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里回来，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着我！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来和我握手，“您还记得我吧？

        王忆慈——老母鸡……”我高兴地搂起她来，“怎能不记得？

        你简直是个大人了，听说你当了保育员了，这下子可真成了老母鸡了！”

        我认识王忆慈，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住的房子离我女儿的学校很近，一放了学，她的同学们都到我们家里来温课。说是温课吧，女孩子们在一起，就像小鸟儿一样，吱吱喳喳的，她们端几张小椅子围坐在廊子上，又说又笑，常常闹得我看不下书，也写不出文章，但是若有一天，她们忽然不来了，我又感到闷得慌。

        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属牛属虎的，也都有“外号儿”，比方说什么“小猴”，“傻丫头”，“胖奶奶”等等，“老母鸡”最小，大家也叫她小妹。其实她不一定最小，她们“叙齿”的那一天，我在窗内听见大家问她：是哪一月哪一天生的，她说：“我只知道我是属虎的，我母亲生我的时，父亲不在家，两年后，父亲回来，母亲已经死去了……”这些话使得这一群小鸟似的女孩子们暂时静默了下来，我站起来，从窗内细细地看了王忆慈一眼：小小的个子，两条细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的有几点雀斑，眉清目秀，一团儿的天真和温柔——这时大家几乎是同声地说，“不知道没关系，就算你最小，我们都是你的姐姐！”说着大家把王忆慈围了起来。

        后来我问我女儿，王忆慈的外号儿是怎么来的。我女儿笑说：“王忆慈最喜欢小孩子，到哪儿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围着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因此当她们这一班高中毕业了，王忆慈没有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去当一个托儿所的保育员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这一天，我们坐在我院子里的树下闲谈，王忆慈说：“我的父亲愿意我学医，我也完全同意，五年前的夏天，正在我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们胡同里成立了一个托儿所，院子里几位年轻妇女刚参加工作，都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了去。可是李大嫂从外面回来，眼睛通红，我问她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勉强笑了笑说：‘刚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孩子到门口不肯进去，那个保育员出来了，一点笑容也没有，嘴里说：怕什么，快进来！一面连拉带扯地把孩子拉走了，我站在门口，听见孩子在里面哭，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其实呀……真是……’

        “您知道我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出差的时候多，我是寄养在人家长大的，我的那个干妈待我一点也不好，后来，父亲在北京长住了，每逢星期六，他下了班就去接我回来，星期天下午又把我送去。我记得那时父亲的那一间衾枕凌乱、桌椅蒙尘的屋子，对我已是天堂！

        我们吃完饭，父亲默默地抱着我坐在灯前，他用长满了胡子茬的脸，挨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忆慈呵，你想什么呢？怎么总是傻子似的？’总要到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才活泼了起来，有说有笑，父亲做饭洗衣服，我给他拿这个递那个，跳跳蹦蹦地，父亲也显得十分高兴，到了下午，看到父亲替我归着东西，我就又‘傻’了，我低下头，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一块手绢，坐在床角里，一直坐到该走的时候。到干妈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只涌现着干妈冰冷的脸，‘怕什么，快进来！’就是第一句打进我的头里的话——而这句话恰恰就和李大嫂刚才所重复的一字不差，我的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了！

        “到了我进小学的年龄，我说什么也不到干妈家去了。我告诉父亲我会管自己，还会帮他做事。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快乐地生活着，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我们院子里的孩子都和我好。第二天，我看到李大嫂的孩子又哭着不肯去托儿所，我就同李大嫂说，‘您把他先放在家里吧，我替您看着。’李大嫂说：‘那怎么行呢？’可看见孩子拉住我不放，她也就忙忙的上班去了。别的孩子看见李家的孩子不去，他们也都不去了，直拉着我转圈儿。我有些后悔，我想，这样做岂不是拆托儿所的台？过了几天，听说那位保育员嫌累，不干了。街道上几位委员急得直转磨。我忽然想，我来当吧，那怕先做一年，等托儿所有了人，我再考大学也不晚。

        “托儿所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唱歌吧，跳舞吧，这些我都不怕，只是整天的一个人带三四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脾气，有时也真心烦。但是我一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苦处，再看看每一个孩子，觉得个个都可爱。头几天乱过去了，孩子们很快地便和我熟悉起来，当我每天站在托儿所门口，看到孩子老远地看见我，就挣脱母亲的手，欢笑着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阵阵地发热，母亲们笑着走了，我的眼泪反而落下来了……“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母亲们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我们的托儿所渐渐地不但办日托，也办了全托。奇怪得很，这时不但母亲们不让我离开，我自己也不肯离开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一直干了五年，我想，我还要一辈子干下去……”

        说到这里，她忽然低头看了看手表，连忙站起来，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今天是星期六，有个孩子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他妈妈摔了脚，没人来接，我就把孩子送回去了，恰巧他家就在这附近，就顺便来看看您……”

        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出来，我说，“忆慈，你是受到表扬的保育员，请告诉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使你以保育儿童做终身的事业？”

        她低了一会头，想了想，笑了，“开始的时候，我是以我的干妈做我的反面教员，回忆痛苦的过去，我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从前的自己，从心里加意地体贴照顾。这些年来，受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我进一步体会到，我身边的这些孩子，不但是父母们的儿女，也更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小公民，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快乐、勇敢、爽朗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值得我献上终身的心血的。这话也许说得太高太远了吧？事实就是这样……”

        她匆忙地笑着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她，直看着她转过墙角……五年前在我窗外坐着的那些女孩子，都已愉快勇敢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了。王忆慈是其中的一个。在“六一”儿童节的快乐气氛中，我特别想起她，因记之如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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