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部到警察局，然后又回到大街上

        这样在黑暗中静坐着，气氛有些凝滞，但卡宁可这样也不愿意亮着灯和穆赫塔尔像两个老朋友似的做作地交谈。现在惟一把他和穆赫塔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伊珂，卡一方面很想谈谈她，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表现出自己已爱上了她。卡害怕的另一件事情是穆赫塔尔再讲些什么其他的事，这样会让他显得比现在更蠢，也会因为伊珂和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多年而影响自己对伊珂的爱慕。

        因此，在没什么话题的情况下，穆赫塔尔提到他们过去的左派朋友，提到逃亡到德国的政治流放犯的时候，卡松了口气。在穆赫塔尔的询问下，卡微笑着告诉他，听说那个经常在杂志上写关于第三世界文章的卷发的玛拉特亚人涂方疯了，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斯图加特市中心车站，拿着根长棍，棍子一端绑着一块湿布，吹着口哨东跑西颠地拖着地。穆赫塔尔接着又问了那个因为说话不把门常被责怪的玛赫穆特的情况。卡说他加入了伊斯兰教教法派分子哈依卢拉赫老爷的组织，过去为左派利益斗争的激情，现在转移到在德国哪个清真寺应该由哪个组织控制的争斗中去了。卡又微笑着回忆起可爱的苏莱曼的情况，开始他在巴伐利亚省特龙斯坦市，在那里靠当地教堂为第三世界的政治流亡者募集的资金生活，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以至于明知要进监狱他还是回到了土耳其。他们又一起回忆了在柏林开出租车时被神秘杀害的希克梅特，和纳粹军官的遗孀结婚后一起靠出租公寓为生的法德尔，在汉堡和土耳其黑帮合作成了有钱人的理论家塔勒克；过去曾经和穆赫塔尔、卡、塔耐尔还有伊珂一起装订杂志的萨德克，现在成了一个专门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德国偷运非法劳工的团伙的头目。还有人说，动不动就发火的穆哈莱姆在柏林一个因冷战与柏林墙而遭废弃的幽灵地铁站里和家人一起过着幸福的地下生活。火车在克罗伊茨贝格区和亚历山大广场之间急速行驶的时候，车厢里的土耳其前社会主义分子们会同时立正致意，就像过去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流氓恶棍们一样，每次经过阿尔巴尼亚村时都会望着海流，向驱车跌入海中的传奇大盗致敬。在致敬的时候，车厢里的政治流亡者们尽管互不相识，但他们还是会用眼角打量一起向失败事业的传奇缔造者致敬的同志。卡就是在这样的柏林车厢里碰到鲁希的，当年鲁希不断抱怨左派的同志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卡了解到他现在是一种腊肉比萨广告效果的受试者，正准备推出的这种比萨饼针对的是最低收入的外籍工人。卡在德国认识的政治流亡者中最幸福的要属费尔哈特了，他加入了库尔德工人党，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情袭击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上看到他用燃烧瓶袭击土耳其领事馆，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写出库尔德语诗歌而努力学着库尔德语。穆赫塔尔又好奇地问了其他人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人卡早就忘了，另一些人有的加入了小股游击队，有的加入了秘密组织，有的混进了黑道，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见了踪影，消失了，据说很可能是被暗杀后扔进了河里。

        在老朋友点亮火柴的时候，卡看清了市党部里影影绰绰的东西、旧三脚桌和汽炉的位置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着迷地欣赏着落雪。

        大片大片的雪目不暇接地缓缓落着。这缓慢，这应接不暇，以及不知来自城市何方的蓝光映衬下的洁白，给人带来平静和安全，也有令卡着迷的一种优雅。卡记起，童年时下雪的那些傍晚，伊斯坦布尔有段时间也因为暴风雪而停电，屋里有种让卡童年的心加速跳动的可怕的低语，可以听到“真主保佑”的祈祷声，卡会因为有一个家而感到幸福。他忧伤地看着雪中拉着车的那几匹马：黑暗中勉强能看到牲口们的头在费力地左右晃动着。

        “穆赫塔尔，你还去教长那里去吗？”

        “萨德亭老先生那里吗？”穆赫塔尔说。“有时！怎么了？”

        “他给你些什么？”

        “一些友情，尽管不是很长久但还有一些关怀。他还是挺有学问的。”

        可是卡从穆赫塔尔的声音里没有感到一丝喜悦而是一种失望。“我在德国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卡用一种固执的语气说。“夜里，俯瞰法兰克福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世界，我的生活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听到了内心的一些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可能是我上年纪了，也可能是我畏惧死亡，”卡惭愧地说。“如果我是作家，我会这样来写自己：‘雪使卡想起了真主’。但到底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弄不清楚。雪的沉寂使我接近了真主。”

        “宗教狂，右派分子和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反对派……”穆赫塔尔误会了卡的意思，急切地说，“我没有信仰的左派生涯结束后，他们待我不错。你去找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对你很好。”

        “是这样吗？”

        “其实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狂都是谦虚、温和、善解人意的。他们不像西化了的那些人会瞧不起民众，他们是具有同情心的，对人是有益的。认识你，他们会很高兴的，决不会尖酸刻薄。”

        尽管卡早就知道，在土耳其信仰真主决不等于一个人面对最崇高的思想和最伟大的造物主，而意味着要先加入一个团体或进入某一个圈子，但是听到穆赫塔尔不谈真主，不谈个人的信仰，而先谈加入那些团体的好处，还是使他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正是因为这样自己才看不起穆赫塔尔。可是在额头靠着窗户向外看的时候，他本能地说出了完全不同的话。

        “穆赫塔尔，我觉得如果我开始信真主的话，你会失望的，甚至你会瞧不起我。”

        “为什么？”

        “一个西化了的、孤独的、独自信仰真主的人会让你害怕。你觉得，一个属于某个团体但却不信真主的人，比一个独立而信仰真主的人更值得信赖。对你来说，孤独的人比不信真主的人更可耻、更糟糕。”

        “我很孤独。”穆赫塔尔说。

        这句话他能说得那么发自内心、那么可信，这让卡对他感到憎恶的同时又感到了一些怜悯。此刻，卡感觉到，屋里的黑暗使自己和穆赫塔尔看起来像是醉酒后分享秘密的一对朋友。“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如果我真的成了每天准时做五次礼拜的宗教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只有像我这样世俗且没有道德的人从政或者做生意，你才能专心于宗教和团体。无宗教信仰的人来处理宗教外的事务、同西方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如果对他们都不能信任，那么人们在这个国家就没法安心地做礼拜。”

        “你又不是处理宗教外事务的官员和商人。你什么时间想见的话，我就带你去见。”

        “大概是警察来了！”卡说。

        两人透过窗玻璃上的冰缝，静静地看着雪中两个便衣从停在商城门口的警车上缓缓地下来。

        “现在有件事拜托你，”穆赫塔尔说。“一会儿警察会上来，会把我们带回警局。他们不会拘捕你，录完口供后就会让你走。你回旅馆，晚上旅馆的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会请你吃饭，你去。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会在那儿。我想让你带话给伊珂。你在听我说吗？你跟她说我想和她复婚！我让她裹住自己、按古兰经规定的那样穿着是错的。告诉她我再也不会眼光狭隘，再也不是充满嫉妒的丈夫，我很后悔我们在一起时给了她那么大的压力，对以前的事我很愧疚。”

        “这些话你以前没跟伊珂说过吗？”

        “说过，可没什么用。可能因为我是繁荣党的市主席，她不相信我。你是从伊斯坦布尔而且是从德国来的另一种人。你说的话，她会信的。”

        “作为繁荣党的市主席，却不让你妻子包头巾，在政治上你不会感到为难吗？”

        “蒙真主之意，四天后，我会赢得竞选，我会当上市长，”穆赫塔尔说。“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伊珂我很后悔。那时候我可能还被关着。兄弟，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卡犹豫了片刻。随后，他说：“可以。”

        穆赫塔尔拥抱了卡，亲了亲他的双颊。对穆赫塔尔，卡感到一种处于同情和厌恶之间的那么一种东西，同时卡又有些鄙视自己，因为自己没能像穆赫塔尔那么单纯和坦诚。

        “恳请你把这首诗亲手交给伊斯坦布尔的法赫尔，”穆赫塔尔说，“这是我刚才说的那首诗，名为‘楼梯’。”

        黑暗中卡把诗放进了口袋，这时进来了三个便衣：有两人手里拿着大手电筒。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也很好奇，而且从他们的样子看来，卡和穆赫塔尔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一清二楚。卡明白了他们是国家情报局的人。他们在看卡身份证的时候，还是问了问卡来这里干什么。卡告诉他们自己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是想给《共和国报》写篇关于地方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的文章。

        “实际上她们就是想让您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写文章，她们才自杀的。”其中一人说道。

        “不，不是这个原因，”卡固执地说。

        “那是什么原因？”

        “她们自杀是因为不幸福。”

        “我们也很不幸福，可也没自杀。”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打开市党部里所有的柜子，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在文件里找着什么。他们把穆赫塔尔的桌子掀翻，看看下面有没有藏着武器，把一个柜子向前拉出来，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对卡的态度比对穆赫塔尔要好得多。

        “您看到院长被杀，为什么不报警而来到了这儿？”

        “我到这儿是赴约来了。”

        “赴什么约？”

        “我们是大学时的老同学，”穆赫塔尔用一种歉意的语气说。“他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女主人是我妻子。事发之前，给我，也就是这里，给市党部打了电话定了约。情报人员在监听我们党的电话，所以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你怎么知道我们监听你们的电话？”

        “对不起，”穆赫塔尔镇静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也许我猜错了。”

        卡在穆赫塔尔身上觉察到了一种冷静，同时还有一种压抑。警察态度强硬的时候，他举止谦恭；挨训斥、被推推搡搡，也不把它看成是什么尊严问题；警察和政府的残酷，在他看来，就如同停电和满是泥泞的道路一样再平常不过；所有这些他都习惯了。卡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有益的韧性和能力，因而对他有了一丝敬意。

        市党部里的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柜子和文件被翻了个底朝天，一部分文件用绳子捆好放进了袋子，搜查记录做好后，卡和穆赫塔尔坐在警车后排，像犯了错的两个孩子一样一声不吭，穆赫塔尔放在膝头的又大又白的手像又胖又老的狗，卡从这两只手上看到了同一种压抑。警车在卡尔斯大雪覆盖的昏暗街道上缓缓开过，从亚美尼亚人的别墅半开的窗户中射出昏黄的灯光，在灯光映照下，他们满怀伤感地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老房子，看到了手里拿着塑料袋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小心挪着步子的老人们，他们看上去就像孤魂野鬼似的。民族剧院的宣传栏已经贴好了晚上演出的海报。为了晚上的直播，工人们还在街上忙着铺线。路封了以后，长途车站有种烦躁不安的等待气氛。

        童话般的雪中，警车缓缓开着，在卡的眼中，雪片的大小和一种小孩子们称作“雪暴”的充水玩具里面的雪片差不多。司机开得很小心，这么短的距离竟然用了七八分钟，路上卡和穆赫塔尔的眼神有一次碰到了一起，从老朋友忧郁而又令人平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到了警察局，他们会拷打穆赫塔尔，但不会碰自己一下，这使得卡感到了羞愧，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老同学的眼神，卡多年以后也无法忘记，从他的眼神中，卡感觉穆赫塔尔在想等会儿自己理应会遭拷打。尽管穆赫塔尔坚信四天后进行的选举中自己会稳操胜券，但从他的眼神中卡读到了一种屈从，也读到了一种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表示的歉意。卡明白了穆赫塔尔是这么想的：“我现在还在世上的这么一个角落里挣扎着生活，甚至还对这里的政权充满欲望，我要遭拷打了，我知道那是我活该，但我会尽力不伤自尊，我比你还瞧不起我自己。请别盯着我看，别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了。”

        车开进了警察局落满雪的院子，他们没把卡和穆赫塔尔分开，但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同。卡是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名记者，如果写出对他们不利的东西的话，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他们把卡当作愿意与他们合作的一个证人。对穆赫塔尔则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像是说：“怎么，又是你？”甚至他们对卡的态度也似乎在说：“您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呢？”卡天真地以为他们鄙视穆赫塔尔，是认为他没脑子（你以为他们会把这个政府交给你吗！）、愚蠢（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吧！）。但以后，他将痛苦地认识到这中间隐含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了让卡辨认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小个子凶手，卡被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看了收集来的近一百张黑白相片。这里有卡尔斯及周边地区至少被拘捕过一次的所有伊斯兰狂热分子的相片。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库尔德人，是农民或者失业者，但其中也有小贩、宗教学校甚至大学里的学生、教师和逊尼派土耳其人。照片里的这些年轻人有的愤怒、有的则悲伤地看着镜头。从这些照片里卡认出了这一天时间里见过的两个年轻人，但卡找不出那个年纪更大的小个子凶手。

        卡回到原来的那个屋子，看见穆赫塔尔还是有些驼背地坐在那张凳子上，鼻子流血，一只眼睛有些淤血。穆赫塔尔不好意思地扭动了两下，用手帕把脸遮了起来。沉默中卡突然想像，穆赫塔尔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荒唐而产生了犯罪感和精神上的压抑感，是因为这种犯罪感和精神压抑才挨了这顿揍，但在挨了这顿揍后他却得到了解脱。两天后就在他痛苦地听到人生中最不幸的消息之前——这次是他自己陷入了穆赫塔尔的境地——尽管卡觉得愚蠢，他还是会回忆起这次想像。

        见到穆赫塔尔一分钟后，卡又被带到隔壁的屋里录口供。一个年轻的警察用一台老掉牙的雷明顿牌打字机做着记录，卡想起儿时做律师的父亲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时用的也是这玩意儿。在讲述院长是怎么被杀害的时候，卡在想，他们是为了吓唬自己才带他去看穆赫塔尔的。

        不一会儿，卡获得了自由，可关在里面的穆赫塔尔那张带血的脸长时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过去，在边远的市份，反对派是不会轻易地受警察这么对待的。可穆赫塔尔并不是来自像祖国党那样的中间偏右的政党，而是来自于伊斯兰激进派。另外，卡还是觉得这其中与穆赫塔尔的个性也有关系。卡在雪中走了很长时间，在奥尔都大街街尾的一堵断墙上坐了下来，吸着烟，看着路灯下小孩儿们在雪坡上滑雪撬。一天来见到的贫穷和暴力让他感到疲惫，可内心仍涌动着一种希望，那就是伊珂的爱会使他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他又开始在雪中走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新人生糕饼店对面的人行道上。糕饼店的玻璃碎了，门前警车深蓝色的灯光闪烁着，一道美妙的光照着围观的人群，也照着以神的耐心在整个卡尔斯上空飘落着的雪。卡也挤进了人群，看见在店里警察们还在向那个老侍应生问着些什么。

        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卡的肩膀。“您是诗人卡，对吗？”

        一个年轻人，绿色的大眼睛，姣好的孩子气的脸。“我叫奈吉甫。知道您为了给《共和国报》写一篇关于竞选和自杀妇女的文章来到了这儿，也知道您对许多团体进行了采访。可是在卡尔斯还有一个您应该见的重要人物。”

        “谁？”

        “能到一边来吗？”

        卡挺喜欢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神秘。他们来到“以果汁和萨莱普闻名于世”的时代小卖部门前。

        “您只有同意同这个人见面，我才有权说出他是谁。”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同意和他见面呢？”

        “话是这么说，”奈吉甫说。“但那人现在不得不藏着。他在躲谁、为什么躲藏，您不同意见他我就不能说。”

        “好吧，我同意见他。”卡说。“但愿这不是个陷阱。”他补充道，语气好像是插图小说里的那种。

        “你要是不相信他人，那你这一生就会一事无成。”奈吉甫也用同一种语气说。

        “我相信您，”卡说。“我应该见的人是谁？”

        “你知道他名字后就得见他。可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藏身的地方。你现在再考虑考虑。要我说出他是谁吗？”

        “是的，”卡说，“请您也相信我。”

        奈吉甫像提到传说中英雄的名字一样激动地说：“那人的名字叫‘神蓝’。”他看卡没什么反应，有些失望。“难道您在德国时没听说过吗？他在土耳其是很有名的。”

        “我知道，”卡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我准备好见他了。”

        “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奈吉甫说。“我甚至还没见过他。”

        一下子俩人都微笑着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对方。

        “你由别人带去见‘神蓝’，”奈吉普甫说。“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和带你去那儿的人接头。”

        他们一起沿着卡泽姆贝依大街向前走着，头顶上是竞选小旗，身边是竞选海报。从年轻人神经质和稚气的举动，以及他单薄的身体，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使自己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从而与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卡试图用年轻人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刹那，他找到了自己。

        “关于‘神蓝’您在德国都听说了什么？”奈吉甫问道。

        “在土耳其报纸上我了解到他是个好战的伊斯兰政教徒。”卡说，“还有其他一些不好的消息。”

        奈吉甫急忙打断卡的话。“伊斯兰政教徒是西方和世俗媒体对我们这些为宗教而战斗的穆斯林的称呼。”他说，“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请别相信世俗媒体关于他的那些谎言。他没杀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在为了捍卫我们穆斯林兄弟而去的波斯尼亚，还是在被俄罗斯的炸弹炸残了的格罗兹尼。”在拐角处他拦住卡。“对面不是有家店吗，泰布里书店……是一个基督徒开的，但卡尔斯所有伊斯兰教徒在那里碰头。和其他人一样，警察当然也知道这一点，里面有他们的卧底。我是宗教高中的学生。我们是禁止入内的，否则会受到纪律处分，不过我会给里面传个话的。三分钟后有个戴红色圆帽、高个儿、留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会从里面出来。你跟着他。过两条街后，您后面没便衣跟着的话，他会接近你，把你带到要去的地方。明白了吗？愿真主保佑。”

        奈吉甫一眨眼消失在了大雪中。卡心中感觉到了对他的一种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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