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朗诵完诗后，主持人用夸张的动作边走边一个词一个词地报着今晚的压轴戏：祖国还是头巾。

        宗教学校学生们坐着的中排和后排，响起了反对声、一两声口哨、一些嘘声，其间还夹杂着前排官员们一两下赞许的掌声。剧院已被塞得满满的，人们抱着一种期待，半是带着好奇，半是带着敬意地看着。剧组先准备了些“轻松的”节目，冯妲·艾塞尔夸张地模仿着广告，毫无必要地跳着肚皮舞，她和苏纳伊·扎伊姆还扮演了前女总理和她受贿的丈夫，这些节目没有让观众们像前排的有些官员们那样感受到夜晚的寒冷，相反，让他们感受到了娱乐。

        “祖国还是头巾”也让观众们觉得挺有意思，可是宗教学校学生们的干扰、不断抬高的声音让人觉得心烦。舞台上的对话也根本无法听清了。但这部历时二十分钟的戏既教条又老套，有着如此明显的戏剧结构，就连聋子和哑巴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一个裹在黑袍子里的女人在街上走着，自言自语，想着什么。不知什么原因闷闷不乐。

        2女人脱去了黑袍子，宣告获得自由了。现在她是不穿黑袍的，是幸福的。

        3她的家人、未婚夫、亲戚、蓄着络腮胡子的穆斯林男子想尽各种理由反对这种自由，让这个女人穿上黑袍子。女人一气之下烧掉了黑袍。

        4手拿念珠，蓄着络腮胡的宗教狂们对她的这种反抗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正当他们揪住女人的头发要把她打死的时候……

        5共和国年轻的军人们救了她。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主张西化，要把妇女们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主张妇女们应该脱去黑袍。在政府的鼓励下，这个短剧曾多次在安纳多鲁的高中和人民之家里演出过，1950年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凯末尔主义势头的减弱，它逐渐被人遗忘了。多年后，扮演穿黑袍女人的冯妲·艾塞尔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录音棚里对我说，她母亲1948年在屈塔希亚高中曾演过同一个角色，她为此感到骄傲，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她没能像母亲一样感受到应有的喜悦。尽管她的样子就像那些因为吸毒而变得憔悴、疲惫和怯懦的舞台演员们一样，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我还是想尽办法让她原原本本说出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加上我对其他目击者的采访，我可以详细地写写那晚发生的事情：

        第一幕时，民族剧院里卡尔斯的观众们有些不知所措。“祖国还是头巾”这个名字让他们认为这部戏也就是日常的政治性的一个短剧。可除了几个能回忆起这部短剧的老人外，谁也没想到剧中会有一个穿黑袍的女人出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仅是头巾而已。黑袍中这个神秘的女人来来回回果决地行走时，许多人被她的那份矜持甚至是傲气吸引了。就连那些对宗教服饰根本瞧不起的“激进的”官员们也对她产生了敬意。一个聪明的宗教学校学生猜到了黑袍里的是谁而大笑了起来，使坐在前排的那些人非常气愤。

        第二幕中，因为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穿黑袍的女人要脱去黑袍，所有人对此都感到了恐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就连主张西化的世俗主义者们都害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人因为害怕伊斯兰政教徒，他们早就默许在卡尔斯一切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发展就行了。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像共和国早期那样由政府来强迫妇女们脱掉黑袍，他们认为“只要不像伊朗那样，不穿黑袍的妇女不要因为受伊斯兰教徒们的强迫或是害怕伊斯兰教徒们而一定要穿上黑袍就行了”。

        图尔古特先生后来对卡说：“实际上那些坐在前排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他们是懦夫。”大家都担心，一个女人在舞台上做作地脱掉黑袍，不仅会刺激宗教分子们，也会刺激剧院里的失业者们和其他的社会底层。正在这时，在前排坐着的一位教师站了起来，开始向正在优雅而果决地脱着黑袍的冯妲·艾塞尔鼓起掌来。有些人认为这不是进步分子的什么政治举动，完全是这个家伙喝晕后看到女人裸露出来的丰满的胳膊、漂亮的脖子才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的。回答这位可怜教师的是后排一小撮年轻人们的怒吼。

        实际上坐在前排的共和主义者们对这一形势也不满意。他们搞不明白，从黑袍里出来的原本应该是一位戴着眼镜、文文静静、向往知识的纯洁的农村少女，怎么会是妖艳风骚的肚皮舞演员冯妲·艾塞尔呢？难道这意味着只有妓女和没有道德的人才会脱去黑袍吗？那这就成宗教狂们发出的信息了。前排有人听到副市长喊：“错了，完全错了。”其他人可能为了讨好他，也对他的话加以附和，但却没能使冯妲·艾塞尔停止演出。前排的人们不安地看着这位已觉醒了的追求自由的共和国女子，宗教学校学生中也发出了零星的恐吓声，而这也没能吓唬住谁。坐在前排的副市长，当时正忙着把库尔德工人党斩草除根的勇敢的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其他的一些高层官员，市土管局局长，负责收缴库尔德语歌曲磁带送到安卡拉的文化局长（他妻子，两个女儿，系着领带的四个儿子，还有三个侄子都来了），还有些穿着便装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根本不把这些来挑事儿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放在眼里。也可以说他们相信四散分布在剧院里的便衣，相信角落里穿着制服的警察，相信那些据说在后台待命的士兵。但更重要的是，演出是通过电视直播的，尽管只是地方台的直播，这也让他们觉得似乎整个土耳其和安卡拉都在看着他们。前排就座的上层人物们和剧院里其他所有的观众一样，一边想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转播着，一边欣赏着节目，纯粹出于这个原因，舞台上的俗不可耐、政治挑衅和荒诞不经在他们看来是优雅的，是有吸引力的。剧院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摄像机是不是还在工作，好像后排有人向他们挥手似的；还有一些人，尽管处在剧院最偏僻的角落，但心里想着“天啊，他们在看着我们呢！”因而也一动不动。晚上演出由电视直播，并没使得大部分卡尔斯人待在家里在电视前观看演出，而是唤起了他们去剧院看拍电视的好奇心。

        冯妲·艾塞尔将刚才脱下来的黑袍放在了舞台上的一个铜盆里，黑袍就像是一件要洗的衣服，接着，像是在倒洗衣液似的，她小心翼翼地把汽油倒在上面，开始搓洗了起来。而汽油恰好装在了卡尔斯的家庭妇女们常用的阿奇夫牌洗衣液的瓶子里，因此，不只是整个剧院的观众，所有卡尔斯人都认为这个反叛的女人改变了主意，开始乖乖地搓洗她的袍子了，心情也都莫名其妙地平静了下来。

        “好好洗，搓干净！”后排有个人喊叫着。一阵笑声，前排的官员们有些生气，可整个剧院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可是奥妙牌的。”另外一个人喊道。

        这些人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刚才是他们让剧院的气氛紧张，现在也是他们使整个剧院充满了笑声，因而也没人太过生他们的气。同前排坐着的政府官员们一样，剧院里其他观众也希望平平安安地演完这部老套、激进派和煽动性的政治短剧，别惹出太大的麻烦来。多年后我采访的很多人都给我说了相同的感觉：从官员们到库尔德穷学生，那天晚上，剧院里大部分卡尔斯人都希望在剧院里经历一种不同的尝试，希望多少能够得到些娱乐。宗教学校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可能是想破坏演出，可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太害怕他们。

        冯妲·艾塞尔像广告中经常见到的那些以洗衣为乐趣的家庭主妇一样，拖延着时间。时间一到，她从盆里取出湿黑袍，像要把它晾在绳上似的，把黑袍抖开，展示给观众看。观众们都在猜测下面要发生什么，在他们的注视下，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黑袍的一角。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甚至可以听到火苗吞噬黑袍时发出的气息。整个大厅被一种奇怪而又恐怖的光线照亮了。

        许多人紧张地站了起来。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连最最处惊不乱的世俗主义者们也害怕了。女人把燃烧着的黑袍扔到了地板上，有些人害怕舞台上一百一十年的地板和卡尔斯最富有时期留下来的落满灰的带补丁的幕布会被点燃。但大厅里更多的人正确地察觉到了目前的情形已成离弦之箭而非常害怕，现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宗教学校的学生们一片哗然，接着像炸了锅，嘘声、喊叫声、怒吼声响成一片。

        “不信安拉的宗教敌人！”有人喊道，“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前排的人还没醒过神来。又是那个勇敢的教师站起来喊：“请安静，接着看！”可没一个人听他的。人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知道嘘声、喊叫声和口号声不会停下来，事情闹大了。市卫生厅厅长奈夫扎特医生，带着他系着领带、穿着夹克的儿子们，带着他扎着辫子的女儿还有他穿着孔雀毛色绉纱长裙的太太，向出口走去。从安卡拉来这里办事的皮革商萨德克先生（原来也是卡尔斯的有钱人）和他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人民党籍的律师萨比特先生一起站了起来。卡看到坐在前排的人都害怕了，他坐在那儿也拿不定主意：他担心这么大的噪音会让他忘掉那首还没来得及写在绿皮本上的诗，为此他也想站起来。另外他也想离开剧院回到伊珂身边。与此同时，那位敬重整个卡尔斯的信息、敬重绅士风度的电话局局长雷加依先生走近了烟气腾腾的舞台。

        “我的孩子，”他大声说。“我们很喜欢你们这个阿塔图尔克主义的剧本。可是够了。看看吧，大家都感到很不安，人们都会闹翻天的。”

        被扔在地上的黑袍很快就熄灭了，烟气腾腾中冯妲·艾塞尔开始朗诵起“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独白，后来我在人民之家1936年的出版物中找到了这段独白的全文。发生这次事件四年之后，在伊斯坦布尔，这位年已九十二岁、可我觉得依然充满活力的“祖国还是头巾”的作者，一边训斥着在他膝头嬉闹的孙子（实际上是重孙子），一边给我讲，在他的所有作品（《阿塔图尔来了》，《阿塔图尔克剧本（高中生读本）》，《有关“他”的回忆》等等）中，这部短剧可惜已经被人遗忘了（他根本不知道在卡尔斯上演过这部戏，对整个事件他也毫不知情），他说30年代的时候，戏每次演到这里（独白），高中的女学生们、官员们都站起来眼含热泪，热烈地鼓掌。

        此刻，除了宗教学校学生的嘘声、恐吓声和怒吼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大厅前排虽是一片带有指责和害怕的沉默，可很少有人能听清冯妲·艾塞尔在说什么。可能她在解释愤怒的姑娘为什么扔掉了黑袍子，她在说，不仅是个人，整个民族的宝贵品质不在于衣着而在于灵魂，现在我们应该从这些使我们灵魂受到玷污及落后的标志——黑袍、头巾、费斯帽和缠头中解放出来，奔向文明和现代的民族，奔向欧洲。可没人听得到她说话，这时整个大厅却都听到了来自后排的愤怒的回答，这个回答恰好与她所说的话吻合上了。

        “你也光着身子向欧洲跑啊，一丝不挂地跑啊！”

        甚至从前排某个地方也传来了大笑声，赞许的掌声。这使前排的人感到彻底地绝望和恐惧。这时，卡和许多人一起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后排的人则怒吼着；有些人边朝门口走，边往后看。尽管没几个人听，冯妲·艾塞尔还在朗诵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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