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读书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点应注意到的,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第二点,研究这两句话,怎样为己,怎样为人。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为人就是为大家,也可强调说是为公。“古之学者为己”,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今之学者为人”,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这个问题就来了,从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好像比古人更好,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这是一种观点。
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讨论到这个问题。他写一篇博士论文,中间有一段,引用了这两句话,作东西文化的比较,就是持这种观点。我告诉他,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这一传统的作风,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所谓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就个人所爱好的,加以培养教育,不必勉强。一个喜欢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学文学,是做不到的。有许多孩子,自小喜欢
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一个普通现象,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对朋友也无法交代。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社会的压力,不是为自己。目前在大学里,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几乎满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学系的课,学生有七八十人,
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天知道!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为什么考到这一系?将来毕业了,出去教书都没人要。社会上听到哲学系,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经。可是为了什么?凭良心说,只是为了文凭。有的女孩子,学了哲学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既不能作贤妻,又不能为良母,那就惨了。可是现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气了,就对父母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不替你读书了!”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在自己则并无兴趣,那么今天的人读书,从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读书,至少是为社会读书。社会上需要,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状况,如果缺乏远见,我敢说,二三十年后,我们国家民族,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越来越低落了。大家只顾到现实,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能赚更多的钱,都向商业、工程、医药这个方向去挤。如物理、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在美国,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只好到酒馆里去当酒保,替人调酒,还可赚美金七八百元一个月。
放大点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二三十年后,文化衰落下去,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在座的青年朋友还来得及,努力一下,十年、二 十年的功夫用下去,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绝对可以赶上时髦。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人类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头路。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的确须要准备。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还没办法回头,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大亏才行。没有人文思想,人类成了机械,将来会痛苦的。所以这两句话,也可解释为:“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自私,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再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拓,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大学》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大学》,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了,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他。果然后来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 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止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称职的使者
下面讲到学间的外用: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而卫国是孔子对它比较有感情的国家。孔子到卫国时,就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孔子和许多弟子的生活,都是蘧伯玉供应的。孔子回到鲁国以后,蘧伯玉派了一个私人代表来看孔子。孔子就陪这位远道来客,坐在一起谈话。孔子问他,蘧先生在家里做些什么事?这位使者就说,我们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养的学问,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错误。(这就是儒家讲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在第一篇就提到过“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加以检点,能够做到少错寡过,就是了不起。)但是他感觉还做不到,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看了这节对话,被人问到长官的事时,替自己主管应对得那么谦虚,那么得体,所以等到他离开以后,孔子就立刻告诉他一些学生,这个人够得上当代表,够得上当大使,他替派他出来的主管所答的话,谦虚而不失体,非常恰当。换句话说,也看出这个使臣本身的修养学问。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假使在自己国家以内,出去为朋友作代表,或被主管派出去办一件事,要把立场先站好,这是很难的。有的人把主管捧得太过分了;有的发主管牢骚,先骂起自己的主管来了,如果到国外当大使,更严重了,那就要看修养的风度了。所以外交人才难得,尤其贫弱国家的外交,说话的立场,不易把握。
透过这段文字的记载,首先了解的,是蘧伯玉晚年退休以后的修养,确有大臣退居林下的风度,的确不同。第二,表示了蘧伯玉用的干部,代表他出使的人,应 对才能之高明。第三,可见主管与干部之间,本身修养的配合。第四,孔子借此教育的机会,告诉学生们,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作使者、当代表。说话得体,谦虚而包涵的意思很多。假使孔子要责备蘧伯玉,或责备卫国的什么缺点,当这位使者说出这句话时,已经把孔子封住了口,使孔子不好意思再说出责备的话来,所以孔子极力称道他。
宿将还山不论兵
因此引出孔子平日的理论,说明这个道理: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很重要的,《泰伯第八》提到过,这里又重复出现,一个干部,对于臣道的修养,乃至学者自己本身的修养,都要守住这个原则。这和政治思想也有关。譬如站在政治学的立场,有人说国家的事,是大家共有的,所以人是政治的动物,都是政治的分子。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
在我来说,认为知识分子少谈政治为妙。因为我们所谈,都是纸上谈兵,我们看到这六十年来,都是知识分子先在这一方面闹开了动乱的先声,很严重。尤其人老了,接触方面多了,发现学科学的更喜欢谈政治,如果将来由科学家专政,人类可能更要糟糕。因为政治要通才,而科学家的头脑是“专”的,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上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因此,我们发现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
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理的写照,孔子并不是说把政治交给当权者去做,我们大家根本不要管。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孔子和蘧伯玉曾经分别在鲁、卫两国当过政的,现在都退休了,虽然还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已退休,就不必再问到国家大事了,所以从这一段话里,轻描淡写的衬托了鲁、卫两国当时的政治,的确是不大高明。因此孔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思无邪
接下来是以曾子的话作补充。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这句话也可以作为解释上论第二篇《为政》中“《诗》三百,一以言蔽之,曰:思无邪”那句话。同时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注解。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当然,这个话我们可以站在社会文化的立场反对。研究科学,不怕人有幻想。强调一点来说,历史也是幻想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发明,开始也由幻想而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科学家,很少有个性不古怪的,环境影响了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生活没有情调,如果研究到深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正在吃的面包,换上块腐肉给他,他都不知道,照拿照吃。但是他如不这样研究得发疯,就绝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学问也是这样,要想学问有成就,一定要钻进去,像发了疯一样,然后跳出来,这就成功了。不到发疯的程度,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搞通才的,样样搞又样样搞不好,就犯了太聪明的毛病。科学有成就的人,可以说是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就不能说“思不出其位”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来读这些书,都是反感的,往往加上“统制思想”、“控制思想”等等许多罪名。
事实上,话并不是这么说,曾子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他只是说人的基本修养。这句话编在这里,等于说是从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养,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职权。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通了。
智、仁、勇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很多话都是意义相同的。不过这个地方,孔子以不同的语句讲出来。就是说要言而有信,讲话要兑现;牛吹大了,事实上做不到,这是君子引为可耻的。不要把话讲得超过了自己的表现,做不到的,绝不吹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等于一个小结论。有一天孔子感叹说,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有三个必要条件。孔子很谦虚的说,这三件我一件都没有做到。
第一是“仁者不忧”。有仁德的人没有忧烦,只有快乐。大而言之。国家天下事,都做到无忧,都有办法解决,纵然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个人的事更多了,人生都在忧患中,人每天都在忧愁当中。而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而达于“乐天知命”的不忧境界。
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不得开解,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像我们没有真的智慧,明天的事,今天绝不知道。乃至此刻的事,也常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最后是“勇者不惧”。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没有什么恐惧。孔子在这里说的词句,字里行间,写出他的谦虚,表示自己的学问修养,没有做到君子的境界。可是子贡对同学们说,不要弄错了,这三点老师都做到了,我们要这样学习才对,他只是自
我谦虚,不肯自我标榜而已。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有时比较直爽,看见不顺眼的人,当面就说人家,得罪人,当面就方你。这个“方”字在四川、鄂西一带的方言中,常常听到人说。如说对某人“方一方他”,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有时候说某人个性太直,也说某人是方人,这种人很直爽,常常容易得罪人,子贡就是这样。所以孔子说,子贡啊!“贤乎哉?”你要求别人,不要过于高了,不要希望别人都是贤人啊!有时候要马虎一点,(这与古人对“贤乎哉”的确释,稍稍有点出入。)而且老是得罪人,也不太好。假如是我,就没这个工夫去批评别人。
下面再引用孔子的两句话。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这两句话,在上论第一篇的最后结论已说过。虽然最后一句文字不同,但是同样的意思。这里是说,一个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真本事,没有真学问,没有真才能,否则终有所成。这句话安置在子贡方人一节下,也是非常有味。
待人接物
这里是孔子所说,为人处世,交友之间的一个信条: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明明别人来骗自己,可是不给人当面难堪,这是“不逆诈”。平生经验,的确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明知道对方满口都是谎言,但是姑且就让他骗。他讲完了以后,他所期望的、所要求的目的,也让他达到。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数,知道他在骗。同时还发现有些人,他完全在骗人,但是他自己已经不觉得在骗人,他骗成了习惯以后,连自己都不觉得在说假话骗人,而变成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甚至对他自己说的假话,也觉得是真的。“不逆诈”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诈。当然,这也要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我们就犯了很大的罪过,很容易成为“姑息养奸”了,这也不可以的。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难,不得不骗一点钱,不抢不偷,已经算是好的,明知道骗,不妨给他骗一次,不过要设法感化他,这是“不逆诈”。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扩充到大的方面,但要恰到好处,该揭穿的时候,就要加以教育了。“不亿”就是不随便估计、推测。凭了想象,随便估计推测,认为大概是这样,就犯了主观的毛病,不大好。“不信”就是怀疑。“不亿”、“不信”,等于说不要主观的相信,也不要太客观的不相信。人如果有这样的胸襟、修养,就够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贤达的人了。夫子何为者
现在开始,是另一个高潮。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是道家人物的隐士。讲到这里我们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道家与儒家的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中流砥柱。而在道家看来,中流砥柱抵得了什么?譬如今天石门水库放水,在中间放块石头,能挡得住流水吗?不过石头自己站住了,没被水冲走,可是水流照样往下冲,挡不住。道家绝不走这个路子。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应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后果。如石门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计算水流到某一地段时,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所以中国历史上,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
这里我们讲一个思想问题:我们中国几个“子”,实在了不起。除了现在讲的孔子,《老子》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在国外已有好几十种译本。远在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有一位女医生告诉我,她在德国留学时去跳舞,召来一名舞男,居然知道中国的《老子》,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国语背诵,她说好在自己在国内是读这些旧书出身,否则还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了。《孙子兵法》这部书,许多国家,包括苏联的陆军大学在内,列为必修课。现在孔子也出国去了,未来世界的文化趋势如何,可想
而知。
说到《孙子兵法》,想到《孙子》有名的《势篇》,讲形势。这个名词很难解释,现在世界的军事思想不讲势,而讲力的对比。每个国家都注意有多少兵源、多少物质、多少武器、力的统计。如果只讲这些,只是力的对比,不稀奇。中国的拳术,也反映出中国的军事思想,不讲力,讲劲道。一拳一个劲道,就把对方打倒了。劲不是力。中国人主要讲势,道家说“知其力,用其势”,所以能四两拨千斤,以弱敌强,以寡击众。一个三期肺病的人,能把世界的大力士打倒,那才是本事。十
个人可以消灭上千上万敌人,就是运用势。
什么是“势”?《孙子兵法·势篇》最后一句话的结论说:“转圜石于千仞之山。”这就是“势”。一块圆的石头,在一两万尺的高空上转,就是“势”。假使一个四斤重的石头,在我们台北市上空,就仅五千尺的高空转,全台北市的人都要躲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被击中打死的可能,这一情形就是势。等到这块石头落下地以后,不但是我们,小孩子都可以欺负它,上去小便,它也毫无办法,不过四斤重的石头,谁都搬得动,丢了也就丢了。懂了这个道理,在处世上就可以运用,尤其战略、战术思想,都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在势没有形成的时候,对敌人政治的、军事的战斗,就无法稳操胜算。孙子也很巧妙,写到这里,再没有继续写下去了。就是要读他书的人,自己去体会、运用。
透过一个故事可以了解“势”的道理。据说大蟒要吃东西的时候,不像其它的蛇要咬住东西,它只要将口张开,可以把一定距离以内的东西,吸到它的口中,吞入腹内。它的攻势一出,尾巴一摆,可以把直径尺把粗的大树扫断,厉害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只小蜘蛛和一条这样大的蟒是世仇,要对大蟒报复。就在蛇洞口的树上悬了一根丝下来,等待大蟒出洞觅食的时候,急落下来,打在大蟒致命的头部七寸部位。每当大蟒刚把头伸出来,蜘蛛就急速下降,大蟒就立即缩回洞里,不敢出来。
这么厉害的一条大蟒,就这样被一只脆弱的小蜘蛛制住了。反过来,如果这条大蟒能够冲出了洞,躲过头部七寸上的一击,只要一张口,也就可以轻易地把这只小蜘蛛吸进腹中消化掉了。可是当大蟒没办法施展它吸物的毒平时,这样一个脆弱的小蜘蛛,就可要大蟒的命,也就是兵法的原则,战略的道理。历史上,子书上,很多这类故事,在政略上都可供我们活用。
因为这里与孔子讨论问题的微生亩,是一位隐士,属于道家人物,所以在了解这一段书之前,我们先概略的介绍一下两家思想上的差别处。孔子当时碰到几位隐士都吃瘪了。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隐士们的影响力很大。尤其以经济观点看,春秋战国以后,一般人都趋于现实,每逢乱世,经济的现实性一定变成很重要;物质的崇拜,越来越高,这也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大问题。可是有少部分人,如道家的隐士,现实的欲望、富贵功名,对他都毫无诱惑的作用;他能够吃蔬菜、喝稀饭,硬是“不同流”,屹然而独立。而他们本身是人格高尚、学问渊博、才具高超。如我们提到过汉高祖敬畏商山四皓的故事,可见中国隐士思想影响力之大。过去几千年来的政治,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一直很大。再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派人好像对现实不热心,其实也很热心。因为他们站在旁边,使当道者非常注意。他们似乎袖手旁观,又似乎在护航。
微生亩就是这样一位隐士,有一天他对孔子说,你一天到晚凄凄惶惶,(唐玄宗咏孔子的名诗,开头两句“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就是从这一节脱换而来的。)忙忙碌碌,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讲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处去讲学、宣传,又有什么用?你不觉得太过分吗?孔子答复他说,我并不是好说讨人喜欢的话,实在是自己的毛病太深了,用现代话说就是毛病大。这样的解释,和古人的解释不一样。古人对“疾固”两字解释为“讨厌这种固执己见,不肯出来用世的病态。”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牵强。这是因为后代的儒家思想,反对道家,反对隐士,就借用孔子这句话骂人,责备这些人不肯出来为国家社会尽力。其实,只是他们想作官的门面话。可是孔子绝不是这种态度,他对隐士很尊重。在此,他只是一番自我表白,这句话翻成白话等于说,你老兄劝我不要为时代担忧,是很对的。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号,那是我的毛病。这是他对隐士们一种谦虚、幽默的态度。真正的心意是,反正你们不出来做事,我出来做事,各走各的路,我为社会国家尽
心而已,就算是我的毛病吧!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是古代的名马、良马、千里马的名称。他说真正的千里马,并不是说它的力量有多力,而是说它的德性好。中国古代的千里马是了不起的。我们看西方赛马,马跑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骑在上面实在不好受。中国的良马,跑的时候,左右腿交替奔驰,快得像风一样,骑在上面,有如在平稳的水面上行船,一点都没有颠簸的感觉。良马如遇主人坠鞍,它立刻站住,等主人起来,绝不会践踏到主人或拖着主人跑。如果肚带没有系紧,马鞍不完全,就是骑上去了,它也不走,用鞭子打它也不走。又如老马识途等等,都是良马的德性。这种良马,要有天才,才能训练得出来。劣马则会打滚,会擦墙,使骑它的人受伤,甚至送命。
这两句话编在这里,等于是答复了微生亩问孔子的问题。意思是说,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不问眼前的效果,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甚至今天下的种籽,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都不知道。下了种籽,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从这里我们想到,孔子的思想,几千年以来,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
报怨与报德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蒋总统秘录》一书,这位日本记者引用了“以德报怨”这句话,说是孔子思想,这是一个错误。“以德报怨”是道家思想,这句话出在《老子》。孔子思想是“以直报怨”。
儒家思想有一点侠义的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踢回你一脚;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这很直嘛!你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你好,要如基督教圣经上说,你在我左脸打了一个耳光,我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个耳光。就像唐朝的娄师德,告诉他弟弟,要唾面自干一样。但对于娄师德这句话,我们要了解,这是中唐以后的修养。当时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娄师德是世家公子,历代都作大官,声望很高,他自己在京里做大官。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辞行。娄师德说,我们娄
家受国家、朝廷的恩惠太大,我两兄弟现在都在作官,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比较骄傲,你出去作官,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多多忍耐,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他弟弟说,这点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娄师德说这样做并不好啊!你把它擦掉,还是违其怨,给人家难堪哪!弟弟说,我懂了,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了。娄师德才说,这就对了。假使所有中国人都是这种修养,那还得了!所以话说回来,作学问不要断章取义,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间一句两句去做,
那就要出问题。每个思想,要作整体的研究才行。刚才已经声明了,娄师德出身在中唐以后,国家社会,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安定,而他家里又历代作官,他本身又在中央政府当相职。这样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家庭背景,他弟弟在这样环境中所处的立场、位置,就与一般人不同。由穷小子经过考试出来作官,就可以傲慢一点。如果娄师德的弟弟有一丝傲慢,人家就会批评,说靠世家的势力欺负人,所以娄师德对他弟弟的这个教训才没有错,并不是说在乱世之中,拔刀而起的时候也要如此。
在这样的时代,不要说口水吐到我们脸上,如有外国人不礼貌地瞪我们两眼,我也要打他两拳。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就有所不同。所以作学问不能断章取义。
这里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等于提到道家的思想。孔子的答复,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在逻辑上作一个论辩。他说,别人对我不起,我对他好;那么人家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张“以直报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这是孔子的思想。他是主张明辨是非的。
存心自有天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知者,其天乎!
孔子有一天感叹没有人了解他。子贡听见就说:老师何必这样悲观!怎会没人了解你?孔子说,我这一生,“不怨天、不尤人”;从基层的学识,艰苦的人生经验起步,但不为现实所困,能够升华,走入形而上的境界。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因为孔子出身穷苦,在艰难困苦环境下,体会到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业,升华上达,超越世俗,因此对人世间也不要求别人的了解,存心自有天知。
上面等于结束了自微生亩以后的一段话,下面又转入另一波澜。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子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譬如命何?
公伯寮是鲁国政治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时鲁国政权在季家三兄弟手中,公伯寮就暗地挑拨是非,在季孙面前,讲孔子学生子路的坏话,这也是间接的攻讦了孔子。当时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姓子服,名何,字伯,后来谥号景,当时是鲁国大夫。有一天来告诉孔子,公伯寮在捣乱,到处造谣和老师作对,并且在季孙家说子路的坏话,增加老师的麻烦,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权力可以左右一切,可以放手去做,这种害群之马,我有力量除掉他。意思是向老师请示,要怎样处置这样一个坏人。
孔子说,不要那样冲动,不可以这样,我走的是为国家民族、为人类、为天地行正道,能够走得通,是命。倘使这个文化命脉真的要中断了,也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命运。公伯寮这样捣乱,影响不了什么。又有什么关系? 这一段书,第一点是看出孔子思想、意志的坚定;第二点说明了孔子的人品道德。在他学生里有这样有权力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但是他始终不运用。他认为这种现实力量,对于文运世风的兴衰,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否决了子服景伯用权力对付公伯寮的建议。由此再引出下文的另一章。
入山未必心安
一些人说孔子思想与隐士相对,其实一点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隐遁的观念。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这好像是孔子告诉了我们很多故事的权谋。我们知道“不学无术”这句成语, 反过来说,就是除了学问要好,把握住原则以外,还要懂得处世之方。孔子所讲的这些话都是术,也就是方法。这里的“辟”就是“避”的古写。“贤者辟世”,时代混乱的时候,不与现实发生关系,脱离这现实社会,和隐士一样修道去。再其次是“辟地”,一个地方太混浊,不同意这环境,就离开这个地方。再其次“辟色”,处世的态度上要注意,在乱世动荡的社会中,对人对事,言论思想要端正谨严,对
任何人的态度都要和善,能够包容别人,不要有傲慢、鄙薄的态度。相对的说,看着风头不对,他大概与我合不来了,那自己就早一点离开吧!再其次“辟言”,不发牢骚。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的四辟。由此看来,孔子对于隐士思想,何尝不赞成!他教弟子们的四辟,已经走上隐士的路子了。
根据这四辟,可以看到从前知识分子的处世方针。不过讨论起来,涉及到个人思想的问题,有点类似于西方讲的个人自由主义。例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这是中国过去知识分子处乱世,在“邦无德”这情形下,所采用的个人自由主义,宁可退守自清,不愿同流合污,隐士路线就是如此。但是在拨乱反正,能够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时候,他所采用的原则是“成仁取义”的路线。这两个路线,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文化,包括了欧洲各国,一直到美国,都是如此。所谓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到了最高度,就是绝对的个人自由,这是必然的发展。所以古旧的自由思想,必须要法治,要人人能够守法,才能谈自由。可是现在到了中国来,年轻人搞不清楚东西文化这个思想潮流的精神所在,学西化,动辄讲自由,又不懂西方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完全变成个人的自私主义。
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对隐士,实际上这一段包含着浓厚的隐士思想。“贤者辟世”,时代不对了,觉得无能为力,挽回不了的时候,只有避世。那么避世干什么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机会,做更大的贡献。讲不好听一点,也就是消极的自全其身。不但在这一段,里有许多地方,孔子都提出这种主张: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乃至对南容的奖评:“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可见孔子的观念中,何尝完全抹煞隐士思想?所以严格的研究起来,
我个人认为问题很大。至少几千年来,一直到近五六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书读好了的人,就缺乏一股冲劲。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理论会讲,冲劲不足。有冲劲的时候,往往学识又太欠缺,不能成事。所以我常和一些老朋友谈起,以我们现有的这么一点不太少的知识,而让我们的体能年龄,退回到二十几岁时一样,大家就有可为。一般人等到知识比较丰富,头脑思想比较完备的时候,由于年龄的增进,勇气就消退了。历史上无论中外的人物,往往是老年人的智慧比较成熟,如配合了年
轻人荣誉感的冲劲勇气,就会开创出新的历史境界。
子曰:作者七人矣。
这句话是紧接上面而成一段。总共有七个人已经避世了。这七个人究竟是谁?没有指名明说,我们也不必乱加牵强罗织。讲到这里,我想起古人一首绝句很好: “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这首诗是指吕纯阳而作。以诗论诗,其中“未必无心唐社谡”一句,正好借用来说明孔子所说“作者七人矣”的苦心。其实,人未必真肯为金丹所误,只是“英雄退路做神仙”。自求千秋事业,另玩一套花招而已。你求上天堂,他求极乐国,无非所求另有不同,谁又真肯甘于寂寞,除非大圣。
上面孔子说到避世的圣人已经有七个了。这七个人,可能就是中提到的一些人。孔子经常被这班人骂得很难堪。事实上,不是骂,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幽默。其中之一的楚狂,就是楚国的一个狂人。所谓“狂”,并不是疯子,而是满不在乎,不受拘束。这一类的隐士,孔子提到很多个,一般的注解,不敢确定是哪七个。在中记载的有楚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乃至荷蒉者、晨门都是。晨门是一个人,就是守城门的,为古代的一个小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务人员,在此
以他的职务代替他的名字。现在就讲到这位先生了。
大隐市朝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有一天,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过夜,早晨起来,有一个晨门问子路,从哪里来的?子路说是从孔先生那儿来的。这个晨门说,就是那个姓孔的孔丘?那个明知道做不到,硬要做的人吗?这个晨门就是隐士,他学问很好,道德很好,可是隐居在一群下级干部当中。古代有所谓“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当隐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隐,消极的,是孔子所谓的辟世、辟地。有些人一生作官,而在最后临死时,才知他在当隐士。此即“大隐于市朝”。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来,我常劝他们不必退下来,有一分力量贡献完了算了。有的人说退休下来做生意,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说,做了几十年公务员,想退下来做生意发财,那我们一辈子几十年都做生意的人,岂不白做了?所以我常劝朋友不要退,何不把自己这点力量贡献出来,该有多好!这就是大隐法,如苏东坡的诗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妙。现代是工业社会,当隐士与农业社会不同,只要有一点生活费,租一个公寓式的房间,在里面读书也好,静坐也好,不与人往来,死在里面烂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所以现在当隐士,更可以隐于市朝。(一笑。)
上面讲隐士的路线。但为什么要当隐士?因为对时代没有办法。晨门这位隐士,就说孔子并不是不知道做不了,他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做。这位晨门老兄,批评得很恰当,没有骂孔子不对,也没有说孔子对,只对子路说,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姓孔的吗?在中,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隐士了。
孔子为圣人,重心就在这个地方。而孔子的难学之处也在这里。另如老子、庄子等很多学问高超、修养深邃的人,知道面前这个时代无可挽回,他们就退隐了。后来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本名王通,写《滕王阁序》的王勃,就是他的孙子。)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通。在隋炀帝的时候还年轻,有志于天下,但到处碰壁行不通,看到当前的时代不宜施展才学,于是退下来讲学,培养下一代,教化年轻的学生,传播种籽。后来唐太宗的开国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这一班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他死后,门人尊谥他为“文中子”。
收场不易
子击磬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巳而巳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这一段书,我个人与古人的意见稍有不同,对宋儒朱夫子的注解也不敢苟同,这一段又是讲碰到一个隐士的事。
磬,是古代用玉石之类制成的敲击乐器。后世庙中敲的,铜制圆形的磬,下面不是石字而是缶字。有一次孔子敲罄,正好一个挑草器的人,走过孔子门前。一听到孔子敲出的磬声,他说这里面敲磬的人,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是一个有心人。我们后世朋友之间谈话,对于一个忧世忧时的人,就每每说“老兄!你是个有心人。”这句话就是从里来的,有心于天下国事,志在济世救人,就是有心人。这个人就说孔子,不是普通为音乐而音乐,而是把满腹济世救人的挚诚深心,寄托在音乐上发挥出来。
他讲了这句话,又在那里听,然后说,这个人太固执了。“鄙哉!”并不是骂人,而是上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这磬声里充满了不肯放手的,那种硬骨头的风格。他自己太不自量,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去做。太肯定!太自信!“斯已而已矣”是说这个时代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拉不回来的。“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话,是出自《诗经·卫风气·雄雉章》。这个荷蒉者在这里引用,意思是说,如果时代可以挽救,那你就应尽力去做;如果时代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那么最好退隐去韬光养晦,省得惹人讨厌。就好比涉水过河,在浅的地方,可以拉起衣服;水深的地方,再怎么拉衣服也还是会弄湿,干脆就这么走过去。
这位荷蒉者在门口作这样的批评,被孔子的学生们听到了,告诉老师。孔子说,真的吗?“末之难矣”——我与古人的解释不同,就在这句话上。古人对“末”解释为“没有”,就是没什么困难的意思。我认为“末”是“最后”的意思。孔子说人生最后的定论实在很难下,我们作一辈子人,尤其断气的时候,自己这篇文章的末章最难下笔。无论大小事情,都是“末之难矣”。同时孔子这里也在讲乐理,最后的余音是很难处理。演奏停止了以后,乐音仍绕梁三日,使人回味无穷,这是很
难的。如果认为孔子说,天下事没有什么困难的,那这个孔子就太粗率了。
我们再回头讨论,为什么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古人有所不同!我们看了朱熹等的注解,发现古人的解释,有一个主观,就是把孔子看成一个宗教教主式的偶像,那是后世儒家的一般偏见。到了宋儒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知道孔子是圣人,非常伟大,但是一个真正的大圣人,绝不会自己当教主,绝不会把自己的言行、态度,做成教主一样,那就不足以成为一个圣人。不必说孔子,就像普通的人,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自己真到了那一步学问修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心中还有一个观念,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比别人都高明,那就完了。所以这种观念要去掉,去掉了这种观念以后,再看这位荷蒉者的隐士,引用“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的话,真正的意思就是指人处世之难而言。人处在社会里,许多事情要随宜权变,不但是动乱的时代要如此,有时候对朋友,乃至在家里对配偶、儿女也是一样,深不得,浅不得。能在深浅之间恰到好处,就是最大的本事。
不合时宜
我们就是不引用上古的,引用唐代朱庆余的名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是这个意思。唐人的诗,很多喜欢用男女相悦,尤其以女孩子的感情作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慨。诸如功名富贵的得意,坎坷落拓的失意,往往都用女孩子的情感来形容。这首诗就是表示功名考取了,非常高兴得意,马上就要去见长官了,见长官之前,自己精心的“化妆”,希望自己能够使长官在“第一印象”中,产生良好的观感。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环境还摸不清楚,只有在师友同事之间,悄悄地打听,是不是合长官的意?我们一辈子做事,每到一个新的环境,究竟要浓妆或淡抹,可还真难恰到好处。“画眉深浅入时无?”能不能合于时代?若不合时宜,就没有用。
古人还有两句名诗说“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表面上看起来是题画的,其实这是牢骚的诗,他说若早知人是势利的,这样喜欢攀着富贵,(中国牡丹花是代表富贵的花。)对于清高的格调看不惯,那我就率性俗气一点,多用一些胭脂画富贵花好了。我们不懂诗的,只把它当文学作品看,所以有人说,写诗的是无病呻吟。实际上,许多是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整个摆在诗里,我们作一辈子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能“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就是人生哲学。所以中国哲学难研究,因为必须同时通文学。又知秦韬玉咏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什么今日谈这些诗与哲学关系?我们中国从前一些读书人,到了晚年退休在家,写字、作诗、填词,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好像时间不够用。而现在的人,退休下来,或者是老伴不在身边了,儿女长大飞了,感到非常空虚落寞。有一位某大学教授,在六十岁后,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劝他作诗。他说不会,我说可以速成,保证一个星期以后就会作,不过是易学难精。后来果然他对作诗有了兴趣。如今已七十多岁,居然出了一本诗集,现在可够他打发余年的了。所以中国这个作诗的修养很有用。而且不会见人就发牢骚,有牢骚也发在诗上面,在白纸上写下了黑字,自己看看,就把牢骚发完了,心中还能有所得。
就像这首咏贫女的诗,表面上是描述穷人家的女儿,但实际是影射一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得志,所谓“怀才不遇”的人,就像有的公务员,学问很好,但是特考、高考都考不取,这里碰壁,那里行不通,就只有做个小公务员。而这首诗,描写一个住茅屋的贫家女,对那些高贵华丽衣服的香味,闻都没有闻过,本来想托媒人找个婆家,但自己很伤心,不愿意这样折节自荐。比喻一个有学问才具的人,不愿意托朋友为自己吹牛找工作。而在这个时代中,一般人都很现实,很低俗,绝不欣赏
青松明月一样的格调。虽然时代如此,可是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自己还是保持固有的俭朴纯真,并不跟着世俗走。这也就代表了作者自己。大家很现实,要人家介绍、吹嘘,或者上电视,登登报出了名就有办法,社会风气不太对,何必那样呢?这些路都不走,还是保持自己的朴素。这就可见他的修养,他也很自负,如贫家女一样,敢于夸称自己的女工,比任何人都精巧,这岂不自负自己的学问本事,比任何人都要高?可是不合时宜,苦恨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里,永远不能得志,没有机会对国家社会有直接的贡献。这也是牢骚。中国的诗文,微言大义,往往就在一个字,“不把双眉斗画长”的一个“斗”字,就是点睛的。所谓斗就是和人家竞争,你打扮得这样漂亮,我就打扮得比你更漂亮,就这样出锋头,找机会。说到画眉,古人描写这一类事的诗很多,也是一些文人吃饱了饭,真的看了女人化妆等等而作的,但那些是所谓“香艳体”。像贫女这一类的诗,则不属于香艳体,而有寄托的涵意。回过来说,这个荷蒉者引用诗经“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话来说孔子,和“画眉
深浅入时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孔子所奏的音乐当中,他听出了孔子济世救人的心太切了,一般人不能接受,时代是挽回不了的。虽说袖手旁观的话,就辜负了人生的责任,但是做起来深不得浅不得,何苦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这是我和古人稍有不同的解释。其次对于“果哉!末之难矣!”我同古人的解释也有不同。也就是孔子说,结论难,人生的最后一章很难下笔。不过,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只有各说各的吧!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这是一个疑案,高宗是殷商时代非常贤明的皇帝,名武丁。“谅阴”,几千年来的解释,皇帝的父母死了,守制居丧,称作“谅阴”。不过这一点颇有怀疑,谅阴到底是不是守制中,无法彻底考证。我们现在就沿用以前的解释,认为高宗在守制中,三年当中没有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实在有点过分得不近人情。比起宋孝宗的愚情,尤其过分。孔子说,你何必问高宗,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以孝道立国,大家都是一样。如果皇帝死了,每个人都各守岗位。“百官总己”就是百官各守岗位,每个问题,自己都知道负责处理。有的解释,认为这句书是说把事情都交给首相处理。事实上,“总己”是每个人自己负起责任来。以现在的体制讲,就是希望每个公务员都负起责任来。很多小问题,不需要开会就可以解决,倘使怕负本分的责任,就是没有总己。“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是大家负起责任,处理事情,解决了问题,报告给首相知道,不必报告新皇,因为他这时很悲痛,没有心情问事。“不言”也很可能是三年当中,不敢讲到先王的丧事;或是指对某些事不忍再说,这种沉重的心情,大约要持续三年。
这一段只好作这样的解释。老实讲,这段书我还是有点怀疑,可是资料无法查考,我只知道“谅阴”是与丧事有关,这一段现在只好照古人的意思,暂时保留,将来再看。因为我读的书,到底有限,也许将来别的地方会发现新资料。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另一段这里的重点,我们要把握住。《春秋》责备贤者,就是要求领导的人,主管的人,以仁爱待人,能够好礼,下面容易受感化,慢慢被主管教育过来了,就容易领导。孔子这句话的精神,还是专责在上位的人,所以对于社会上有声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孔子要求特别严格。普通人还可以马虎,因为他是普通人,没有责任,就不必苛求了。
圣人头痛的事
下面子路问君子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人究竟做到怎样,才合乎一个君子的标准?儒家对学问道德到了相当标准的人,有一个名称叫“君子”。你能以非常严肃、庄重、恭敬的态度,修正自己心里的思想,和外表的行为,这就是君子。子路说,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说还有,你自己的修养做好了,随时能够庄严、恭敬以后,进一步要利人、利社会。子路又说,这样就对了吧?孔子说,这不过是第二步,还要利天下、利百姓;(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民,再扩大就是人类。)利益所有的人,这才是君子。不过
孔子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自己的修养做到了,能再把这种修养,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可以利社会、利国家、利世界、利天下,以安百姓。就在尧舜做起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缺憾,还是可以挑毛病,总难做到十全十美的,何况我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这是孔子有名的故事。原壤是一个人名,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这个人是孔子的老朋友。
讲起老朋友来,常听到一些人说,张三当官了,架子也大了。我听见这话就说,不是张三架子大,是你李四不懂事、糊涂。因为张三、李四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他们,我说我过去的观念也是一样,现在读了很多历史才懂,一般人都骂朱元璋不够朋友,当了皇帝以后,把过去贫贱时的一些老朋友,都一个个杀掉。
试翻开历史看看,是怎么回事?朱元璋当了皇帝,实际上很想念那些当年光着脚板种田,脸上涂了泥巴打架的朋友。他下个命令把这些朋友找来,还给他们官做。这些乡巴佬,到了朝廷,开了会(上朝)下来,和一些大官们摆龙门阵:“这个皇帝算什么?想当年我还把他屁股哩!”专门瞎扯这些事。朱元璋听了,自然受不了。从这里可知朱元璋对他们好,可是这些乡巴佬自己不知道所处的是什么位置。老实说,他们这些人关起来和朱元璋再打一架玩儿,不给别的人看见,也可以啊!但当着许多大臣面前,摆这些龙门阵,朱元璋怎么受得了!不得已只有杀了他们。人生本来就是唱戏,他上了台扮皇帝,你在他后面做鬼脸,他的戏还能演?你扮臣子,你只好跪下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还要叫得好!下面还有很多观众在看这台戏,也要为观众着想。这也就是朋友之道。
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同乡也好,位置不同,做法就两样。尤其要公私分明,谈公事,阶级分明,科长就是科长,科员就是科员,该行礼的就行礼,尽管一肚子牢骚、委屈,下了班找一个地方单独谈,没别人在,这时候恢复老朋友立场,打一架都可以。
这里就是说原壤在孔子的旁边,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动作,总之是不大像样的。孔子就骂他说,你这个家伙,年轻时对兄弟姐妹不好,没有友爱,一生之中,又没有值得称道的事,人生的成果何在?对人生含糊一世,对自己没有交代,年纪活得这么大了毫无作为。说到这里,孔子就用手杖轻轻敲他的后腿,当然不是狠狠的打,妙就妙在敲他的后腿。是老朋友,没有打他的必要,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实,腿跟没有落地,作了一辈子人,只是好比无根的草,与土壤同腐而已。这一段是很有名的,后来常被人们所引用。可是有些年轻人不明道理,就抓住中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骂起老年人来了。
急功近利之徒
下面是结论了。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一个地方团体的名称,童子是一个年轻人,并不一定是小孩子,将命的“将”是带来,“命”是命令,就是衔命而来。古人的注解是说孔子叫年轻人去传达命令。我现在的意思和古人不同,认为应该他来传命令。(后面也还是这两个字,可对照。)无论是衔命而来,或是传令而去,不是这段主题所在,没有多大关系,不必多去谈它。主题在有人问孔子,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吧?小小年纪就负了那么大的任务,来传达命令,一定是个能求上进的人吧!孔子答得很妙,他没有说这个
意见不对,而只是说,我只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辈的旁边走来走去,是个侍从或助手。我只看到这两点,他有没有学问,是不是人才,我不知道。如果认真讲,他并不是求上进的,而是想尽办法,找一个出头的机会,并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学问,职务上求经验的人。
孔子这一番话,和这篇一开始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话相呼应。这其中许多观念连起来,就是任何时代中,求急进的很多。急进成功了,居于位也,就得到这个位置。不过从历史上研究,全部二十五史,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都“其末之难矣”。最后结论是好的很少。所以年轻人,多经过一番挫折、一番磨炼、一番努力,到了中年上来,晚年成就比较多。这成就并不一定是官做得大,财发得多,而是在历史、在人生有所交代的成就。历史上的先生大人们都是如此,这就是与前期的困苦奋斗有关。年轻人容易有求急进的毛病,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年轻时都喜欢挤在老前辈前出头。而前辈说我们年轻人如何,就一肚子不高兴。到了中年以上,人家说我们是老先生,也很不高兴,想退回年轻,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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