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的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股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司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宅子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吭，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的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作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刮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庸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她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我没有告你黑状的意思。我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关系。”里昂说。他那个害怕负责的天性冒上来了。
“你没什么黑状可告。”我说。我得好好利用他对责任的恐惧。正因为他这份恐惧，他始终回避对我和他之间的感受命名。我与他所有的拥抱、亲吻、触碰都是无名分的，都不被他以任何名义去认领。反之，他可以对这些感受——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灵的——一赖了之。这是我在借酒壮形时都没有忽略的。一星期前，我靠在那很不牢靠的木楼梯扶手上，听他说：“那好吧，你跟我来吧。”我跟着他向他公寓走去时，渐渐听明白了他的话。他实际上说的是：那好吧，你可是自找的。我突然在他公寓门口驻足，酒全醒了。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门口等他去穿外套。我看见他刹那间的自惭和追悔，但他很快如释重负。他明白他和我都不属于那类人——享受一场纯粹的、无杂念的肉体欢乐后，不追究它的情感属性；在一场质变的肉体接触之后，他和我不可能在无命名的感情下继续蒙混。
里昂这时说：“我知道。那天你喝醉了，突然不进我的屋，我就知道你留了一手。”
他冷笑着。
我钳起一片粉红的火腿，说：“你尽可以篡改事实嘛，没关系。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你拿定了什么主意？”
“和安德烈分手。所以你尽管去告我的状。杀一个人杀一次和杀十次是一个效果。”
我转身就走。里昂叫道：“唉……”
整个餐馆都回应他，一齐停了动作，看他要说什么。我才发现每张座位都静悄悄填满了一位食客。
里昂等人们又恢复了动作才说：“我并不要你杀他一次或十次。”
他的真实意思是：杀一次也好，杀十次也好，都是你的事，跟我可没有关系。他走过去，抹净了表情，落座。
我也在安德烈旁边坐下。他笑嘻嘻说：“你俩吵完了？”
我不言语。
里昂说：“没吵完也得先停下来，这样的美味要一心一意地品赏，吵架什么时候都能吵。”
安德烈使劲看了我一眼，很快又恢复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最后决定杀谁？”他笑眯眯的，温和闲宜都像是真的。
我说：“安德烈，这两天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顿住了，因为我的手被里昂死死攥住。雪白的细麻纱桌布掩盖了那只手的绝望神情。我吃不准他的绝望从何而来。他或许是怕真相大白后，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了，如同交给他一个终生不可开脱的责任。亦或许，他想把刚才我们俩险些断掉的情谊再续接起来，保持它的朦胧暧昧，保持它的无类别无名目无属性，就像他即兴在钢琴上作的一段乐曲，让知觉永远不成长为自觉，永远躺在生物性和灵性之间。知觉不负责裁决是非，知觉也不负担柴米油盐、房租水电，知觉是最自由的，如同芝加哥的流浪汉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里昂说：“我们刚才争论的核心，是牺牲。”
“哇，这么重大的主题。中午十二点之前喝酒不够道德，我看十二点之前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够人道。”安德烈说着，把一块雪梨排送进嘴里，“还有二十分才到十二点。”安德烈把表向里昂亮了亮。
里昂说：“我们刚才不是讨论哲学意义或者宗教意义的牺牲。那的确太重大。我们刚才讲到男人和女人为情感是否该牺牲，什么算做牺牲……”
“什么算做牺牲？”安德烈问里昂。
我说：“比如一个男人在他爱的女人怀了孕的时候，毅然放弃了他喜爱的职业，投入到他憎恶的行当里，因为这行当可以提供他爱的女人所必需的物质需求。再比如这男人不愿放弃他喜爱的工作，而去出卖鲜血，甚至一个肾脏。我想男人和女人在牺牲这个概念上，分歧就很大了。”
“你是说，出卖肾脏不是牺牲？”里昂说。他的手将我的手捏得太紧，切断了血液循环。我的手变得冰冷冰冷。他看着安德烈：“你说呢？”
“我？我想这也是伟大的牺牲。不过有点原始。为爱情献出一个肾脏？一个人只有两个肾，那这牺牲太有限。”
“换了你，你会为你爱的女人牺牲什么？”
安德烈想了一会儿，说：“反正我不会选择那种野蛮方式的牺牲。”
里昂松开了我的手，脸上漫过一个不为人察觉的高傲笑容。革命烈士面对所有贪恋生命吝惜肉体的人，便是这个傲慢劲头。他轻蔑地松开我的手，意思是：好吧，跟他去吧，看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别说他只有两个肾，他就是有十个肾也不会为你摘取一个。没有牺牲，说到的“爱”便是天大的谎言。
那么，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会怎么做？如果你把那样的牺牲叫做野蛮。
不会走投无路的。在这个国家，这条路堵了，你总能发现另一条路畅通。安德烈说，他见我切下一片生鲍鱼叉向嘴里，忙止住我，将一个调有绿芥末的佐料碟推到我面前。
里昂说：“最上乘的鲍鱼并不需要任何佐料。”
安德烈指指我说：“她一般不吃生海鲜，没有佐料她更吃不惯。”
“你还吃不惯什么？”里昂把那副怀有淡淡恶意的笑容朝向我，“我怎么从来没见你吃不惯什么！”
他的挑衅和挑拨寒光毕露。
我说：“安德烈记得住我所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里昂冷笑着说：“我可从来不知道你那么挑剔。”
我也冷冷一笑：“我在挑剔得起的时候，就挑剔。”
安德烈有些嫌烦了，用过大的力气去嚼一块仅有麻将牌那样大的咖啡蛋糕。有四十八小时老的胡楂子在他痉挛的腮上举出锋芒。
“你好像真有那么娇贵似的。”里昂说，似乎对我突然摆出“预科外交官夫人”的谱感到恶心。
没错，在娇惯我的人那里，我就这么娇贵。我是变色龙。有人体贴，我就特领情地让他体贴。我忽然心里一热，安德烈是唯一在意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的人。圣诞节期间，安德烈的母亲好言好语劝我尝一点儿蓝起司，安德烈立刻护短地说：“她不喜欢蓝起司。”他母亲仍不饶我，说：“这是我开了一小时车去专门买的！”他说：“不能因为你开一小时车她就该来一场过敏吧？”我拼命睁大眼睛，使眼泪蒸发掉。我意识到这世上不再会有比安德烈更在意我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认真体味过他的体贴有多细腻，而一旦体味到，却要永别他。我心底的最黑暗处，有一份秘密的供认：我背叛了安德烈，背叛他的是非自觉的我，是我野惯了的知觉。
这时安德烈说：“别受罪了，吃不惯就别吃了。”
我发现我正用刀叉将雪白、弹性十足的鲍鱼零割碎剐。
里昂说：“奇怪，平时连一个散黄鸡蛋都舍不得丢弃的人，会这么糟蹋最昂贵的东西。”
他在暗示他对我不熟悉，暗示我的两面性、欺骗性。
安德烈再次嫌烦地闷头进食。他吃饭的秩序很严谨，冷菜、水果、主菜、甜点。有酒的时候，他哪道菜喝什么酒，也从来不破坏规矩。他总是把酒杯在手里轻轻晃动，让杯子里的液体形成一个微妙的漩涡，然后他深深嗅一下。他的品酒总是从视觉和嗅觉开始的。
我说：“没错，我这人不配好东西。给了我好东西，我就糟蹋。”
“你对自己倒看得挺透彻。”
“那可不。”
“所以为你牺牲的人，也是白牺牲。”
“如果是一个肾，那你千万留着。我代表普天下的女人谢谢你了。”
我们唇枪舌剑，语调是玩笑的。但安德烈知道我们没在开玩笑。
“你要为谁牺牲一个肾，里昂？”安德烈问，腔调是酒足饭饱，闲情逸致的。
“你觉得天下有女人值当你的牺牲吗？”里昂反问他。
“值当不值当，全看你自己怎么衡定。”安德烈看着我，口气平淡地说，“我觉得我的牺牲很值当。”
里昂的声音突然拔高：“别逗了，你是说，为她你肯牺牲？认为你的牺牲很值？！”
安德烈没有回答，两只手不紧不慢地在雪白僵硬的细麻餐巾上擦着。
里昂说：“至今为止，你牺牲了什么？要我看，是她在为你牺牲，让FBI折磨她！你见到她焦头烂额的时候了吗？你知道她因为FBI的打扰丢了餐馆的工作，失去奖学金吗？！你亲眼见到她从物质到精神崩溃的状态没有？！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牺牲？以什么方式牺牲？”
我说：“里昂你闭嘴，你根本不了解安德烈……”
“你闭嘴。”里昂的疯还没发完。幸亏马尾辫绑得结实，不然他会还原成跟王阿花厮打时的疯人形象。他说：“你们俩都闭嘴，你们这种可怜虫，也配来跟我谈牺牲？”
安德烈嘴张开，好像要哈哈大笑，却又像不忍打断他激昂的疯狂。
里昂却站起身，向门口走，似乎这室内的空间不够他疯的。
“你站住！”安德烈说。
里昂站住了，转过身。如果他手里有冲锋枪，现在就是他把我们全秃噜了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地铁上认识他，直觉到他身心内有种危险。我这直觉此刻完全被证实了。
里昂显得很挺拔，一种自我正义使他感到悲壮。因而他显得年轻极了，牛虻式的年轻。
“你想说我这个艺术瘪三除了‘命一条’，一无所有。我狂什么，对吧？而你们连‘命一条’都没有。你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都早早卖给别人了。你拿什么去为她牺牲？你的命从二十多岁到六十五岁，已经被你自己出卖出去了。你还想再辩驳什么？！”
“我一点儿也不想辩驳。”安德烈说，“我叫你站住，就是想提醒你，你还没付账。”
里昂还没反应过来，安德烈已招呼侍应生把账单送过来了。
“我原先是想款待你。不过我改变主意了。”安德烈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同时对里昂说：“小费我帮你付了。”
里昂若有瓶硝镪水，准会一抡胳膊照着安德烈的面孔泼过来。他一贯仇恨暗藏的开销，乘他不备冒出来敲他一闷棍。他在这种局面里，再哥们儿的人他都会立刻翻脸，推翻一切前情。因此安德烈此刻在他眼里，就是个突然从黑暗里跳出来暗害他的匪徒。
我想安德烈怎么会这样快找准他的要害。
里昂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这副目光让我觉得恐怖。
安德烈说：“你说我把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卖掉了。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身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很滑稽？也很不公道。我也许真像你讲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去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
安德烈声音平实。他此刻的英语很怪，完全没有美国式的流畅，那连汤带水的懒散发音。他像个外族人将英文讲得很地道，却不敢在任何字眼上含混，也不敢在句子里乱加语调，个个字都吐得卖力。因而在我听来，他的诚恳似乎来自辛酸，来自一种过来人的长辈式的辛酸。
这时安德烈招了招手，叫人把他的大衣拿来，然后他穿上大衣，对我一摆下巴。我吃不准是否要跟他一块儿走，但我很快决定我不愿和里昂留下。我跟安德烈向门口走去，路过的每一桌，人们都表示出他们清淡高雅的反感。他们想，这些人一定跑错门了。
里昂却在停车场截住了我们。他像是实在找不到能杀死安德烈的武器，但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
我一下挡住他。我说：“你想干什么？”
我的样子和我这句话一定都蠢里蠢气。我对安德烈说：“你快上车。”
里昂说：“我们去湖边。”他用大拇指戳一下脑后。
安德烈看着他。他嘴角带一点儿笑，心想这小子做恶棍的手势倒做得挺漂亮。
“干吗？”安德烈问，憋住一个乐子似的，“去湖边死一个？”
“里昂，你少发神经。”我说。
“你闭嘴。我跟他去湖边，没你什么事。”
“安德烈，别理他……”
“放心，我不想去湖边。”更不想跟他之间死一个。
他把车钥匙捅进匙孔，里昂走到车子前面。
“我不想找你玩命。”
“那玩什么？”
“我跟你好好谈谈。”
“你跟我？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
里昂把脸转向我，说：“我跟他只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你。”
“好极了。”安德烈说，“不就是她和你的关系吗？我都清楚。”
我的喉咙干涩而冰冷。
里昂也没了话。
安德烈说：“她都告诉我了。”他对我说：“快进车里去，外面太冷。”
我不知怎样就已经坐进了车里，里面的寒冷被压缩了，冷得更质感。我也不知道车怎么就动起来了，里昂怎样被甩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感觉的恢复，是安德烈伸过手来替我系安全带。
我说：“是FBI，还是安全部的人告诉你的？”
“告诉我什么？”
“你刚才说你全知道了……”
“谁也没告诉我。”
“要不要我自己亲口告诉你？”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地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字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条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
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他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眸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乳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只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子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我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枇杷、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呵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上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
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待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吗，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待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子，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子，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昏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生素，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生素，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待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最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于FBI。也或许归功于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家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
我说：“流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点点头。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委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他那么爱他的工作。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点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股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状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生素。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俯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首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我估计他被触动了。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首‘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会儿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为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科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道，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勃朗宁手枪”、“雪佛兰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至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水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水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
“小船。”我肯定地点头。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词。
“船？”
“船。”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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