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在床上听到茅公逝世的广播，“这个消息终于传来了”，我这样想，眼泪落到了我的枕上。

        大约是半个月以前吧，我和在北京医院住着的阳翰笙同志通电话，他对我说：“茅公住院了，在一楼，靠氧气维持，情况不太好。”我想起茅公我大五岁，也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心中就觉着不好，我只说“你去看望他时，替我问候问候吧，我自己一时去不了。”

        我认识茅公，是通过振铎同志的，先是一九二一年我的那篇《超人》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后，振铎说，“你猜那位写按语的冬芬女士是谁？就是我们的沈雁冰啊！”一九三六年我第二次出国，路过上海，在振铎给我饯行的席上，我和茅公首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底，茅公到新疆去，路经昆明，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再以后，恐怕就是解放后了，在种种文艺的集会上，我们总能见面。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有一次陪金近同志到茅公家里，请他为儿童文学写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

        以后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同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开罗去，回来在广东从化休息。

        郭老，茅公，夏衍同志要打“百分”，拉我去凑数，茅公幽默地称我为“该老太太”。在这中间，我们还为一件事打赌，我忘了是什么事，他输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条幅，字迹十分秀劲，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裱，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从茅公，我就想到许多朋友，如郭老，如老舍，如振铎……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朵朵怒放的奇花，花褪残红后，结了硕大深红的果子，果熟蒂落，他们一个个地把自己贡献出来，他们的果核又埋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新萌芽，开花，结果，代代不绝！

        这是我现在的感想，我心里非常平静，茅公遗留给我们的深红的果实，是无比地硕大芬香的，茅公这八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白过！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８日晨１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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