从来没见过西式衬衫的人想当然地在一件农夫小褂上安装了袖子、翻领、胸袋。胸袋上还用红线绣了李师长的名字和一颗五角星。我母亲用很宽的牛皮带凑合束紧裤子，衬衫大得如一顶小帐篷。

        她走出浴室时，李师长说：“你这样穿也怪好看。”

        我母亲说：“要不是太大，恐怕蛮好看的。”

        李师长说：“像我们队伍上的女小鬼。”

        “那我能不能到你们队伍上来呢？”

        “你想来？”

        “嗯。”

        李师长不吱声了，起身脸对窗子点了一支烟。他刚才就从窗子看见她怎样被挡驾，怎样灰溜溜调头离去，又怎样回头眼巴巴看着这扇窗。他和她脸对脸相峙了好几分钟，只不过她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对着窗外说：“你怎么站在雨地里傻挨淋呢？”

        我母亲一声不吭。她看李师长端起茶杯，凑到嘴边，发现杯里是空的。她提起茶壶，走过去。茶杯和茶壶都是粗大的物什，我母亲却把茶倒得细声细气。她把茶端起，递给李师长。那种默契，像俩人前生百般恩爱过。

        我一直怀疑李师长这时还是否坚持不碰我母亲。她纤巧地捏着杯把，李师长是连同她那双手一块儿接过去的。那时李师长那么绝望，活到这时才明白女人真正能给的甜头该是什么滋味，却刚一品尝，就要他戒掉它。我有道理推测这个场面：他顺势把她的手握住，茶杯不知怎样就被搁下了。他把她顺势拖进他怀里，感到她娇滴滴的曲线即将化在他手掌里。

        我母亲吃惊地看见李师长鬓角有三四根白发。她绝对没记错：他不曾有一根白发。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同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当今的男女牺牲了太多极棒的感觉。

        李师长声音苍老地说：“坐吧，我有话和你谈。”

        我母亲看着握着生杀大权的男人仍是面朝窗外站着。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张气味老旧的沙发上。她总是坐在这个位置，今天头一次发现它的弹簧顶出坐垫儿，如同竹园里梗出地面的竹鞭。她一点催促他的意思也没有。

        他说：“我看你是个不错的小鬼，我有个下级人很好，就是你在医院见过的马团长。他是胶东人，个头大大的那个，记得吧？”

        李师长此刻已转过脸来，但我母亲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窗外雨停了，晚照黄黄的，因此李师长的表情完全在黑暗的影子里。

        我母亲平静地看着她两脚前面的地板。地板上深红的漆已斑驳。她摇了摇头，表示她不记得这么个马团长。

        李师长说：“马团长很快要提拔，恐怕我这一师人，就是他来带了。”

        我母亲问：“那你呢？”

        “我要走了。”

        “南下打仗去？”

        “军队的事情，多半是秘密。”

        “还是去剿匪？”

        李师长打断她的思路：“这些事你不要问。”

        我母亲像那种顶懂事的孩子：受了委屈，却一点都不想让大人们察觉她在全力忍受。而大人看见的，就是她克制力之下的冲天委屈。

        “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人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蛮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恩。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意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当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唯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我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字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的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融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脑子里给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用四个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七零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21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融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需要。”

        她说：“别说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见了似的。”

        他心里说：“可不是不见了嘛。”

        他口上说：“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么多书的话，先放在魏小姐那里。”

        她点点头。原来他不带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说：“其他东西，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她的军用雨衣“哗啦哗啦”，走一步响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后可能用得着的，都留下来。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浪漫，最后几句话就讲这些俗事俗物。

        她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物质恐慌了那么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是疯了一样抢购东西。一个人要是想买双过冬的靴子，他必须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记，冬天来了货如果他不及时去商店，那双靴子就是别人的了。粮食更是缺得厉害。我是怕你吃苦头。”

        她一阵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稳，在大上海没慌过没感到心里无底过，说到底，是因为大上海存在这个刘先生。

        她说：“你出国样样要从头来，要比我难，东西能变卖的，就卖掉，多折些钱，胆子不是壮些？”

        他也一阵想哭。她这样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达理，他此生不会再碰到了。

        “菁妹，你还是同我一起去美国吧。”

        他完全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老实话来。他老实是他毫不遮掩，他深深的恳求。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待在这里呢……你的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去了美国可以……”他停下来，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这样绝望很没面子，大概给她看成死皮赖脸了。

        其实刘先生读错了殷恬菁的表情。我母亲告诉我，她一听说刘先生是去美国，对他几乎旧情复发。她和他一同看过那么多好莱坞电影，她心里一直向往那个充满俊男靓女和财富的国度。她所在的英文夜校，每一个女孩都为美国梦想而忍受枯燥的学舌，不然她们不去搓麻将逛马路而在教室里一熬三小时图的是什么？

        我母亲对我说：“想想看，我图的是什么……就是那天夜晚刘先生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而不是去香港，我才一下明白，我图的是什么。”

        殷恬菁说：“噢，你下礼拜五走。”

        她这句话的逻辑不怎么样。她其实是把脑子闪过的一道演算读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到下礼拜五还有六天。六天够把一笔三角情债结清了——够吗？她还可以造访一次李师长，如果他还是没有同他乡下媳妇了断的意思，还是为他的马团长驴团长乱拉皮条，她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给刘先生打个电话——我决定和你去美国。

        美国在我无知的母亲心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宪法中两度遭遇的“排华法案”，没有芝加哥满街影影绰绰的流浪者，没有给我找麻烦的FBI。她脑子里的美国是好莱坞华丽的布景，画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将有色人种拦在外面的拍摄地海滩。在她无知的向往中，美国是华尔兹和香槟酒。云淡风轻的翩翩男女，舞来歌去不食人间烟火。她宽阔深邃的无知里，美国不存在那种火车、轮船、飞机、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上面一律有这样的标识：有色人种——这边；白人——那边。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白人士兵，他们宁死也不愿输入有色人种的血液。我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首先要同美国恋爱，其次才是去爱刘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况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听出那言下之意：对那个解放军高级军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让我放心吗？

        “你刚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问。

        刘先生哑在那里，希望使他浑身发颤。刘先生不属于文人无形那种文人，像这样目光瘫痪、嘴角瘫痪以至整个面容都出来一种不雅的呆相——这类时候极少，只发生在他看自己编写的剧目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时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说。说完，自我意识才麻酥酥地回到脸上、身上。

        菁妹别开眼睛，睫毛低垂，盖住飞快转动的念头。

        几秒钟后，她才不太情愿地点点头。她心里想，是好事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刘先生一下子抡起菁妹，抡得她双脚悬空，黑色高帮学生皮鞋丁零当啷像两只布娃娃的脚。刘先生激情发作也是气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国人来了。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我想那是我母亲得到的第一个跟性有关的吻。

        刘先生在机场见我时，也在我面额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说来话长”的一个回避，抑或封闭。他在我去睡觉后，拿出所有相册，给自己调了杯鸡尾酒，坐在这里淡远地翻看。他眼里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实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亲的，但刘先生认为我的懂道理、识大体是我母亲的翻版。我坚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劲儿也是我母亲的。他还认为我有一点我母亲的世故，恰到好处，不招他讨厌。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刘先生对此早有结论。比如魏小姐，一把岁数还是天真烂漫，活泼讨厌，做她的男人时常吃不消，处处难为情。

        那些相册有不少刘先生和我母亲的合影。有四张正式的订婚照，现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摆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过去。那时我妈可真是佳人。面粉做的一样，两条柳叶眉一张樱桃嘴，全是照相馆的化妆师把她好好的脸糟蹋成了这样。她穿一件浅色洋装，不是粉红就是天蓝，朝阳格子，腰里系根裙带。裙带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后成型，但体内却一应俱全，那些带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后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阳格子纺的连衫裙下面，正一只接一只地成熟。这真是件很奇异、很怪诞的事，我看着相片十八岁半的小小母亲，心里胡思乱想。她命中注定了数目的这些卵在朝阳格子纺下面，在那时，有可能给孵化成别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刘先生很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险些进入那些卵，从而启开一些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每次在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总会有些不恭敬的闪念出来。这些闪念使他对于我变成了一个身份、辈分都暧昧的人。我从一开始就老三老四地称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像招呼里昂之类的艺术瘪三朋友，或者预科艺术瘪三的同学们。我说：“嗨，托尼！你怎么样？”

        刘先生每星期都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每个星期也会和他的女儿通电话。他的女儿长着黄面孔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美国人。

        “你还好吧？”刘先生用纯正的国语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对，房东太太告诉我了。我还好，你呢？”

        “很好。谢谢！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气预报。你下礼拜会收到一个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给你……你先别谢我，都是我女儿穿过的衣服。原先她尺码跟你一样，生孩子后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随便怎么处理好了。”

        “我会喜欢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时候穿的。不过她一共滑过三次雪，每次都买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这个孩子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刘先生用抱怨来表现溺爱。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或许是占了我的，至少有我一半。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一掷千金。“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象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痛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查理信”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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