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街上逛一整天后晚上回家，就像暑假过后回学校一样。我一直坐到了咖啡馆打烊，大家一个接一个回家的时候，我等待着，也许会有个人过来做点什么，但是他们除了对我不知叫了多少次“豺狗，豺狗”之外什么都没做。

        “好了，哈桑，别再一副豺狗的样子了，还是回家，看看数学吧！”

        我走着，上着坡，谁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喜欢黑暗，寂静的黑暗，只有蟋蟀的叫声，我可以听，我可以在黑暗中看到我的未来：到远方国家的旅行、充满血腥的战争、机关枪的嗒嗒声、战争中的喜悦之情、海军战俘服苦役的历史影片、让犯人们闭嘴不再发出可恶吵闹声的皮鞭、整齐划一的军队、工厂还有妓女——我感到羞愧，我有点害怕自己了。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爬上了坡。

        接着我心里猛地一阵刺痛：我家有灯光！我停了下来，看了看。我家就像一个里面点着灯的坟墓。从窗户上看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凑近一看，妈妈不在，她一定已经睡了；爸爸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在等我。让他等着吧，我会悄悄地从我房间的窗户钻进去睡觉。我走了过去，一看，他把我的窗户关上了。那好吧！我走过去，使劲敲另一扇窗户，爸爸醒了。他走过来，没开门，却打开了窗户。

        “你去哪儿了？”他喊道。

        我没有吭声，听到了蟋蟀的叫声。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快进来吧，进来！”爸爸说道，“别在那儿站着。”

        我从窗户进去了。他站在我面前，用慈父的目光看着我。接着他又开始了：儿子呀儿子，你为什么不学习呢，儿子呀儿子，你一整天都在街上干吗，诸如此类的话。我突然这么想：妈妈，我们和这个哭哭啼啼的男人有什么关系？我要去找我妈，我要叫醒她，这么跟她说，我要和我妈一起从这个男人家里搬出去。一想到那样一来爸爸会多么伤心，我就觉得很烦。是的，我也有错，我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是爸爸，别担心，看看明天我是怎么努力学习的吧。就算我这么说，他也不会相信的。最后，他不说话了，就这样既恼怒又像要哭出来似的看着我。我马上进了自己的房间，坐在桌子前面学数学，爸爸，你看看我，别难过了，行吗？我把门也关上了。灯亮着，光线会从门缝渗出去，你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我正在用功。他还在自言自语着。

        过了一会儿，听到爸爸那边没了动静，我又担心了起来，就轻轻地打开门看了看，他不在，大概睡下了。他们自己呼呼大睡的时候，还想要我努力学习。好吧，既然高中毕业文凭这么重要，我就努力学习吧，整夜不睡地学习，学到早上让妈妈难过的地步，你们看吧，但我相信生活中还有许多比它重要得多的东西。如果你们想听我会告诉你们的，妈妈，你知道共产主义分子、基督徒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吗，你知道混入我们当中的共济会会员吗，你知道卡特与罗马教皇还有勃列日涅夫谈过什么吗？即使我讲他们也不会听的，听了也不会明白……好吧，我想还是让我心平气和地开始学习数学吧。

        我打开书，真该死，我该看对数了。是的，log，我们是这么写的，而且我们说log（A·B）=log A+log B。这是第一步，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书上叫定理。我一次就把所有内容都工工整整地写在了本子上。之后看到自己写得那么工整干净，我很高兴。我写了四页了，我知道怎么学习。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对数总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想现在再来做道题吧。它说接招，看看这个对数：

        log 6x-bax+c

        好的，我接招。我看了看。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自己在本子上写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我怎么都想不出来要用哪个除哪个、用哪个乘哪个，也想不出要用什么把什么化简。我又读了一遍，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例题里面是怎么解的呢，我也看了例题，但那可恶的东西还是什么都没告诉我。我很烦躁，站了起来。现在要是有支烟的话，我会抽的。然后我坐下，拿起笔，努力去解那道题，但我的手只是在本子上涂鸦。过了一会儿，倪尔君，你看我在本子边上写了什么：

        后来我又努力了一会儿，但是没用。然后我又想了一会儿就想到了这个：知道所有这些log和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用呢？设想一下，有一天我的钱多到只能用对数和平方根来计算，或者我正在管理国家大事——到那一天，我会笨到都想不起来找个小小的秘书来帮我做这些运算吗？

        我把数学扔到一边，打开了英语书，但我又一次生起气来。我想让真主再来惩罚一下那个Mr.and Mrs.Brown，相同的图片，有着相同的冷漠而又幸福面孔的人们总是什么都知道，而且把一切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英国人，穿着熨过的夹克，打着领带，街道也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一个跟我们这里的火柴盒不一样的火柴盒一会儿放到桌子的上面，一会儿放到桌子的下面，一会儿放到桌子的里面和侧面。On，in，under，还有什么，我不得不背这些荒唐的东西，否则在里面呼呼大睡的彩票小贩又会因为“我儿子不用功学习”而捶胸顿足了。我遮住它们，看着天花板背啊背，突然我暴躁起来，扯过书摔到了地上：该死的！我从桌边站起来，翻窗户溜了出去。我不是一个能安于此的人。我从花园的角落一看到漆黑的大海以及有狗的岛上那独自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灯塔，心里就舒服了点。下街区所有的灯都熄了，只有街灯以及在远处呜呜作响的玻璃厂的灯还亮着。后来一艘无声的轮船上还亮起了红色的灯。静静的花园闻起来有一股干草的味道，隐约还有泥土和夏天的味道。只有蟋蟀，放肆的蟋蟀提醒着人们黑暗中樱桃园、远处的山峰、偏僻的角落、葡萄园、橄榄园以及树阴的存在。然后仔细一听，我觉得还听到了叶尔坎卡亚路上泥水里的青蛙的叫声。我一生中会做很多事情！我想了想我要做的事情：战争、胜利、对失败的恐惧、希望、成功、我予以同情的可怜的人们、将被我解救的其他人以及在残酷的世界里我们要走的道路。下街区的灯都灭了，所有人都在睡觉，所有的都在睡，他们做着愚蠢、没有意义而又可怜的梦，还有一个醒着的我在这里，在他们上面。我非常喜欢醒着，讨厌躺下睡觉——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我想。

        然后我从窗户翻了进去，我知道自己学不下去了，所以衣服都没脱就躺到了床上。早上我再起床开始学吧。事实上我觉得留最后十天学英语和数学已经足够了，鸟儿们会开始在枝头歌唱，倪尔君你会去空旷的海滨浴场，因为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会去的。谁管得了我呢？一开始我以为我会睡意全无，会又开始心烦起来，后来我知道我会睡着的。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正晒着我的胳膊，衬衫和裤子上全是汗。我马上起床，一看，爸爸和妈妈还没起来。我去了厨房，正吃着面包奶酪的时候妈妈过来了：

        “你到哪儿去了？”

        “我能去哪儿啊，就在这儿，”我说，“还学了整整一个晚上。”

        “饿了吗？”她问道，“我来煮茶吧，儿子你要吗？”

        “不了，”我说，“其实我现在就要走了。”

        “这么一大清早你要去哪儿，失眠了吗？”

        “我要去逛逛，”我说，“我会没事的。然后我就回来再开始学习。”刚要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她心疼起我了。“啊，妈妈，”我说，“能给我五十里拉吗？”

        她有些犹豫地看着我。

        “咳，”她说道，“你又要钱干什么？好吧，好吧！别跟你爸爸说！”

        她进了里屋，又过来了。两张二十里拉的，还有一张十里拉的。我道了谢，进了自己的房间，在裤子里面穿上了泳裤，为了不吵醒爸爸，我从窗户出去了。然后我转身看到，妈妈正在另一扇窗户边上看着我。别担心，妈妈，我知道我这辈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顺着柏油路往下走。一些汽车飞快地经过我的身边，向坡上驶去。那些打着领带、夹克挂在一边的家伙们早上正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赶着去伊斯坦布尔耍阴谋，赶着去互相欺诈，这时他们甚至都看不到我。打领带、戴绿帽子的先生们，我也不在乎你们！

        海滨浴场上还什么人都没有。售票员和管理员还没来，所以我没花钱就进去了，为了不让塑胶鞋里进满沙子，我一直走到岩石那边以及浴场尽头开始有房子的地方，蹲在一个太阳晒不到的墙角里。只要倪尔君从门口进来，我从这儿就能看见她。我观赏着平静的海底，隆头鱼正在海藻之间晃来晃去。警惕的鲻鱼感觉到一丁点儿的动静就会逃开。我屏住了呼吸。

        过了很久，一个人穿上脚蹼，戴上面罩，在水里把枪上了膛，很快就尾随那群鲻鱼而去。我很气愤这个人渣去追那群鲻鱼！然后水面又平静了下来，我看到了许多鲻鱼和虾虎鱼。后来太阳晒到了我。

        小时候，当这个地方还只有他们那栋奇怪的旧房子以及山坡上我们家的房子的时候，麦廷、倪尔君还有我经常会来这里，我会走进水里直到让它没过我的小腿肚，我们会一起等着抓隆头鱼或鳚鱼。但是等啊等，只是等来了一条虾虎鱼。把它扔了吧，麦廷说。但它已经吃了鱼饵，我不舍得扔了它，就放到了我的盒子里。然后我往盒子里装水的时候，麦廷就嘲笑我！伙计，我并不是小气，我会说，倪尔君也许也听到了，也许没听到，我不是小气，我要跟那条虾虎鱼算鱼饵的账，我这么说。麦廷把他钓的虾虎鱼藏了起来，他的渔竿头上没有绑铅坠，而是绑上了螺母，倪尔君，你快看他，多小气啊！伙计们，倪尔君说，你们一会儿还要把那些鱼放回海里，多可怜啊，她说，行吗？我知道和他们做朋友是很难的。虾虎鱼可以做成汤，你可以往里面加点土豆和洋葱。

        然后我观察起了一只螃蟹。因为它们一直都忙着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螃蟹总是显得心事重重且专心致志。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挥舞你的钳子和爪子呢？好像所有这些螃蟹都比我懂得多似的，每一只都是老到的智者，甚至连那些肚皮雪白、柔软的幼蟹都很老到。

        后来水面动了起来，已经看不到底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地在水里进进出出，水变得更混浊了。我朝门口瞥了一眼——倪尔君，你手里拿着包，已经进来了。你走到了海滨浴场的这边，径直朝我走来。

        她走过来了，走过来了，突然她停下来，脱掉了身上那件黄色的衣服，我看到她的比基尼好像是蓝色的，这时候她摊开一块浴巾，突然躺了下来，我就看不到了。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看了起来。我可以看见她的头和举在空中那只拿着书的手。我想着。

        我出汗了。过了很长时间了，她还在看书。后来我用水冲了冲脸让自己凉快一点。又过了很久，她还是在看书。

        我想，要是我走过去并对她说，倪尔君，你好，我来游泳了，你好吗，结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她会生气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她比我大一岁。以后再去吧，还是换个时间吧。

        然后倪尔君站了起来，走向了大海。我觉得她很美。突然她跳进海里，游了起来。她动作很标准，游得自由自在，毫不在意她的东西还在岸上放着。倪尔君，别担心，我给你看着那些东西呢——她还在自由自在地往前游，头都没有回。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去翻翻她的东西，但我留心着呢，她的东西不会有事的。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倪尔君的东西旁边。谁都没有注意我，倪尔君本来就是我的朋友。我弯下腰，看了看她包上的那本书的封面：上面有一座基督徒的坟墓，旁边还有两个哭泣的老人，写着“父与子”。书下面压着她那件黄色的衣服。她包里都有什么？我只是好奇，但又不想被别人看到误会，就匆匆地翻了翻：一个香脂盒、火柴、被太阳晒得发热的钥匙、另外一本书、钱包、发卡、一把绿色的小梳子、黑色眼镜、毛巾、萨姆松烟盒和另外一个小瓶子。我看到倪尔君还在远处游着。为了不让别人误会，我把东西放回原样，突然我拿起那把绿色的小梳子揣进了兜里。谁都没有看到。

        我又去了岩石那边，等着。后来倪尔君从海里出来了，飞快地走过来，用浴巾裹住了自己。似乎她并不是一个大我一岁的姑娘，而是一个小姑娘。然后她把自己身上擦干，翻了翻她的包，找着什么，而后她突然穿上那件黄色衣服很快地离开了。

        我一下愣住了，以为她这么做是为了逃避我。然后我跑过去，看着她的背影。她回家去了。我正跑着想抄近道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突然拐弯了，我吃了一惊，因为她落在了我后面，就好像这次是她在跟踪我似的。我在杂货铺前面右拐，躲到了一辆汽车后面，系鞋带的时候我看到：她进了杂货铺。

        我去了路的另一侧。她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碰上了。我想到，我可以把梳子从兜里掏出来给她：倪尔君，这是你的梳子吗，我可以这么问。是的，你在哪儿找到的，她会问。你大概弄丢了，我会说。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呢，她会问。不，我不能这么说，你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弄掉了，掉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捡了起来，我可以这么说。我站在树下等着。出了很多汗。

        过了一会儿，她从杂货铺出来了，朝我走了过来。好，我也正朝着杂货铺走去。然后我没有看她，而是低着头，看着我刚才系过鞋带的塑胶鞋。突然我抬起了头。

        “你好！”我说。她多美啊，我想。

        “你好。”她说。没有一点笑容。

        我停住了脚步，她却没有停下。

        “倪尔君，你要回家吗？”我问道。我的发音有些不自然。

        “是的。”她说，别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再见！”我在她身后喊道。然后我又喊了一声：“向雷吉普伯伯问好！”

        我很尴尬。她甚至都没有转身说，好吧，甚至都没有答应一声。我就这么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也许她什么都知道了，但是又有什么可知道的呢？你在路上遇到了，人们会不跟自己儿时的伙伴打招呼吗？太奇怪了！我边想边走。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人们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已经连个招呼都舍不得打了。然后我想到我兜里有五十里拉，我想倪尔君已经到家了。她究竟在想什么？我想给她打个电话，把一切都告诉她，好让她像以前那样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想再要求你别的什么了。我边走边想着打电话的时候我要怎么说。我也可以说我喜欢你，又怎么样呢？我还想了些别的事情。街上有很多可恶的人正向海滨浴场赶去。世界多么混乱啊！

        我进了邮局，拿起一本电话簿看了起来。里面写的有塞拉哈亭·达尔文奥鲁家的地址，天堂堡垒海岸大街十二号，我把号码记在了一张纸上，以免弄混。我花十里拉买了一个电话币，走进电话亭，开始拨号，但是拨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我把7拨成了9。我没有挂断。拨错的号码响了起来，我还是没有挂断，伴随着一声脆响，十里拉的电话币掉到了盒子里，电话接通了。

        “喂！”某个女人说道。

        “喂，是哪里？”我问道。

        “菲尔哈特先生家，”她说，“您是哪位？”

        “一个朋友！”我说，“我想说点事情。”

        “您请说，”那个声音说道。她开始担心了，“关于什么？”

        “关于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一边说，一边想着我要怎么说。十里拉已经没了。

        “您是哪位？”她问道。

        “我会跟菲尔哈特先生说的！”我说，“快让你丈夫接电话。”

        “让菲尔哈特接吗？”她问道，“您是哪位？”

        “是的。你快让‘他’接我的电话！”我说。透过电话亭的玻璃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他在给一个人递邮票。

        “您是哪位？”她还在问。

        “我爱你，”我说，“我爱你！”

        “什么？您是哪位？”

        “嗨，你这个上流社会的婊子！共产主义者们就要控制这个国家了，你们还是得半裸着，婊子，我要把你……”

        她挂断了。我也慢慢地挂上了电话。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找零钱，我镇静地走了出去，他甚至看都没有看我一眼。至少我不会为白花了十里拉而烦恼了。我从邮局出来，走着，我想，我还有四十里拉，如果一个人用十里拉能如此消遣的话，那他用四十里拉就能得到四倍的消遣。他们称这个为数学，因为确定我不懂这个，他们让我留了一级。好吧，先生们，我知道我留级了，你们到最后可别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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