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法鲁克和倪尔君的行李都搬到楼上之后,我就脱掉了衣服,换上泳衣和夏天的衣服,拿上鼓鼓囊囊的钱包,下了楼,然后上了那辆又破又旧的阿纳多尔便离开了。我在韦达特家前面下了车。除了在厨房里忙碌着的佣人之外,家里没有其他的动静了。我从花园来到房子后面,轻轻地推开窗子,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韦达特,我一下子高兴起来。我像小猫一样跳进了房间里,把韦达特的头压在了枕头上。
“这是玩笑么,畜生!”他叫道。我开心地笑了笑,“哎,还好吧?”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问道。
我先是没有回答他,只是用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遍。包括墙上的那幅毫无品位的裸女画在内,所有东西都和去年一样。之后我忍不住了,
“快点,”我说,“快点,哥们,起床了!”
“在这个点我们能做什么?”
“大家下午都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做!”
“难道其他人都不在吗?”
“不,大家都在这儿,还有新来的。”
“你们在哪里汇合?”
“在杰伊兰家!”他说,“他们都刚来!”
“太好了,快点,咱们快去那里吧。”
“杰伊兰肯定还没睡醒。”
“那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下海吧!”我说,“今年我要教那些纺织厂和钢铁商人的笨蛋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还没有一次机会去下海游泳。”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没管杰伊兰吗?”
“快起来,要不我们就去找图尔贾伊吧。”
“图尔贾伊加入青年篮球队了,你不知道么?”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不玩篮球了。”
“是为了更好地用功吧,不是么?”
我没有吭声,看了看韦达特那晒得黑亮、健康而又安逸的身子,就在想,是的,我是很努力地学习功课,在班里要是拿不到第一,我心里就会难受,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被称为书呆子,但是我爸爸,我可怜的爸爸,没有十年之后可以遗留给我的车床厂,没有丝织厂,没有钢铁仓库和铸造车间,也没有在利比亚中一个小小的标,甚至没有进出口办公室:我爸爸从县长的职位上辞职之后只有一块墓地了,为了不让奶奶在家哭泣,我们每年都会去,在那里哭。之后我问道:“那么大家都还做些别的什么事呢?”
脸朝下躺着的韦达特就没有要起床的意思,但是他至少把嘴挪到了枕头边上,说道,麦赫梅特从英国带着一个护士女孩回来了,他说那女孩现在就住在麦赫梅特家里,但是他们没有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所说的女孩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了,但是她和我们的姑娘们都处得很好,还有图朗,说我应该知道,他在部队。我想,我上哪儿知道去,冬天的时候,我没有同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在一起,而是在学校宿舍里或是我姨妈的家里度过的,为了赚些钱,我就给那些和你一样笨的富家子弟们教数学、英语和扑克。但我没说什么,韦达特说,图朗的爸爸已经认定他儿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就把他送到了部队,他爸爸没去开后门,他说当兵的生活会让他的脑子清醒过来。但当我问他清醒了吗,韦达特就很认真地说他也不知道,他还说图朗请了十五天的假回来了,而且已经和胡莉娅开始交往了,我陷入了沉思。此时韦达特又补充说菲克雷特是个新来的家伙,我立刻就明白韦达特很是崇拜他,因为他把这个菲克雷特称为“牛人”和“死党”。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讲起玻璃钢船的马达有多少马力等等,这可真让我头疼,我就不想听这个贱人讲了。他一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就都不说话了,但是而后我们又聊了起来。
“你姐姐在做什么?”他说道。
“她是个地道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一样,她也老是在说,我已经改变了很多。”
“真可惜,让人伤心。”
我正盯着墙上的裸女画。
“听说塞尔柱的妹妹也是那样,”他像是在小声嘀咕,“她好像是爱上了什么人!你姐姐也有这样一个人吗?”
我没有回答。我做了些不耐烦的动作,他明白我不喜欢这个话题。
“那你哥哥的情况怎么样?”
“没指望了!”我说道,“就知道喝酒、发胖。没有指望,萎靡不振!”
“他也是那样么?”
聊着聊着我更加生气了:“他萎靡不振得什么事也成不了。但说实话,他倒是和我姐姐很合得来。他们做些什么跟我没关系,但他们当中一个是厌恶钱的空想主义者,另一个则萎靡不振得都懒得伸手去挣钱了,所有的事情就得由我自己来承担了。而那块宅地上却还是白白地杵着那愚蠢、奇怪又令人恶心的老房子。”
“你奶奶和那个谁,干活的人,不住在那里了吗?”
“住着。但是,他们要是住进将来建成的公寓楼里的一层,又有什么呢?那样一来,整个冬天,我就不用白费口舌地给那些愚笨的富家子弟们讲双曲线的对称轴在哪里,不用跟他们讲对称轴和焦点之间的联系又和系数r有什么关系之类的了,你懂吗?明年我必须要去美国上大学,但是我上哪儿找钱去呢?”
“有道理。”他说道,或许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我也很不自在,因为我担心韦达特会觉得我仇视有钱人。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快点,我们下海去吧。”后来我说道。
“对啊,杰伊兰大概也睡醒了。”
“我们没必要非得去那里。”
“大伙儿都去那里。”
直到现在他才从一动不动躺着的床上起来,身上只穿着泳裤,他的身体晒得很黑,很显然保养得很好,很漂亮,很安宁。他舒舒服服地,无忧无虑地打了个哈欠。
“冯妲应该也要来的!”
也许是因为韦达特的身体,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事情,我有点心烦了。
“好啊,让她来吧。”
“但是她在睡觉。”
我看着墙上的裸女,而不是看着韦达特的身体,说道:“那你就去把她叫醒呀。”
“真的,要我去叫醒她?”
他去叫醒他的妹妹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他的生活中好像彻头彻尾满是问题,像是少了烟就活不了似的,他贪婪地点了根烟,问我:
“你还是不抽烟吗?”
“不抽。”
又没有人说话了。我想像着冯妲满身是癣地躺在床上挠痒。之后我们又聊到了海水热不热、冷不冷这样的愚蠢话题。而后冯妲推门进来了。
“哥哥,我的凉鞋在哪里?”
这个冯妲去年还是一个小姑娘,今年她的腿就长得修长又漂亮了,还穿着小小的比基尼。
“你好,麦廷!”
“你好。”
“你怎么样?哥哥,我问在哪儿,我的凉鞋?”
兄妹俩就这样立刻开始了争吵——一个对另一个说他不是她的东西的看守人,而另一个又对这一个说,昨天她的草帽就是在他的柜子里找到的,他们开始大声叫喊起来。过了一会儿,冯妲摔门出去了,不一会儿又像是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进来了,这次他们又开始争论谁该去妈妈的房间里拿车钥匙。最后,韦达特去了。我有些许不安。
“哎,冯妲,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
“还能有什么!心烦呗!”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问她今年上完了几年级,听她说读完了高中一年级,读了两年“预科”,不,不是在德国和匈牙利高中,而是在意大利高中。当时,我跟她嘟囔了几个单词:Equipemerique Brevete type,Ansaldo San Giia Genova……冯妲问我这些词是不是我在从意大利带回的礼物上看到的。我没告诉她说,在伊斯坦布尔所有无轨电车的前门上面都有这样无法理解的小标牌,而所有上电车的伊斯坦布尔人都不得不背下这样的东西,以免因为心烦而变得暴躁,因为不知为何我心中有了这样一种感觉,要是我说了我坐电车的话她就会小看我。而后我们又沉默了。我又想了一会儿那些擦了雪花膏、抹了香水午休的人和那些打牌、看牌来消磨时间的人以及他们的母亲——那个令人讨厌的东西。之后韦达特回来了,手里晃着车钥匙给我们看。
我们一起出了门,上了被太阳晒透了的汽车,走了二百米之后我们在杰伊兰家门前下了车。因为激动而感到难为情的我,当时想说点什么。
“这里好像变化很大啊。”
“是的。”
我们踩着草坪里被摆成一步一块的石头走了过去。一个花匠正冒着炎热在花园里浇水。最后,我们看到了姑娘们,我就随口问了句:
“你们玩扑克么?”
“啊?”
我们下了楼梯。姑娘们优雅地躺在那儿。我想她们看到了我,便想了想:我身上有打牌赢的钱和从伊斯迈特那儿拿的衬衣,穿在泳裤外的刘易斯牛仔裤,裤兜里还有一个月里给那些傻瓜们上课赚的一万四千里拉。之后我就无聊地问道:
“我问你们玩游戏么?”
“什么游戏?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麦廷!”
事实上我认识泽伊奈普。
“你好,泽伊奈普,你好么?”
“我很好。”
“这是法赫伦尼萨,但是可别这么叫,她会生气的。你叫她法法就好了!”
法法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们握了握手。
“这就是杰伊兰!”
我握了握杰伊兰有力而又轻柔的手。我想看看其他的地方。我想我可能会一下子坠入情网,但这是个荒唐幼稚的想法。我看了看大海,想相信自己很冷静,也没有无所适从,我也想让自己有这样的表现。其他人把我晾在一边开始聊了起来。
“滑水也很难。”
“我要是能在水上站起来就好了!”
“但是至少不像滑雪那样危险。”
“泳衣一定要紧身。”
“人的胳膊会疼。”
“菲克雷特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有点心烦了,换了只脚,咳嗽了几下。
“坐下来呀你!”韦达特说道。
我相信自己看上去是一脸的深思。
“坐呀你!”杰伊兰说道。
我看了看杰伊兰,她很漂亮。是的!我又想到了我可能会爱上她,一会儿我坚信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那边有一把躺椅。”杰伊兰扬了扬鼻头示意给我看。
我朝躺椅走过去的时候,看到混凝土造的房子的底层门敞开着,里面的家具让人感到恐怖——美国电影里有钱但不幸福的夫妇手中拿着威士忌酒杯叫着争吵婚姻问题的时候就是坐在这样的家具中间。从那间房子里散发出的家具的、富裕的和豪华的气味好像在对我说,这儿有你什么事!但是我想了想,也很安慰:我比这里所有的人都聪明!我又看了看在花园里浇水的花匠,拿过了躺椅,走了回来,毫不费力地打开躺椅,坐在了他们的身边,边想着是不是已经陷入了爱情,边愣愣地听着他们聊天。
法法,说着“我们班非常可笑”之类的话,由于她的同学杰伊兰不停地让她讲讲这个,讲讲那个,因而在她讲完这些趣事的时候,我就像是已经在太阳底下被烤熟了一样,更糟糕的是,我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后来,因为我也不想自己被认为是不懂玩笑的野蛮家伙,所以我也决定讲一些这类愚蠢的趣事,我详细地给他们讲了我们在学校是如何从校长办公室里偷到考试卷子的,但是我没告诉他们我们把题卖给那些愚蠢的富家子弟赚了多少钱,因为每个人都会产生误解的,因为我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会在我生日的时候或是在其他一个不重要的日子里把我手腕上的这块欧米茄手表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小事情,而他们的父亲虽然从早到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丑陋的。这时,我们听到了吓人的吵闹声,驶来了一艘摩托艇。他们都转过头去看,而我知道,这是菲克雷特来了。他飞速驰来,就像是要撞上码头似的,突然溅起大片水花,然后就停下了。他费劲地从船舱跳上了岸。
“你们好吗,伙计们!”他说着看了我一眼。
“我来介绍一下,”韦达特说道,“麦廷,菲克雷特!”
“伙计们,你们喝什么?”杰伊兰问道。
大家都说要可口可乐。
菲克雷特甚至没有回答,只是撇了撇嘴做了一个手势——这是说“我不顺心”时所做的一个手势。我看了看,没弄明白杰伊兰到底有没有为此而烦恼。但是我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多年以来我一直都知道你们的这种菲克雷特式的把戏——摆出一副很有个性的样子。如果你长得难看又笨,那你就至少得有个性,要有一艘音速般快的快艇和比它更快的小汽车,这样女孩们才会看看你的脸。杰伊兰拿来了饮料。他们端着杯子,坐着聊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听音乐么?”
“晚上我们去哪儿?”
“你说过你那儿有猫王的专辑。”
“有过。猫王的精选在哪儿?”
“我不知道。”
“真没劲。”
“我们干点什么呢?”
之后他们好像因为聊天和炎炎烈日而感到有些疲惫,就都不说话了,而后又开始聊天,而后又是沉默,又聊天又沉默,这期间,从一个看不见的喇叭里传来了美妙的乐曲,我想我应该说点什么了。
“这音乐太普通了,电梯音乐!”我说道,“在美国,这样的音乐只有长时间坐电梯时才会听。”
“长时间坐电梯吗?”
你问,是的,你,杰伊兰,这一来我就谈了起来,我偷偷地观察着你是怎么听我说话的,或装作不在偷偷地观察似的,因为,是的,我大概相信自己从现在起就已经爱上了你,我有点害羞,但是我的确对你——杰伊兰说了,讲了。我说,这个电梯旅途在纽约人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帝国大厦从地下五十英尺到一百零二层,从这里可以看到方圆五十英里内的全景,但是我没说我还没有去过纽约,还没有欣赏过那里的风景,但是我又说,根据我们在学校时读的1957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城市的人口有七百八十九万一千九百五十七人,1940年时该城市的人口就有七百四十五万四千九百九十五人了。
“哟,”法法说道,“跟个书呆子似的全背下来了!”
她说,而当你也对她笑的时候,杰伊兰,为了证明我不是那种为了背给你们听而花死力气去记的人,也为了展示我的聪明程度,我解释说,譬如我可以一下子就计算出任意两个两位数的积。
“是的,”韦达特说道,“这家伙有个非常奇特的脑袋,整个学校都知道!”
“十七乘以四十九等于多少?”杰伊兰问道。
我说:“833!”
“七十乘以十四?”
“980!”
“怎么知道正确的答案是多少?”杰伊兰说道。
我很兴奋,但只是笑了笑而已。
“我去拿纸笔好么?”她说。
你——杰伊兰,忍受不了我那烦人的微笑,当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跑进那个令人恐惧的家具堆里,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张印着瑞士宾馆标题的纸和一支镀银的钢笔,赌着气回来了。
“33×27=?”,“891!”,“17×27=?”,“459!”,“81×79=?”,“6399!”,“17×19=?”,“323!”,“不对,373!”,“杰伊兰请你乘一遍!”“好吧,323!”,“99×99=?”,“这个最简单了:9801!”
你在生气,杰伊兰,你气得就像是在恨我了。
“你的确像个书呆子一样背下来了!”
我只是笑笑,我想,那些相当低俗的书里说所有的爱情都是从厌恶开始的,这样说或许是正确的。
之后,杰伊兰乘着菲克雷特的快艇玩了滑水,而我则陷入了沉思,想着怎么来进行这场竞争,或许我很快就明白,今后,午夜之前,我都会想着这些,因为,该死的,我想我已经相信自己陷入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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