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中，从法伊克贝依街到新人生糕饼店的路上，尽管刚知道了一些坏消息，但卡的脸上为什么会隐隐约约有些微笑呢？他的耳边响起佩皮诺·迪·卡普利的歌曲《罗伯塔》，他觉得自己像屠格涅夫小说中去和梦想多年的女人约会的浪漫而忧郁的主人公。屠格涅夫厌倦了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和原则，离开了被自己鄙视的国家，去了欧洲却又对她充满思念和爱恋。卡喜欢屠格涅夫和他优美的小说，但是，说实话，卡却并没有像屠格涅夫小说中那样，他并不是很多年来都在梦想着伊珂。他只是梦想着伊珂那样的一个女人；也许伊珂偶尔曾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但自从他知道伊珂离开她丈夫后，他就开始想念伊珂了，虽然此前并没有想念得那么多，但现在为了和伊珂建立更深更现实的关系，卡就用他感觉到的音乐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来弥补这一不足。

        然而，走进糕饼店和她同坐在一起，他脑子里屠格涅夫式的浪漫就消失了。伊珂比刚才在旅馆、比大学时显得更漂亮。她那真真实实的美丽，她那淡淡涂抹了的红唇，她那白皙的肤色，她那眼眸中的明亮清澈，以及她那让人感到亲近的真诚，都使卡感到不安。伊珂突然显得如此的真诚，使卡担心自己不是那么自然。生活中卡最担心的是写出很糟糕的诗，其次就是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路上，我看到工人们从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向民族剧院拉直播用的电缆，像拉晾衣绳一样。”他说，想以此来打开话题，但却一点儿也没笑，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会显得自己是在嘲笑偏远地区生活的乏味。

        有一阵子，他们就像带着善意、决定相互谅解的夫妻一样，寻找着能心平气和谈论的共同话题。一个话题刚结束，伊珂微笑着很有创造性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下着的雪、卡尔斯的贫困、卡的大衣、他们觉得对方没多大的变化、烟难戒、卡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那些人……两人的母亲去世后都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费里科依墓地，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拉近了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们轻松地聊着一些话题，这种轻松就像知道了对方同属一个星座的一对男女，相互间感到的——即使是装出来的——那种暂时的轻松。他们聊了聊两位母亲在他俩生活中的地位（很短），聊了聊卡尔斯的火车站为什么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稍长），聊了聊他们见面的糕饼店所在的位置1967年前还是一座东正教教堂，教堂的门现在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聊了聊博物馆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这一特别部分（一些游客开始以为这部分是为了纪念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亚美尼亚人，后来才知道刚好相反），聊了聊糕饼店里仅有的那个半人半鬼、耳朵有点背的侍应生，聊了聊卡尔斯的茶馆因为失业的人们喝不起而不卖咖啡，聊了聊引导卡到处采访的报业人士和其他当地报纸的政治观点（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军人和现政府），他们还聊了聊卡从口袋里取出的第二天的《边境城市报》。

        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可以看到糕饼店霓虹灯招牌散发出的粉红色光线照在鹅毛大雪上。而远处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另两人那么投入地谈着什么。像是哪部蹩脚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我妹妹卡迪菲第一年没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了这里的教育学院。那边，在我身后，坐在屋子另一头的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学院的院长。父亲很喜欢我妹妹，母亲在车祸中去世后，父亲便决定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年前父亲来这里后，我就和穆赫塔尔离了婚。后来我们一家三人便住在了一起。那个充满死亡叹息和幽灵的旅馆是我们和亲戚们一起经营的。我们自己住了三个房间。”

        卡和伊珂在大学和在左翼组织的那些年里没有过任何接触。十七岁时，当卡走在文学院那高顶的走廊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立刻注意到了美丽的伊珂。第二年，发现她已经成了同一组织的诗友穆赫塔尔的妻子。他俩都是卡尔斯人。

        “穆赫塔尔继承父业，当了阿尔切利克公司和阿依戛兹公司的代理。”伊珂说。“我们回到这里后，一直没孩子，因此，他们带我去埃尔祖鲁姆，去伊斯坦布尔看病，但没用，我们便离了婚。但穆赫塔尔一直没再婚，反倒献身于宗教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宗教？”

        伊珂没回答，两个人看了一会儿墙上的黑白电视。

        “为什么这个城市大家都要自杀？”卡问。

        “不是大家都要自杀，是姑娘们和少妇们，”伊珂说：“男的献身于宗教，女的则要自杀。”

        “为什么？”

        伊珂看了卡一眼，这一眼，使卡感到自己问问题和匆忙找寻答案时有一种失礼，有些令人讨厌。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关于竞选的采访报告，我有必要同穆赫塔尔见见面。”卡说。

        伊珂立刻起身走向服务台，打了个电话。“五点前他都在市党部。”她回来坐下说，“他等你去。”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沉默，卡感到很不安。要不是路封了，他现在就会坐上头班长途汽车逃离这儿。他对卡尔斯的黄昏，为这里被遗忘了的人们深感同情。他们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飘雪。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就像那些时间充裕、对生活满不在乎的人们那样望着雪。卡感到自己很无助。

        “你真是为写有关选举和自杀的事情来这里的吗？”伊珂问。

        “不，”卡说，“在伊斯坦布尔听说你和穆赫塔尔离婚了。我来这里是想和你结婚。”

        伊珂一下子笑了出来，把这当成一种开心的玩笑，但不一会儿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卡从伊珂的目光中感觉到她已洞察了一切。她的眼睛似乎在告诉他说：“你应该稍稍掩饰一下自己的真实意图，机智地和我套套近乎，说些动听的话。可你却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你不是爱我，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我离婚了，想起了我的美貌，认为我在卡尔斯生活是一种落后，因此才来到了这里。”

        已经备感羞愧的卡坚决地想要惩罚自己图谋幸福时厚颜无耻的做法，他想像着，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伊珂将要道出最残酷无情的事实：“使我们走在一起的恰恰是我们对生活期待的落空。”但是伊珂所说的话却完全出乎卡的想像。

        “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诗人，”她说。“恭喜你写了那么多诗。”

        同卡尔斯所有茶馆、饭馆和旅馆的大厅里一样，这儿的墙上没有挂令卡尔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地群山的风景画，而是挂着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刚才给他们端茶来的那位上了年纪的侍应生，坐在堆满糕点和巧克力的托盘间。在昏暗的灯光下，糕点的油和巧克力锡箔纸闪着亮光。他靠近服务台，脸朝着他们，背对着后面的桌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挂在墙上的黑白电视。卡不敢看伊珂的眼睛，此刻他的眼神在游移的过程中被电视里播放的电影吸引住了。电影中，一位身穿比基尼、金黄头发的土耳其女演员在沙滩上奔跑着，两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追逐她。突然，坐在糕饼店另一头昏暗桌旁的那个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对准了教育学院院长，开始说些什么，但卡一点儿也听不清楚。之后卡才明白，当院长回答那个小个子时，这小个子开了枪。卡不是根据模糊的枪声，而是看到院长摔倒，才明白他已中弹了。

        伊珂转过身来，看着卡所看到的一切。

        那个老侍应生已经不在卡刚才看到他的那个地方。小个子站了起来，拿枪指着倒在地上的院长。院长向他说着些什么。电视声音很大，听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小个子又向院长身上开了三枪，随后迅速从身后的门走出去，消失不见。卡根本没看到他的脸。

        “快走，”伊珂说，“别待在这儿了。”

        “救命！”卡声嘶力竭地喊道，“打电话给警察吧，”他接着说。但他却呆在那里一动也没动。随后，他跟着伊珂跑了出去。新人生糕饼店的双开门前空无一人，他们迅速跑下的台阶上也是如此。

        转眼间，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雪覆盖着的人行道上，快步走了起来。卡想：“谁也没看到我们从那里出来”，这使他稍感平静，因为他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人。他那令他自己羞愧和后悔的求婚似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他不愿意碰见任何人。

        来到卡泽姆卡拉贝奇尔街角时，卡还是充满恐惧，但是由于能和伊珂共同分享一个秘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又产生了一种亲近，这使他感到很幸福。灯光照着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装柑橙和苹果的箱子，映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灯光下卡看到她眼中的泪水，不安了起来。

        “院长不让戴头巾的女学生上课，”她说。“所以，他们杀了这个可怜的人。”

        “我们报警吧，”卡说，他想起这曾经是左翼分子们十分厌恶的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他们会弄清楚一切的。也许现在他们就已经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清二楚了。繁荣党的市党部在这楼的二层。”伊珂指了指商城的入口。“把你见到的都告诉穆赫塔尔，等秘密警察找他时，别让他慌了神。另外我得告诉你，穆赫塔尔还想和我复婚，和他谈话时别忘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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