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的庙跟台北一样，供香客插烛的高脚蜡台上都没装铁签──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湾还是古风，山字架的下截补换了新木，更显出上半的黯黑旧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庙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箩，想必箩中可以站满蜡烛──一只都没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与高矮，不会不是烛台。因陋就简，还是当初移民的刻苦的遗风。

        还有一个特点是神像都坐在神龛外，绣幔前面。乍看有点看不惯，太没掩蔽，仿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想来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进，天气又热，挥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会污损丝绸帐幔。我看见过一张照片上，庙门外挤满了人，一个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着横抱着个长须神像，脸上的神情亲切，而仿佛不当桩事，并不肃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乡离井，同荒械斗「出草」也都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间又还经过五十年异族的统治，只有宗教是还是许可的。这里的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所以有点西部片作风。我想起公共汽车旁的打斗。

        花莲风化区的庙，荷叶边拜垫上镶着彩色补钉图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只破了的，垫在个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这里的缸大概是较日常的用途。缸上没有木盖，也许还是装自来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横幅浮雕板上嵌满碎珊瑚枝或是海滩石子作背景。日光灯的青光下，绣花神幔上包着的一层玻璃纸闪闪发光。想必因为天气潮湿，怕丝绸腐烂。

        夜间没有香客，当然是她们正忙的时候。殿外大声播送爵士乐，更觉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庙祝高坐在一个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翘着脚喝茶谈天。殿侧堆着锣鼓乐器，有一面大鼓上写着「特级」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简陋的三层楼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独门独户站在一小块空地上，门口挂着「甲种妓女户」门牌。窗内灯光雪亮，在放送摇滚乐。靠桥直挺挺两只木椅，此外一无所有。两个年青的女人穿着短旗袍，长头发披在背上，仿佛都是大眼睛高个子高胸脯，足有国际标准，与一个男子在跳摇滚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点猪相，拱着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着米色拉链夹克，随和地舒手舒脚，至多可以说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许是他们自己人闲着没事做广告。

        二等妓院就没有这么纯洁了。公共食堂大观园附设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听说是二等妓院。楼下一排窗户里，有一张藤躺椅上铺着条毛巾被，通内室的门里有个大红织锦缎长旗袍的人影一闪。这样衣冠齐整怎么按摩？似乎与大城市的马杀鸡性质不同。

        另一个窗户里有个男子裸体躺在藤椅上，只盖块大毛巾。又有个窗户里，一个人伛偻着在剪脚趾甲。显然不像大陆上澡堂子里有修脚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点钱在家里剪，而在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且忙着去剪脚趾甲。虽然刚洗过澡指甲软些容易剪，也是大杀风景的小小豪举。

        这一排窗户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统间，下半截墙漆成暗绿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只老式挂钟。楼下大敞着门，门前停着许多单车，歪歪斜斜互相偎倚着叠放。大门内一列深棕色柜台，像旅馆或医院挂号处。墙壁也漆成同样的阴暗的绿色，英美人称作「医院绿」的。

        大概因为气候炎热需要通风，仿佛没有窗帘这样东西，一律开放展览。小电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铁门，望进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银幕与两旁的淡绿色舞台幕。

        风化区的照相馆门口高高下下挂满妓女的照片，有的学影星张仲文长发遮住半边脸，有的像刘琦，都穿着低领口夜礼服。又有同一人两张照片叠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对我图」。

        夜游后，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正楼有飞檐，山墙上镶着湖绿陶磁挖花壁饰，四周簇拥着淡蓝陶磁小云朵。两翼是平房。场院很大，矮竹篱也许是后添的。院门站得远远的，是个小牌楼，上有飞檐，下面一对红砖方柱。

        台湾仿佛一直是红砖，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大陆从前都是青砖，其实是深灰色，可能带青灰。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径称为青砖。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的，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在台湾，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

        有个嘉庆年间的庙，最由的一翼封闭了，一扇门上挂着木牌，上写「办公处Office」。侧面墙上有个书卷形小窗，两翼各嵌一只湖绿陶磁挖花壁饰作窗棂，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换装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经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觉是原有的，整个的构图倒更朴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户也用这种八角形绿磁挖花壁饰作窗棂，六只叠成两行。后加同色木栅保护，褪色的淡蓝木栅也仍旧温厚可爱，没有不调和。

        小巷里，采茶叶的妇人背着孩子在门前平台上席地围坐，大家合捧着个大扁蔑篮，不住地晃动着。篮子里黑色的茶叶想必是乌龙，茶香十步外特别浓。另一家平台上堆满了旧车胎。印度也常有这种大门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带我来到一处池塘，一个小棕榈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两丛长草倒影。是农场还是渔塭？似乎我的导游永远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么也从来不问。

        有个长发女郎站在亮蓝的水里俯身操作，一件橙黄桔绿的连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与那两个甲种妓女同一类型，不过纤巧清扬。除了电影里，哪有这等人物这身打扮作体力劳动的？如果我是贵宾来参观，就会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凯萨琳二世的宠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农舍，只有前面一堵假墙，又征集村姑穿着当地传统服装载歌载舞，一片升平气象。

        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惯了，毫不理会我们眈眈遥视，过了一会，径自趟水进棚去了。我这才微弱地嗳呀了一声，带笑惊叹。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来早期移民本来是南国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莲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还要漂亮。

        我们沿着池边走到一个棕榈凉亭歇息，吃柚子。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许因为产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我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洋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融方块鸡汤，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 「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嗳呀，怎么了？」

        「吓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 「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赔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伙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么人？啊？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哈？你在这干什么，啊？』」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 「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送行的──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皱着眉啧的一声，又把声音一低，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袴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统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折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岗的兵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偶有别出心裁的，抽屉式洋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约两族。

        想必满山都是白色高楼，半山的杜鹃花早砍光了。我从来没问起。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门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惨戚得有点刺目，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换了水泥地。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闲，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谐星的throwing line的风度──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

        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观。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铺，目不斜视。这样□□，自然见闻很少。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与父母交谈，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借口。

        耶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送礼，大请客。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我今年十九岁。」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一路经过无数艰险，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中途被中共射击，父亲用身体遮着她，自己受了重伤，死在澳门的医院里。她到了香港，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每个月约有一百元港币，只够租一个床位，勉强存活。 「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她信上说。 「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不记得了，想必总是劝勉一番。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在封闭的社会里，年青人的无知，是外间不能想像的。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怕万一被子女检举。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真宁可回到「大家没得」的地方，少受点痛苦。不过一路出来，没有粮票路条，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一回去追究起来，岂不害了这些恩人？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可惜我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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