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志提醒我，今年是叶圣陶先生九十大寿，巴金同志八十诞辰，我想我应该乘这时候，写几句向他们祝寿的话。

        我记得叶老看了我在一九八二年春写的《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时，他笑了，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解放后的北京，而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原来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的嘉庐小住的时候，叶老为了开明书店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曾来看过我。他老人家的记忆力是比我强多了！

        叶老是一个十分关怀后辈的人。我和叶老认识以后，还没到他家去拜谒过，因为：一来在公共场合常常会看到他，二来我怕登门拜访，会影响他的休息。但在前年春天，我因病住院时，叶老跑到医院看我，正巧我已出院回家，叶老又同至善同志到西郊我家里来看我。当我躺在床上，意外地看到须发如银的叶老，走进我的卧室，坐到我的床边，对我亲切地慰问时，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和惭愧！

        叶老又是一位十分谦和的老人，每逢我赠送他一本书或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必定亲自作复。近来他眼力不好，字越写越大，我知道老人家一定相当吃力，我不得不告诉至善同志，说：叶老以后不必回信了，由至善同志从电话里通知我说书和信收到就可以了。

        我和巴金——恕我不称他为“巴老”，因为他比我还小几岁，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认识是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的访问团。我们去过苏联、日本、埃及……飞机上和国外旅馆中的谈话就更多了。在我的回忆中，有许多场面是值得描写的。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一九八○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但从日本回来不久，我就病得“足不出户”了。

        最近巴金也因病住进了医院。前天他来了一封“长”信，写满了一张三百字的稿纸——他的女儿信里说：“爸爸给您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在他来说，已很久没写过这么长的信了”，——他信里说：“信收到，我仍在医院治疗，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在病房里，常常想起您和调皮的吴青，想起你们我就高兴……我还很乐观。我仍然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我感到自豪，一年中井上靖来医院三次，要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我推辞不掉……现在病房中就为这个目标奋斗，您可以放心了，我还有雄心壮志啊！”

        叶老的字是越写越大，巴金的字是越写越小，我得到大字、小字的信，都一样地高兴。

        前几天《文艺报》一位编辑同志来说：叶老说，不久春天来到，他们院里海棠花开的时候，要请我去赏花。我一定要破“足不出户”的例子，去我从未去过的叶老家里，拜见叶老、并观赏他所种的海棠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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