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了解我们攻击性冲动的本质，就必须将其放入我们的动物源头里去考察。当前，人类沉迷于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容易失去客观性。事实上，说到有必要压制攻击行为时，连最冷静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猛烈的攻击性。这并不奇怪。说温和一点，我们也处在混乱之中，到本世纪末，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自我毁灭。唯一使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度过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就物种的生命而言，这段时光不算长，可它真可以叫作多事之秋。但是，在检查我们攻防技术之中的奇技淫巧之前，必须首先看一看，没有长矛、枪炮和炸弹的动物世界中，暴力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动物之所以争斗有两条非常正当的理由：或是为了建立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或是为了建立自己在一块地方的领地权。有些物种只要求建立等级系统，却没有固定的领地。有些物种只有领地要求，却没有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些物种两者皆有，它们在领地内建立等级系统，必然要以两种攻击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属于最后一群物种：两种形式的攻击性我们都有。作为灵长类动物，我们已经背负着等级系统的包袱。这是灵长类动物的基本生活方式。一个群体四处漂泊，很难得在任何地方长期逗留以建立领地。偶尔，群体内部也可能出现争斗，但是在猴类的生活中，争斗行为缺乏组织、偶发骤停、意义不大。“啄击顺序”（这一术语在研讨鸡群的攻击行为中兴起，故名）却正好相反，它在灵长类动物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分钟的生活中，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多数猴类和猿类都建立了非常僵化的社会等级系统，群体中总有一只占据支配地位的雄性动物，其余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它。当它年迈力衰不能维持霸主地位时，就会被另一只比较年轻力壮的雄性推翻，新手就成了群体的首领。（有的时候，篡位者长出了首领的“斗篷”——一身长毛。）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时候，首领的暴君角色随时随地都在起作用。尽管如此，它总是毛色最好、梳理最俊、性欲最旺的个体。

        并非一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都充满暴力的独裁气氛。差不多每一种组织里都有一位君主，但是有的君主是仁慈宽厚的君主，比如大猩猩的君主就是这样的。它让手下的雄性与它共享雌性，进食时它也慷慨大方。只有突然冒出什么不能分享的食物时，只有出现叛乱的迹象时，只有它麾下的猩猩不守规矩发生争斗时，它才显示君主的权威。

        裸猿变成合作的狩猎猿、有了固定的居所时，他那灵长类动物的基本行为系统必须改变。正如他的性行为一样，他那灵长类动物典型的等级系统也要加以改变，以适应他新近担任的食肉动物角色。他的群体必然成为有领地行为的动物。他必然要保卫自己固定的居所。由于狩猎生活是合作性质的活动，他保卫居所的领地行为必然是群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行为。灵长类动物群体内部通常具有暴君色彩的等级体系，狩猎猿必须大大加以改变，方能保证弱小成员在出猎时的充分合作。然而，等级体系又不能被完全废除。如果要坚决执行首领的决策的话，那就必须保存一个温和的等级体系，其中必须有一些较强的个体，一位最高的首领——即使这位首领不得不比全身长毛的树栖猿首领更注意考虑下属的感情。

        除了保卫领地的群体行为和等级组织以外，孩子对父母的长期依赖又迫使我们采用固定配偶的家庭单位，另一种自作主张的形式应运而生。作为一家之长，每一位男性在群体定居的地方还得保卫他自己家庭的住地。由此可见，我们有三种基本的攻击形式，而不是灵长类动物通常所有的一两种形式。我们吃尽苦头、蒙受损失以后方才知道，虽说我们的社会非常繁杂，这三种形式的攻击行为依然随处可见。

        攻击行为如何进行？其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究竟怎样？我们如何互相恐吓？对此我们仍必须靠观察别的动物去寻找答案。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激起后，身体内部发生了许多生理变化。整个机体由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兴奋而加速运转，准备行动：自主神经系统又包括两种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子系统，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交感神经系统使机体做好准备进行剧烈活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官能是保存和恢复身体的储备。前一种神经系统说：“你被迫行动，快动手吧。”后一种神经系统说：“别着急，放松些，保存些力气。”在一般情况下，身体同时倾听这两种声音，在两者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但是，每当身体激动时，它就只听交感神经系统的指令。交感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以后，大量肾上腺素注入血液使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受到深刻的影响。血液从皮肤和内脏流入肌肉和大脑。血压上升。红细胞的生产大大加速。血液凝固所需的时间有所减少。此外，消化和储存食物的过程暂时休止。唾液分泌受限。胃的运动、胃液分泌、肠的蠕动都受到抑制。而且，直肠和膀胱不像平常那样容易排便。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迅速从肝脏中流出，使血液里的葡萄糖急剧增加。呼吸活动大大加强，呼吸次数增加、强度加大。调节体温的机制也被激活起来。汗毛直立，大汗淋漓。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动物准备战斗。仿佛具有魔法似的，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消除疲劳，调动大量的能量，准备进行预期之中的生存斗争。血液被有力地泵入最急需的地方即大脑和肌肉，以适应敏捷的思维和剧烈的运动。血糖升高增加了肌肉的工作效率。血液凝固过程的加快说明：任何外伤性出血都能更快凝固，由此而减少血液损失。脾脏释放红细胞的速度加快，再加上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这有助于呼吸系统代谢功能的提高——吸收氧气，排出二氧化碳。毛发直立使皮肤裸露在空气之中，有助于身体散热，汗腺排出大量汗液亦有助于散热，因此就减少了因活动过度而遭到身体过热的危险。

        身体的一切重要系统都激活起来以后，动物就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你死我活的拼斗既可能获得宝贵的胜利，也可能使胜利者遭受致命的创伤。攻击性既使动物进攻又使其害怕。攻击驱使动物冲杀，惧怕又阻遏它前进，其体内就产生剧烈的冲突。典型的行为模式是，准备好进攻的动物不会一头扎进去全力进攻。一开始它只发出进攻的威胁。体内的冲突阻遏住它的手脚，它固然已经紧张起来准备战斗，可它尚未做好立即发起攻击的准备。在此情况下，如果它发出的恫吓足以镇住敌手，使其溜走，那显然是更可取的。这样赢得的胜利可以避免流血。如此解决内部分歧不会给群体成员造成过度的损害；显而易见，物种在此过程中受益良多。

        在一切高等动物的生活中，都有这种强烈的仪式化战斗倾向。威胁和反威胁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实际的战斗，拼死的斗争当然仍时有发生，但那只是最后的一手。只有攻击信号和反攻击信号未能解决争端，才会诉诸最后的手段。以上所述生理变化的外表征兆，有力地向对手表明该动物准备发起攻击的强度。

        从行为上说，这一机制运转极好。但是从生理上说，它造成了一个问题。机体本已做好大量准备，然而预期的努力并未成为事实。自主的神经系统如何对付这一情况？它已命令一切部队开赴前线、严阵以待，但是部队的存在本身已使战争获胜。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紧随交感神经系统总动员以后自然而然地发生肉体搏斗，它所调动的一切身体准备就被充分利用起来。能量就被消耗，最后导致副交感神经系统再次突出自身作用，身体又逐渐取得生理上的平静。但是，在攻击和惧怕两种心态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各种生理活动都悬而未决。结果，副交感神经系统就发动猛烈的反攻，自主神经系统的摆锤就剧烈摇晃。威胁和反威胁的时刻交替出现时，我们看见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与交感神经系统的表征交错发生。口渴以后接着是大量分泌唾液。肠道收缩突然崩溃，粪便突然排出。紧紧关闭在膀胱中的尿液像洪水一样宣泄出来。流向皮肤的血液又大量流回内脏，高度充血发红的皮肤变得苍白。又快又深的呼吸戏剧性地中断，变成大口的喘息。所有这些表征，都说明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拼命努力，以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正常情况下，一个方向的激烈反应不可能与另一方向的激烈反应同时发生。但是，在威胁过大的极端情况之下，一切都短暂地失去了平衡。（这可以说明，为何在极端受惊的情况下，人会昏厥过去。在此情况下，流向大脑的血液又急剧流出大脑，人于是就突然失去知觉。）

        就威胁这一信号系统而言，这一生理激荡是自然的赠品。它提供更为丰富的信号源泉。在演化过程中，这些情绪表征通过许多方式分化得越来越精细。大小便成为许多哺乳动物标示领地的气味手段。最常见的例子是家犬抬腿撒尿划出领地的行为；在互相威胁时，家犬这一活动更为频繁。（我们的城市街道对家犬这一行为构成了过分的刺激，因为它们使许多冤家对头的领地犬牙交错。于是每只狗都不得不强使自己的气味过度，借以和其他狗竞争。）有些动物演化出了排粪过度的技巧。河马的尾巴异常扁平。在排粪的过程中，其尾巴迅速摆动。结果扇状的尾巴把粪便抛得很远，散布到宽广的地区。许多物种长出了专门的肛门腺，其分泌物使粪便带上它个体的气味。

        血液循环系统的动荡造成皮肤苍白或涨红的极端变化，这种变化使许多动物的面部和一些动物的臀部形成裸露的斑块，斑块成为独特的信号。呼吸紊乱而出现的张口动作和呼哧声，精细发展而成咕哝声和咆哮声以及其他许多表示攻击行为的声音。有人认为，这能说明整个发声信号所构成的交际系统是如何起源的。许多动物在遭到威胁时，身体能鼓气，可能会将专门的气囊或气袋鼓起。（鸟类中尤其常见这一现象，鸟类具有若干气囊，这是它们呼吸系统的基本部分。）

        毛发直立的攻击行为演化出专门的冠毛、颈毛、鬃毛和边毛。这些翎毛、长毛和其他一些毛发区域变得高度引人注目。它们的毛羽变长变硬。这些皮肤的颜色经过急剧的改变，与周围的皮毛形成强烈的对比。动物激动表现出攻击性时，其毛羽直立，使它看上去突然更大更可怕；它炫耀威力的斑块更大更耀眼。

        攻击性的出汗反应变成气味信号的另一源头。在许多情况下，也出现了利用这一可能性的演化趋势。有些汗腺大大膨胀，成为复杂的嗅味腺体。许多动物的面部、脚部、尾部和其他部分，能发现这样的嗅味腺体。

        所有这些改进都丰富了动物的通讯系统，使它表现情绪的语言更为细腻，具有更丰富的信息。它们使动物激动时的威胁行为具有更为精确的“可读性”。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半。以上所考察的仅仅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一整套信号可供利用。这一套信号的源头，是动物发出恫吓时紧张的肌肉运动和体态。自主神经系统的指令是调动身体，准备肌肉运动。但是肌肉接受指令后又干什么呢？肌肉准备好发起突击，而突击并未发生时，结局是一系列进攻意图的动作，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姿势。攻击和逃亡的冲动把身体向不同的方向牵拉，使动物猛冲向前、猝然后退、腾跃躲闪、匍匐在地、突然前扑、逼近对手、遽然退场。进攻的冲动才占了上风，逃亡的冲动就取消了进攻的命令。每一步退却的举动都受到进攻举动的抑制。在演化的过程中，这种一般的激动行为变成了专门的威胁恫吓的姿态。这些意向动作被程式化了，急促变化的矛盾动作经过形式化而变为有节律的扭动和颤抖。一整套全新的攻击性信号发展并完善起来了。

        于是，我们就在许多动物身上看到繁缛的威胁仪式和格斗的“舞蹈”。较量的动物趾高气扬，以典型的动作互相围绕着兜圈子，其身体紧张强直。它们可能弯腰、点头、战栗、有节奏地摇晃，反复作短距离的程式化奔跑。它们以爪子刨地、弓起腰身、低下头部。所有这些意向动作都是重要的通讯信号，它们与自主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有效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精细的图像，展现冲动的强度——它们准确地标明了攻击冲动与逃亡冲动的平衡。

        然而，问题不会到此为止。还有一种独特信号的重要源泉，来自另一种范畴的行为，名曰移置活动（displat activity）。剧烈内部冲突的副作用之一是，动物有时表现出稀奇古怪、看似无关的行为片断。仿佛紧张的动物不能做它很想做的进攻或逃亡的行为，而找到了另外一种完全无关的活动来宣泄积存的能量。逃亡的冲动阻遏了进攻的冲动，进攻的冲动又反过来阻遏了逃亡的冲动，所以它另谋渠道发泄感情。相互威胁的冤家对头可能突然莫名其妙、趾高气扬地做进食的动作，但既未做完又突然停止，接着又立即恢复完全威胁的姿态。它们也可能抓挠身子、清理皮毛，其间又随时恢复典型的威胁手法。有些动物做替代性筑巢动作，抬起附近的筑巢材料，将其投入假想的窝里。还有一些动物喜爱“打盹儿”（短暂垂头做睡觉状）、打呵欠、伸懒腰等。

        围绕这些移置活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移置活动与攻击性有关的说法是没有客观理由的。如果动物进食，那它一定是饿了；如果它抓挠身子，那它一定是在发痒。他们强调指出，要证明做移置活动威胁对手的动物并不饥饿是不可能的，要证明它抓挠身子时并不发痒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批评。凡是实际观察研究过许多动物的攻击行为的人都知道，这种批评显然是荒谬的。在动物对峙中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较量者会突然停下来（哪怕是一刹那吧）为进食而进食，为挠痒而挠痒，为打盹儿而打盹儿，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尽管对移置活动产生的演化原因尚有学术争论，有一点却是明确的：从功能的观点看，移置活动为宝贵的威胁信号提供了又一个源泉，许多动物扩大了移置活动，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具有炫耀的色彩。

        由此可见，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意向性动作、自相矛盾的体态和移置活动等行为都变成了繁缛的仪式，它们合在一起给动物提供了一大套威胁信号。在大多数冲突的场合，它们足以解决对手之间的矛盾，使动物不至于动武。但是，如果这一个信号系统未能奏效——比如在极端拥挤的情况下就是这样，那么紧接着就要发生真正的斗殴。威胁信号就让位于体力斗殴的蛮力。于是，牙齿就用来咬、切、刺杀，头部和犄角就用来顶撞、冲刺，身子就用来撞、闯、推，腿脚就用来蹬、踢、扫，手就用来抓、扯、撕，有时还用尾巴来抽打和猛扫。尽管如此，一位对手杀死另一位对手的情况还是极为罕见的。动物演化出了专门对付猎物的猎杀技巧，它们很少用这些技巧来与同类争斗。（对这个问题的猜测有时会错得离谱，对攻击猎物的行为和攻击同类对手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臆想。其实这两种行为在动机和表现上都大不相同。）一旦同类中的敌手被制服，它就不再构成威胁，就可以不再理睬它。继续在它的身上耗费精力就失去意义了。这时候就可以让它溜走而不再伤害或胁迫它。

        我们可以将上述各种挑战活动与我们人类联系起来考虑，此前，动物攻击行为里还有一个方面要加以研讨。这个方面与战败者的行为相关。当战败者的地位保不住时，显然走为上策。但它并非总是有逃走的可能。它逃跑的路上也许有自然障碍。如果它置身密集的社会群体之中，它可能不得不留在战胜者的地盘之内。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必须向强手发出信号，表明它不再构成威胁，表明它无心再斗。如果它遭到重创、精疲力竭，停止较量，这就清楚地表明它宣告失败，占上风的动物就会离它而去，不再骚扰它。不过，如果它不等自己的地位恶化到这种极端不幸的境地就表明它俯首称臣，它就可以避免更为严厉的惩罚。借助一些典型的臣服表现，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认输称臣的表现可以使攻击者息怒，使其攻击性迅速缓解下来，从而加速解决争端。

        俯首称臣的信号表现在几个方面。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另一种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第一种信号只能使占上风的动物冷静下来，后一种信号能积极改变攻击者的情绪，因而有助于使战胜者息怒。最简单的臣服形式是一动不动。因为攻击性表现为剧烈的运动，静止不动的体态自然就表示无攻击性。静姿常常与蹲姿和畏缩相结合。攻击性使身体膨胀到极限，蹲姿反过来使身体缩小，故能使对方息怒。避开与攻击者正面相对也有助于说明认输，因为它与正面进攻的姿态相反。还有一些与威胁相对的行为也用上了。如果一种动物以埋头为威胁的动作，那么抬头就成为宝贵的息事宁人的姿态。如果攻击者毛发耸立，那么收紧毛发就能用作臣服的手段。在有些少见的情况下，战败者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攻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比如黑猩猩会伸出一只手作为臣服的姿势，使它的手容易被对方咬伤。但发动进攻的黑猩猩绝不会咬战败者伸出的手，所以这一乞降的姿势可以使强手息怒。

        第二种息事宁人的信号的功能，是诱发攻击者的另一种动机。臣服者发出的信号刺激强者，使它作出无攻击性的反应。由于这一反应在攻击者心中泛起，它的争斗冲动就被压制了。臣服者以三种主要的方法来息事宁人。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幼仔乞食的姿势。弱者蹲着身子，作幼仔乞食状，这是典型的向强者认输的姿势。雌性受雄性攻击时尤其喜欢用这一姿势。这一办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会使雄性吐出一些食物给雌性吃。雌性遂吞下嗟来之食，以此完成用乞食姿势乞降的仪式。于是，雄性完全被父性的、保护性的情绪所支配，它的攻击性烟消云散，这一对冤家又冷静下来重归于好。这一仪式正是许多动物求偶中乞食模式的基础。鸟类的求爱仪式尤其如此，在配偶形成的早期阶段，雄鸟很富于攻击性，另一种诱发攻击者新动机的活动，是弱者采用雌性动物的交配姿态。无论弱者是何性别，无论它是否处在发情期，它都可能突然做出用臀部朝向强者的姿态。当它朝向攻击者展示臀部时，就激起了强者的性反应，从而给强者的攻击性降温。在此情况下，称霸者无论雌雄都会踩在弱者背上，佯装与弱者交配的动作，不论臣服者是雌是雄。使强者产生另一种动机的第三种形式，是诱发它给弱者梳理毛发或让弱者替它梳理毛发的情绪。动物界的生活中，社群成员互相梳理毛发的活动大量存在。这一动作与社群生活中安静、太平的时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弱者可能会请战胜者替它梳理，也可能发出信号，请求胜利者允许它替其梳理毛发。猴类就使用这一手段。这一请求带着独特的面部表情，包括快速咂嘴。这一表情是将通常梳理毛发的动作略加变换的仪式化翻版。一只猴子替另一只猴子梳理毛发时，它反复不断地把皮屑和其他碎屑丢进嘴里，同时把嘴巴咂得啪啪响。弱者夸张咂嘴的动作，加快其频率，表示乐意尽职，它常常借此抑制住攻击者的攻击性，使其放松下来并允许它代为梳理毛发。过不了一会儿，称雄的猴子就让梳理毛发的动作给安抚住了，弱小的猴子就趁机安然无恙地悄悄溜走。以上这些是动物处理攻击行为的仪式和手段。起初，所谓“爪牙见血的本性”指的是食肉动物残暴的猎杀活动，但后来它被用来泛指整个动物界的争斗行为。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物种要生存就绝不能同类相残。物种内部的攻击行为必须要受到阻抑和控制。物种的猎杀武器越强大越凶猛，防止使用它们来解决物种内部争端的阻抑机制就越要强大。就领地和等级系统的争论而言，这正是所谓“丛林法则”。凡是未能遵守这一法则的物种都早已灭绝了。

        我们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情形？我们独特的威胁信号和安抚信号是一套什么东西？我们的争斗方法有哪些？我们如何控制这些争斗的方法？

        因攻击性而唤起的冲动在我们体内产生的生理骚动、肌肉紧张和激动情绪，与前述动物的一般生理变化完全相同。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也表现出种种移置活动。在有些方面，我们不如其他动物的装备齐全，它们把基本的移置活动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信号。比如说吧，我们就不能靠毛发直立来恫吓对手。在震惊的时刻，我们的毛发还能直立（所谓“头发都竖起来了”），但是作为向对手发出的恫吓信号，它却无济于事。在别的方面我们胜过其他动物。我们裸露的皮肤，虽然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做到毛发直立，却使我们有幸发送强有力的涨红和苍白两种信号。我们可以“气得脸色铁青”“气得涨红脸”“吓得脸色苍白”。在这些词语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白色”这个字眼。它意味着活动。它与指示攻击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信号。它与指示惧怕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又成为恐怖的信号。你也许还能记起，它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引起的。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发出“快动手”指令的系统。对这一系统，切不可等闲视之。相反，皮肤涨红则不用过虑，因为它是由副交感神经系统拼命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引起的，何况它说明，发出“动手”指令的交感神经系统已经被釜底抽薪了。怒气冲冲、脸色涨红的对手，和面色苍白、嘴唇绷紧的对手相比，他向你发动攻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面红筋涨的对手处在激烈的自我冲突之中，他的冲动受到封闭，他的情绪受到抑制，然而，面色苍白者还在准备进攻。两种人都不可等闲视之，但面色苍白者更有可能会跳起来发动进攻，除非他当即受到安抚而怒气消解，或者他受到的反威胁更加厉害。

        在类似的情绪中，急促的呼吸是危险的信号。但是，等到它变为不规则的哼哼、咯咯声时，其威胁已经缓解。初始攻击时的嘴巴干燥和攻击强烈受阻时而引起的唾液分泌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极端紧张的时刻伴随着强烈的震撼，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大小便失禁和昏厥。

        当攻击和逃亡这两种冲动同时被强烈激发起来以后，我们表现出若干典型的意向性动作和自相矛盾的姿态。其中最熟悉的是举起握紧的拳头，这一姿势已在两个方面被仪式化了。做这一动作时离对手尚有不少距离，这个距离太远，拳头不可能变成真正的一击。因此，其功能不再是实在的体力相拼，而是视觉信号。再加上前臂的前后劈砍动作，它又进一步仪式化了。如此摇晃拳头的动作，同样是一种视觉信号。我们有节奏地反复用拳头“挥打”，可是我们仍处在打不着对手的安全距离之外。

        挥拳威胁对手时，整个身子可能做一些短暂的向前逼近的意向性动作，这些动作常常不断地自我约束，并不会走得太远。脚可能用力跺得很响，拳头可能猛砸在顺手的物件上。最后这一动作在其他动物身上也常见，它常常被称为改变方向前的活动。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激起进攻行为的对象（相当于对手）太可怕，不便于直接向其进攻，所以尽管攻击性动作发出了，但是必须将其转向另外一种不太吓人的对象，比如转向一位没有恶意的旁观者（我们大家都曾经作为旁观者遭过殃），甚或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果攻击行为转向的是物体，它可能被砸得粉碎、彻底损坏。妻子把花瓶扔在地上摔个稀巴烂时，狼藉满地的碎片自然是相当于丈夫被摔烂的脑袋。有趣的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常常以自己的形式来表现改变攻击方向的活动，它们撕碎、砸烂、甩打身边的树枝和树木。同理，改变攻击方向的行为也具有强烈的视觉影响。

        伴随所有这些攻击性表示的是一种专门而重要的现象，这就是做出威胁对手的面部表情。它们和语言信号一起，给我们提供了准确传达攻击情绪的最精确的方法。诚如前面有一章中所言，微笑的表情是人类独有的；可是，我们带攻击性的面部表情——尽管很富有表现力，仍然与高级灵长类动物有大同小异之处。（我们只需一瞥，就可以分出愤怒的猴子和吓坏了的猴子，可是我们要使劲学习才能认出友好的猴子。）其规律十分简单：进攻的冲动越是压倒逃亡的冲动，面部肌肉就越向前突出。反过来，当惧怕占上风时，面部肌肉就向后收缩。面部作攻击表情时，眉头皱紧向前突出，额部舒展无皱纹，嘴角亦向前突出，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惧怕支配情绪时，受惊和威吓掺半的表情就呈现出来。眉头上扬，额头出现纹，嘴角后收，嘴唇张开，牙齿微露。这一面部表情常常是其他体态——看上去很富于攻击性的体态的伴生物。正因为这样，额头紧锁、牙齿外露等诸如此类的表情，有时被认为是“愤怒”的信号。然而，事实上它们是“惧怕”的信号。这样的面部表情提供了一个早期的预警信号，说明惧怕的情绪占了上风，虽然其余的体态仍然表现出恫吓的样子。当然，它仍然是一种恫吓的表情，故不能掉以轻心。假如表现出十分惧怕的情绪，面部肌肉就不再后收，此人就会退缩。

        以上各种面部表情是我们与猴子共有的。假如你有机会与一只大狒狒遭遇，记住这一点倒是值得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文化演进中还创造了其他的面部表情，比如伸舌头、鼓腮帮。用拇指摸鼻尖、夸张地拧歪五官肌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我们表示威吓的面部表情。大多数文化还借用其他身体动作来表示威吓和侮辱，以此增加许多威吓和侮辱的姿势。带攻击性的意向动作（“气得暴跳”），已经被精炼而成许多不同的、高度程式化的刚烈的格斗舞。格斗舞的功能是鼓动社群的情绪，使其强烈的攻击性情感同步化，而不是直接向敌人表达攻击的情感。

        由于文化发展推出了人造的致命武器，我们成了潜在的非常危险的物种，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握有无比广泛的各种安抚信号，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们享有与其他灵长类相同的基本的臣服模式——蹲姿和惊叫。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一大套表现屈从的动作加以形式化。蹲姿已发展至趴在地上的五体投地。强度较低的程式化动作有跪拜礼、鞠躬礼和屈膝礼。至关重要的信号是压低身子，使强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发出威胁信号时，我们使身子膨胀到极限，使身躯尽量伟岸魁梧。因此，屈从的行为必须与此相反——尽量使身体放低。我们并不随意放低身子表示屈从，而是将其程式化，使之成为苦干典型而固定的级别，每一级都有独特的信号意义。在这一方面，致敬礼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它说明，形式化的动作传递文化信号时竟然可以大大偏离该姿势的初始意义。乍一看，军礼像一个攻击性动作。它与举手打人的信号颇为相似，关键差别在于：手不握成拳头，而且是指向军帽。当然，它是脱帽礼经过程式化后略加修正的姿势，而脱帽礼最初又是降低身子高度这个行为的组成部分。

        灵长类动物原始而简单的蹲卧动作，经过分解而成为今日之鞠躬动作，这一过程也蛮有意思。其主要特点是将眼睛的位置降低。直瞪瞪的盯视是最彻头彻尾的攻击行为，是最凶暴的面部表情之一，也是最富挑衅性的姿势的伴生物。（儿童的一种游戏叫“看谁盯赢谁”，其难度很大，就是这个道理。幼儿出于好奇而凝视别人，这样一个天真的动作，竟然被父母斥为“盯着别人不礼貌”，竟然受到如此的谴责，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无论鞠躬礼因社会习俗的变化而简化到何等程度，它总是包括使面部降低位置这一成分。比如说吧，宫廷中的男侍，由于经常不断地重复，已经修正了鞠躬礼，但是依然要埋头；不过，他们不再弯腰，仅仅僵直地弯曲脖子，把头部低下来而已。

        不太正式场合的反凝视（anti-stare），就是将目光移开的动作或目光游动（s-eyed）的表情。只有十足的好斗者才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看较长的时间。平常面对面交谈时，一个典型的动作是将目光从对方的脸上移开，每说完一句话或“一段话”又将目光移回来瞥他一眼，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专业演讲人花时间训练如何直视听众，而不是将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或埋头看讲台，或看讲演厅的两侧或后壁。即使他处在支配的地位，但由于听众人多，且全都凝视着他（从他们安安稳稳的座位上），所以他感觉到一种基本的、开初难以控制的畏惧。只有经过大量练习才能克服怯场。观众的直视这一简单的、带有攻击性的动作是又一原因，它使演员出场前感到忐忑不安。当然，演员的很多忧虑都是合乎理性的——他担心观众的素质，担心观众是否接受自己的表演，等等。但是，那么多双眼睛吓人的凝视构成了对他的另一种更基本的威胁。（这个例子又说明，在潜意识层次中，人们把出于好奇心的凝视和威胁人的盯视混淆起来了。）矫正视力的眼镜和太阳镜使面孔的攻击性增大。因为它们出乎意料地造成错觉，仿佛盯视表情的模式被放大了。戴眼镜的人看我们时，我们的感觉是眼睛睁得特大。气质温和的人往往选择细边眼镜或无边眼镜（大概未意识到为何要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既使得他们看得比较清楚，又可以给人最低限度的夸大盯视的感觉。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别人反过来盯着看自己。

        另一种更强烈的反凝视形式，是以手遮眼，或将头搁在手肘窝里。简单的闭眼动作也切断凝视。有趣的是，与陌生人面对面交谈时，有些人不由自主地频频闭眼睛，似乎他们平常眨眼的反应变成了较长久的遮掩眼睛的时刻。但与朋友交谈时，这一反应却荡然无存，因为他们此时感到非常自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他们究竟是想隔断陌生人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还是想减少自己盯视别人的频率？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意图并非总是清楚的。

        因为盯视具有强烈的恫吓效果，许多动物长出作为自卫机制的近似于盯视的眼斑。许多飞蛾的翅膀上长了一对吓唬人的眼斑。这些眼斑藏在翅膀里，遇到食肉动物攻击时才亮出来。它们在敌害前将翅膀展开，闪动明亮的眼斑。实验证明，这一动作颇有价值，能恫吓敌害，使之逃跑，使飞蛾安然无恙。许多鱼类、有些鸟类，甚至有些哺乳动物都采用了这一技巧。在人类生活中，商品有时也使用这一手段（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汽车设计师就用头灯来吓唬人，他们常常把车罩前头的线条雕饰为人紧锁眉头的形象，以此来增加汽车攻击性的总体效应。此外，他们还在两个“眼斑”（头灯）之间加上铁栅，以造成“咬牙切齿”的形象。公路交通日益拥挤，驾车活动的挑战性日益增加，汽车吓人的外形日益精致，给驾车人造成越来越富有攻击性的形象。在小规模范围内，有些产品的商标名称就像是威胁人的面孔，比如OXO、OMO、OZO、OVO，等等。所幸的是，对制造商来说，这些商标并未使顾客反感；相反，它们引人注目。它们能吸引顾客的注意；虽然细看以后原来只是一些没有害处的硬纸箱，但商标的影响已经产生作用，顾客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这些产品而不是被吸引到竞争对手的身上了。

        前已提及黑猩猩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手，使占统治地位的同类息怒。我们也有类似的姿势，表现为典型的乞求和哀求的姿势。我们还将这一姿势修改为一种普遍的致意姿势，其形式就是握手礼。友好的姿势常常由顺从的姿势发展而来。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微笑和放声笑是如何演化的（顺便说明，息事宁人时，两者表现为怯笑和傻笑）。握手是地位大致相等者之间的相互致意；两者地位悬殊时，握手礼变成了弯腰的吻手礼。（随着两性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日益平等，后面这种高雅的吻手礼日益罕见。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吻手礼沿袭至今。这些领域仍然固守刻板的地位等级制度，比如教会里就是这样。）在有些情况下，握手礼变成了自己摇手或拧手。在有些文化中，这是标准的致意求和礼；在另一些文化中，只有在更极端的乞怜时，才用这种致意礼。

        在表示降服方面，演化出了许多专门的文化行为，比如拳击中扔汗巾、打仗时举白旗等。但是我们在此并不关注文化行为。不过，有稍许较为简单的诱发新动机的手段值得一提；因为它们与其他动物类似的行为模式的确有一些颇为有趣的联系。你也许还记得动物的一些行为模式：面对攻击性的或潜藏着攻击性的个体时，它们做一些幼稚的、交尾的或梳理的动作，借以激起强者不带攻击性的情感——这些不带攻击性的情感与强者原有的攻击性相较量，最终压制住强烈的攻击性。在人类身上，幼年期的行为在求爱期间尤为常见。求爱的男女常常用“婴儿语”，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要做父母，而是因为“婴儿语”可以诱发更温柔、更带保护性的情感，使对方表现出慈父慈母的情绪；这就使那些更带攻击性的情感（或更令人生畏的情感）受到压抑。有趣的是，一想到鸟类在求偶阶段互相喂食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注意到，人类在求爱期间，互相喂食的行为表现异常得多。在人生的其他阶段，绝没有这么多男女相互喂食的行为，也没有这么频繁地互送巧克力糖的时期。

        至于诱发新动机并将其导入性欲方向，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在弱者面对处于攻击状态而非真正的性冲动状态的强者（男性或女性）时，弱者就采取这种“示弱”的态度。这种“示弱”姿态用得很广泛。但是，弱势动物将臀部送往强者的动作，连同动物固有的交配姿势本身，在人类身上已差不多完全消逝。诱发新动机以化解攻击行为，仅见于打屁股这一体罚中，有节奏的打屁股代替了动物带攻击性的交配动作。如果小学老师充分解悟个中意味，意识到打学生屁股相当于灵长类动物古老的仪式化交配动作，他们是否仍会坚持这种体罚，那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老师本可以不必坚持要男童翘起屁股作雌性动物交配的姿势，也可以照样让学生吃皮肉之苦（女童绝少被打屁股。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它说明，打屁股显然根源于性行为）。有一位权威人士想象，老师有时叫男童扒下裤子打屁股，并不是要让学生吃更多的皮肉之苦，而是因为老师能看见越打越红的屁股；它使人联想到雌性灵长类发情时红肿的阴部。无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用这种特别的体罚来使老师息怒，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不幸的男童屁股越红，老师的潜在性欲就越受到刺激，他也就更可能延长这一仪式。由于性行为被鞭笞代替，受罚的学生遂再次回到原来的处境。他使直接的攻击转变为性攻击，但由于性攻击又象征性地转变为另一种攻击方式，所以学童最终仍然被置于原来的处境。

        诱发新动机的第三种方式是梳理行为，这一方式在人类生活中虽不明显却十分有用。我们常常抚摸和轻拍情绪激动的人，使他平静下来。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花很多时间，要地位较低的人给他们梳妆打扮，围着他们转。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讲。

        移置活动在我们的攻击性遭遇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几乎在任何紧张的情景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不限于只用几种人类独特的替代模式。事实上，我们利用一切琐屑的行为来宣泄郁积的情感。在情绪激动的冲突中，我们可能要摆弄身边的装饰品、点燃香烟、觑一眼手表、倒一杯饮料、吃一口东西。当然，以上任何一种行为都自有其正常的功能。但是，当它们承担移置活动的作用时，其正常的功能就不再起作用。我们摆弄的装饰品原本已经摆设得非常得体。它们并非杂乱无章，经过摆弄反而可能更糟糕。在紧张的时刻，原来燃得很好尚未吸完的香烟可能被我们弄灭，我们又重新点燃一支取而代之。而且，在紧张的时候，我们吸烟的频率和身体对尼古丁的生理需要没有关系。反复擦拭的眼镜早已给擦得干干净净。用力上条的手表本来就无须再拧紧发条。我们瞥一眼手表时，眼睛并不在意手表的时间。我们喝饮料，并不是因为口渴。我们吃一口东西，并不是因为饥饿。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并不是由于它们通常的报偿功能，而是指望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社交活动开始的时刻，移置活动的频率很高，因为在表层的活动之下，潜藏着惧怕和攻击性。在宴会上，在小型社交聚会中，每当握手微笑之类的彼此安抚情绪的礼仪以后，紧接着都是一套替换的活动：拿烟倒茶送点心。即使在大型的娱乐活动比如唱戏看电影这样的场合，人们都故意中断节目略事休息，以便让观众有机会享受一下移置活动。

        处在攻击性较强的紧张时刻时，我们往往转向一种与灵长类动物相同的移置活动，此时宣泄紧张情绪的通道就带有更多的原始野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黑猩猩反复激动地“挠痒”，这一动作颇为特别，与平常的挠痒迥然不同。它抓挠的部位限于头部，有时也扩展到手臂上；抓挠的动作本身有相当固定的程式。此时，我们的行为与它们的移置活动颇为相似，我们的替换性梳理动作相当夸张。我们禁不住要挠头部、咬指甲、用手“洗”脸、捋胡须、拢头发、掏鼻子、扇鼻子、擤鼻涕、摸耳垂、掏耳朵、摸下巴、舔嘴唇、搓手掌，等等。仔细观察严重冲突下的替换行为就可以看到，以上活动全都是仪式行为，真正仔细的定位明确的清理行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挠头动作和另一个人的挠头动作迥然有别，人们各自有固定和独特的模式。既然不存在真正清洗的问题，所以只挠到某一部位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并不要紧。在一小群人的任何社会交往中，哪些人地位较低是一望而知的，因为他们的替换性自我梳理活动频率较高。高高在上的人也是一望而知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替换性的自我梳理活动。如果表面上地位高的人确实做了许多移置活动，那就表明，他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人中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我们在探讨以上各种攻击性和臣服性的行为模式时，有一个假设：人们的行为“说的是真话”，他们没有故意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某种特殊的目的。我们“撒谎”主要靠语言，而不是靠其他交际信号。尽管如此，用非语言信号“撒谎”的现象也不能完全忽视。诚然，用我们探讨的行为模式来“撒谎”是极其困难的，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前已提及，父母用这种动作来掩盖紧张情绪时，常常遭到惨败，但他们却意识不到掩饰会适得其反。但是，由于成人交往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的信息内容上，所以用非语言的行为“撒谎”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了。可惜，用行为“撒谎”的人只选用了他整个信号系统的一部分信号。还有一些他意识不到的信号戳穿了他的把戏。要想撒谎奏效，那就不要故意修正某些信号，而是要专注于自己想表现的情绪，并争取进入角色，细节问题则自然会水到渠成。专业的“撒谎者”经常使用这一方法并大获成功，演员就用这种方法进入角色。他们的职业生涯就一直在用行为“撒谎”中度过，这一职业特点有时会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政治家和外交家也需要做一些欠妥的“撒谎”，但是他们不像演员，演员是“得到执照可以撒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因“撒谎”而负疚，这就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此外，与演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撒谎”的表演训练。

        即使未受专业训练，只需稍加努力，仔细研究一下本书介绍的情况，也可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我有意识地试了一两次，用这种办法去对付警察，还真有点用。我想，既然顺从的姿势可以产生强烈的生物趋势使人息怒，那么如果使用恰当的信号，这一倾向想必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大多数驾车人因违犯交通规则的小毛病被警察拦截时，立即申辩说，自己并没有犯规，或者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做是在保卫自己的（流动）领地，把自己放在与警察争夺领地的对立地位。这是最糟糕的行动。它迫使警察发动反击。相反，如果表现出非常顺从的态度，警察要想发火就会很难。完全认错、承认愚笨、甘愿顺从的态度，立即把警察置于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处在这一地位，他很难发起攻击。要表示感激和赞赏，赞扬他的干练。但是言辞是不够的，还要做出恰当的姿势，体态和表情都要表现出惧怕和顺从。尤为重要的是迅速下车走到警察跟前，绝不能让他走到你的跟前，否则，你就在迫使他离开自己的领地，这对他构成威胁。而且，倘若你待在车里不动，你就是在坚守自己的领地；倘若你离开汽车，你的领地身份自然就随之削弱。此外，坐在汽车里的姿势的固有属性是高高在上。在人类行为中，坐姿意味的权力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成分。“国王”站立时，谁也不许坐；“国王”一起身，人人都必须起立。由于离开汽车，你既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权，又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坐姿，使自己的地位大大削弱，你就为后继的顺从行为做好了准备。但是，站起身以后，要紧的是不要挺得笔直，而是要缩着身子，耷拉脑袋，垂肩屈膝。说话的语气与言辞一样重要。忧虑不安的面部表情、避开警察目光看一边的动作也会大有助益；还可以再做几个替换性的自我梳理动作，以增加分量。

        遗憾的是，驾车人基本上都处于保卫领地的攻击情绪之中，要制造假象掩盖这一情绪是极端困难的。掩饰需要相当充分的练习，需要对行为信号知之甚详。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地位不太高，即使你的顺从是装模作样，你也可能感到很不愉快，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接受罚款为好。本章讲的是争斗行为，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谈了如何避免真打实斗的方法。当情况恶化，最终难免肉搏时，尚未武装的裸猿的行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对比强烈，颇为有趣。它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牙齿，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是手。它们用前肢抓扯，用牙齿撕咬，我们用手抓扯，用拳头猛击。只有幼儿和年纪小的儿童徒手争斗时，用牙齿咬才发挥重要的作用；儿童手部和胳膊的肌肉尚不发达，因而不能产生很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能看到成人肉搏中一些高度程式化的运动，比如摔跤、柔道和拳击。但是，未经修正的、带有原始野气的肉搏已很难见到。一旦严重的战斗爆发，这样那样的人造武器总要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最粗糙的武器是投掷器，或延长拳头的兵器，以增加拳头的打击力量。在特殊情况下，黑猩猩可以走到这一步，使它们的进攻作这样的延伸。在半禁闭的生活中，曾观察到它们这样的攻击行为：抓起树枝向一只豹子标本劈打，掰下土块向水沟对面的行人掷去。但是，很少证据说明，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也广泛使用武器；毫无证据说明，它们在解决与对手争端中曾经使用过武器。然而，它们使我们瞥见了人类在蒙昧时代开始使用武器的端倪，人造武器主要是用来防卫其他物种的侵害和捕杀猎物的。武器用于同类相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次要的趋势。不过，一旦造出来，武器就可以用于对付任何紧急情况，而无论其使用的场合了。

        形式最简单的武器是坚硬而结实的、未经加工的天然木头和石块。这些天然物体略微加工就成为了简单的武器，在投掷和打击的基础上，加上刺、砍、切、捅等动作的增强作用，木头和石块的威力就大大增强了。

        下一步攻击方法里较大的行为变化趋势，是拉开攻击者和敌手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步差点毁灭了人类自己。矛枪可以拉开距离，可是其有效范围很受限制。箭头射程稍远，但命中率不高。枪炮使射程急剧增加，从天上往下扔炸弹使进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地对地导弹可以把攻击者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拓宽。结果，对手不是被击败，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毁灭干净。我已说明，物种内部的攻击性在生物学水平上的目的，本来是击败对手，而不是杀死对手；因为敌手或是逃亡或是屈服，所以就避免了物种生命被毁灭的末日。无论弱者是逃是降，对手的交锋都告结束，争端遂告解决。然而，如果攻击者的距离很远，失败者让其息怒的顺从信号，胜利者是看不到的，于是狂暴的侵略就会像烈火一样地不可收拾。攻击者的怒火要熄灭，只能靠直接目睹对方的臣服乞降，或者是靠目睹对方的抱头鼠窜。现代的攻击战中，对手之间的距离太远，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杀戮，这在其他物种的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

        给这种同类相残的残暴行为火上加油的，是我们在演化中养成的合作精神。我们在狩猎生活中加强了合作精神，这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它反过来成了我们的报应。它使我们产生强烈的互助冲动，这种冲动容易被煽动起来去干同种相残的攻击行为。狩猎时的忠诚变成了同类相争时的忠诚，于是就爆发了战争。正是这种演化里根深蒂固的帮助同伴的冲动，成了一切战争恐怖活动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正是这一冲动驱使我们走向战争，使我们结成致人死命的帮派、团伙、集团和军队。没有这种合作和忠诚，团伙和军队就缺乏凝聚力，攻击行为就会还原成“个体的争斗”。

        有人说，由于我们演化成了专门捕猎的杀手，所以我们自然成为同类相残的杀手，我们有一种谋杀对手的与生俱来的冲动。已如上述，证据与这一说法截然对立。动物谋求的是击败对手，而不是杀害对手。攻击行为的目标是谋求霸权，而不是毁灭对手。在这个方面，我们与其他动物基本上没有差别。我们没有理由要与众不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战争中交锋的对手相距太远，由于集团的合作精神，由于两者的不幸结合，争斗的初始目标对卷入战争的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攻击的目的，与其说是制服敌人，不如说是支持同志；于是，人类固有的容易消气的特点几乎没有机会表现出来。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势可能将证明这是我们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的原因，它可能很快就造成人类的灭绝。

        这种困境自然会使得我们大伤脑筋，我们竭力寻求替代办法。一条有利的出路是进行大规模双边裁军。但是，裁军要有效，就必须采取难以实现的极端措施：确保未来的一切争斗都是近距离的战斗——面对面争斗时自动出现的、直接的求和信号就可以再次发挥作用了。另一条出路是淡化各社会群体成员的爱国心。但是，这一办法与我们人类根本的生物属性是决然对立的。一个方向的联盟可以很快形成，另一个方向上的联盟也可以很快破裂。可是，人类天生结成排他性社会集团的倾向是无法根除的，除非我们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重大的基因变化自然又会使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

        第三条出路是提供并提倡用无害的象征性活动来替代战争。话又说回来，如果它们确实无害，它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就发挥不了重大作用。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问题在生物学这个层次上说，是一个保卫群体领地的问题；考虑到人类极为拥挤的现状，战争里面还包含了一个群体领地扩张的问题。热闹喧嚷的国际足球赛，无论打多少场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第四条出路是加强对战争的理性控制。有人认为，既然智慧使人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困境。不幸的是，就保卫领地之类的问题而言，我们的高级脑中枢太脆弱，很容易受低级神经冲动的驱使。理性控制的作用仅限于此，它不能超越这一步。作为最后一招，它是不可靠的。一次无理性的、情绪激动的行动，可以使一切理性的成就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可行的生物学办法，是大规模削减人口，或者迅速向其他星球移民；可能的话，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所述的其余四种办法。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各国人口继续以目前的惊人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就会急剧增加。这一点已由实验做出定论。严重的过分拥挤将会造成社会紧张，不等饥荒饿死我们，我们的社区组织就被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粉碎了。人口过密与改善理性控制的努力背道而驰，它会严重加剧情感爆炸的可能性。这个发展势头，唯有靠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才能制止。可惜，降低人口增长率遇到两个难题。我已说明，家庭这个单位是一种育儿手段，它仍然是一切社会的基本单位。演化到目前，家庭已成为一个生育、保护和培育子女的高度发达而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一功能受损，或暂时去除，那就会损害配偶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造成烙有它特殊印记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如果尝试用选择性的办法来遏制人口增长的狂潮，让有些配偶尽情生育，同时又阻止另一些配偶随意生育，那就会损害社会必需的合作精神。

        用简明的数字说，减少人口的办法就是：如果世间的一切成年男女都结成配偶生育，又想人口要维持在均衡不变的水准，那就只能让每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如此，每个人就能用一个子女来取代他的存在。考虑到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婚不育的事实，再扣除随时难免的车祸等引起的夭折，家庭平均人口可能会略多一些。即使这样，它给配偶关系的机制仍然构成了较大的包袱。子女少使包袱减轻，这意味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配偶的紧密关系。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危险比选择令人窒息的人口过剩所造成的危险要小得多。

        归纳起来说，保证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广泛提倡避孕或流产。流产是一种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情感动荡。而且，一旦受精卵形成，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新成员；毁灭它实际上是一种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正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避孕较为可取，反对避孕的宗教或其他“道德”派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搞的是贩卖战争的危险勾当。

        既然提出了宗教问题，也许值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一奇怪的动物行为，然后再探讨人类攻击活动的其他方面。这一课题不好对付。但是，作为动物学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想当然发生的事情。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一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作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至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伤。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

        既然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又被人造出来了呢？答案要回到我们祖先的演化中去找。在我们演化成为合作的猎手之前，我们生活的社群一定与今天猴子及猿类的社群相当。在典型的情况下，每一社群都由一位雄性支配。他是上司、是霸主，每一位成员都不敢激怒他，否则就要自食苦果。在保护群体安全使其免受外来危险中，在解决群体成员的纷争中，他也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群体成员终生都围绕着这位至高无上者转动。他威力无比的角色使他拥有与神相似的地位。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直系祖先。显然，由于集体狩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精神，如果首领保证群体成员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忠诚，那么，他使用的个人权威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群体成员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首领更需要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式的猴王暴君必须要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宽容态度、更富合作精神的裸猿首领。这个步骤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的“互助”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头号人物的绝对统治让位于受到限制的统治以后，他再也不能享受毋庸置疑的忠诚。这一事态变化对新型的社会体系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它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从我们悠远的历史背景看来，就需要一位全能的人物，他能把群体的所有成员置于控制之下：这个空白由一位人造的神来填补。神的影响可以弥补首领影响的不足。

        乍一看，宗教大获成功使人吃惊。然而，其极端的潜力只不过是我们基本生物倾向的潜力而已——这一生物倾向是直接从我们的猿猴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倾向是：服从群体中一位威力无比、身居统治地位的成员。正由于此，宗教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已被证明是无比宝贵的。既然人类演化中环境因素发生了这样独特的组合，如果没有宗教，我们人类能否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宗教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副产品，比如信仰“来世”，相信人可以最终在来世与神祇相晤。由于业已阐明的原因，我们在今世必然无缘与神祇相晤。但是，神祇不露面的现象可以在来世生活中得到弥补。为了有助于来世与神祇相晤，围绕如何处置人死后的身体问题，就形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习俗。如果要去会晤我们至高无上的霸主，我们就必须为此做好周密的准备，就必须举行非常考究的葬礼。

        凡是宗教礼仪搞得过头的地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苦难；每当神的专职“助手”禁不住诱惑，借用了一点神权来作为自己的权力时，都产生了不必要的灾难。然而，尽管宗教的历史曲折迂回，它始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特征。每当它变得难以接受时，它总是静悄悄地，有时则是猛烈地，被人摒弃。但是，过不了多久，它就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也许它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始终保存着原来那些基本成分。直说吧，我们必须“有一种信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把我们控制起来。可以说，在此基础上，任何信仰都行得通；但严格地说，这并不确实。这种信仰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必须认为它的确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群居天性要求我们进行和参与繁复的群体仪式。如果删掉“浮华而隆重”的仪式，就会留下一个可怕的文化缺口，教义的灌输就不能在深层的情感层次发挥应有的作用，情感的作用对宗教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有些类型的信仰非常“铺张浪费”，容易使人愚昧，它们可以使一个社群误入僵化的行为模式，阻碍其质的发展。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主导特征是智慧和探索，凡是被用于人类智能开发和探索未知的信仰，对我们都最为有利。相信获取知识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是正当的，相信创造和欣赏气象万千的美的现象是正当的，相信拓宽并加深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正当的，这一切正在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经验和认识是我们颇难捉摸的神祇，无知和愚昧会使神祇动怒生气。我们的各级学校和宗教训练中心，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公共场所。在自己家里，我们又崇拜自己的书报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仍然相信来世，因为我们从创造获取的报酬中有这样一种情感：借助我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死后还能“继续活在世上”。正如一切宗教信仰一样，这种宗教信仰也有若干种危险。然而，倘若我们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话——看来正是这样，那么，相信来世的信仰似乎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它最适合我们人类的生物属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信仰，这构成我们乐观主义的给人鼓舞、使人放心的一个源泉，它可以抗衡本书前面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我们曾提到对人类生存的近期前途所抱的悲观态度。

        我们着手谈宗教问题以前，已谈过人类攻击行为组织中的一个方面，即群体保卫领地的行为。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头说明的一样，裸猿的攻击性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现在，我们回头考察另外的两种。它们是保卫家庭这个小单位领地的行为，和个人维护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的行为。

        在伟大的建筑进步中，我们保卫家庭所占空间的行为自始至终保存了下来。即使设计为居住区的庞大的建筑物，也孜孜以求地划分为大同小异的单元，每个单元住一家人。建筑物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什么“分工”。即使在出现了公共的吃喝场所比如餐馆和酒吧以后，家庭住宅里的餐室也没有去掉。尽管我们的城镇取得了许多其他成就，它们仍然要受我们悠久的裸猿的需求所主宰，我们仍然需要把社群分解为小块界限分明的家庭领地。凡是住宅没有被分割为套房的地方，家庭保卫的领地都被精心地用围栅、围墙或篱笆与邻居隔离开来。家庭之间的分界线受到的尊重和坚守，是非常强硬的，正如其他物种对待自己的领地一样。

        家庭领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能够与其他家庭领地轻易地区别开来。当然，它独立的位置使其具有个性，可是这还不够。它的形状和总的外观必须使之突出，使之成为容易分辨的实体，以便使之成为房主“富有个性的”住宅。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可惜它常常被人忽视，或者是由于经济压力，或者是由于建筑师对人的生物特性缺乏认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镇之中，修建了无数排列整齐、单调重复、模式同一的住宅。在公寓住宅中，情况就更加危险。建筑师、设计师和承建人对这些居民心理上的领地欲望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所幸的是，上述家庭还可以在设计成千篇一律的住房上打上自家领地的特殊印记。住房可以刷成各种颜色。凡是有院子的地方，都栽花养草、装点美化，使之独具风格。单家住宅和公寓住宅的室内都可以装点美化，用大量的装饰品、古董和家用品充分地加以修饰。人们通常把装饰住宅解释成使住房“好看”。事实上，这和动物在居穴附近留下气味标示领地范围的行为完全是一回事。你在大门上挂上名牌、在墙上挂上绘画作品时，如果用狗和狼的行为来说，实际上就和跷起后腿撒尿留下自己印记是一回事。有的人“收藏”成癖，专收某类物品，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家居领地划界，这种需求在他们的身上异常强烈。

        记住这一点以后，再留意多如牛毛的悬挂吉祥物和其他个人标志的汽车，再观察办公人员的行为，是相当有趣的：一搬入新的办公室，商务官就立即在写字台上摆好笔盘、镇纸，或许再放上他妻子的一帧照片。汽车和办公室成了他家庭居所的衍生物，成了他的次生领地。在汽车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印记，使之成为更为熟悉、更能表明自己“占有”的领地，是非常舒服的事情。

        这就使我们进入攻击性与社会等级系统的关系问题。相对于其常来常往的地方，个人也必须受到保护。他的社会地位应予保持，如果可能还必须予以改善。不过，保持并改善个体的地位时应该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危及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前述一切细腻的攻击性和顺从性信号发送办法都用得上了。群体合作要求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一致性，比如在服饰和行为上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个一致性的范围之内，仍有很大余地去进行等级地位的竞争。由于人们的竞争要求是相互冲突的，所以竞争达到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妙程度。领带究竟如何打结，上衣口袋中插入的手巾究竟露出多少，口音的细微差别等诸如此类的似乎琐细的特征，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上获得了至关紧要的社会意义。精于世故的社会成员一眼就能释读这些琐细的信号。如果突然被抛入新几内亚部落人中去，他就会手足无措；但是在自己的文化中，他不得不迅速成为释读微妙信号的专家。服饰和习惯的微小差别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一旦和争夺并保持社会等级系统的游戏联系起来，它们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演化的结果，不是为了适应成千上万人密集的群居生活。我们的行为设计只适合小部落群体的生活，这种小群体大约以不到100人为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部落成员都为全部落的人熟知，正如当今的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一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里，等级系统的形成和稳定都比较容易，只不过随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而作出一些渐进的调整而已。在庞大的城市人口中，情况要紧张得多。每一天，城里人都要遭遇难以计数的陌生人，在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中，这一现象闻所未闻。谁也不可能与他遭遇的一切人进入等级系统的关系之中，尽管人人都自然而然地具有这一倾向。相反，所有的陌生人都成了匆匆过客，既不追求支配别人，也不会被他人支配。为了减少社会接触，对抗身体接触的行为模式发展起来了。在探讨性行为时，已经提到这一点；无意之间触及异性时，就要马上避开。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避免性行为，它适用于开始建立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大家小心谨慎地避免互相盯视，避免向别人的方向打手势，避免以任何方式向别人发送信号，避免与陌生人的身体接触，我们总算设法活了下来；不小心翼翼避免这些东西，我们是无法在这个刺激信号过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旦不接触他人身体的戒律被打破，我们就立即道歉声明：那纯粹是无意之间造成的。

        避免身体接触的行为使我们把熟悉的人数保持在适合人类特性的水平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如一的特点都非常明显。假如你需要证实这一特点，只消收集100位三教九流、趣味迥异的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或电话簿，数一数其中列出的熟人数目就行了。结果你发现，差不多每个人熟知的人数都一样多，也就是与我们想象的小部落人数一样多。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依然遵守远古祖先的基本生物规律。

        这一规律当然亦有例外。例外的人中有因职业关系需要和许多人亲自打交道的人，有因行为缺陷而异常害羞或孤独的人，有因特别的心理问题而无法从朋友处求得预期报偿，因而拼命社交以求补偿的人。但是，这几类例外者只占城镇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各安其事，他们仿佛是生活在一片沸腾的人海里，其实他们构成的“部落群体”相互连锁、相互交叠，他们异常繁复的群体关系令人难以置信。自远古的原始生活以来，裸猿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小，实在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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