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走

        吴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 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 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 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 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 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 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 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 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 呢？或者，哪里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

        说“哪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 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 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 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 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 “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 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哪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 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 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

        三个印象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 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 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 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 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热攘 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 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 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 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 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 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 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 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 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①的文 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Ｐｒｏｌｅｔａ ｒｉａｔ②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 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Ｂｅｏｉｓｉｅ③的物质文明为背景， 也是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 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 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Ｂｅｏｉｓｉｅ的灭亡是时间问题，Ｐｅ 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已 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 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 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 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 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 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 话。

        ①英文：小资产阶级。

        ②英文：无产阶级。

        ③英文：资产阶级。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 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 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 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 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 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 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 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 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时代与我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 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 放到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①；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 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 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 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 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 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 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①英文：阶级斗争。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 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说 不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 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 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 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 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 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 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 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 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 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 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 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 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 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 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 ｇ＃ｌｅ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Ｓｔｒｕｇ＃ｌｅ是不 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 浪。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Ｓｔｒｕｇ＃ｌｅ，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 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 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 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Ｓｔｒｕｇ＃ｌｅ，到了短兵 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毒辣的手段来的。枪与炸弹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时 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 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 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我们要复仇！”但这是我们的 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 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我们的诅咒与怨毒，只是 “我们的”诅咒与怨毒，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 要的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 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Ｓｔｒｕｇ＃ｌｅ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 们Ｓｔｒｕｇ＃ｌｅ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 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 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 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 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 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该大大地变形了吧？我们自 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 打倒呢！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作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 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作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 灭，也当一样当作快事吧？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 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 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 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 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 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 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 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 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Ｐｅｔ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 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Ｐｅｔ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 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Ｐｅｔ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我 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Ｐｅｔ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离开了Ｐｅｔ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Ｐｅｔｔｙ Ｂｅｏｉｓｉｅ里的，竟一变到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 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我并非迷信 着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 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 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 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 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 想轧入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 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 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 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 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 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在革命的进行中，容许所谓Ｐｅｔ＃ｙＢｅｏ ｉｓｉｅ同行者；这是我也有资格参加的。但我又是个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实说，我对于自 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 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ＰｒｏｌｅDｔａｒｉａｔ，我所能 有的，至多也不过这种廉价的同情罢了，于他们丝毫不能有所帮助。火说得好：同情是非革 命；严格论之，非革命简直可以说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 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闲情，馀力去顾到别的 在他觉着不相干的人呢？况且同行者也只是摇旗呐喊，领着的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跟着，远 远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阶级性还保留着。这结果仍然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可 以晚一些罢了。而我懒惰地躲在自己的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灭亡。以自 私的我看来，同一灭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为了自己的阶级，挺 身与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去Ｓｔｒｕｇｇｌｅ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我若可以说是 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灭亡，我也是个落 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路

        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Ｂｅｏｉｓｉｅ与Ｐｅｔ＃ 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 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 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 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 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 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 的或反革命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 还只在零碎ＳｔｒｕｇDｇｌｅ，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 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 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 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 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 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 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它们是这 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 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 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 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 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 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 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 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 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 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 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 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 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 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 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 中的所在，可以说是Ｂｅｏｉｓｉｅ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 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 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 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 见Ｂｅｏｉｓｅｉｅ与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疯狂；贿，假使我 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名士主持着，在 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 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 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 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 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 ——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Ｂｅｏｉｓｉｅ化 ——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 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 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 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 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 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 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 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 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 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 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 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 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 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 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 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 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 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 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 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 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Ｐｅｔ＃ｙＢｅｏｉ ｓｉｅ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 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 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 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 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 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在革命 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 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 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 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 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 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 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 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 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Ｐｅｔ＃ｙＢｅｏｉｓｉｅ的气氛，是将愈过愈 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 《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 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 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 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 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 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 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 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 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 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 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 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 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 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 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 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 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 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 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 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 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 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 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 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 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 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 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 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Ｂｅｏｉｓｉｅ，与Ｐｅｔ＃ｙＢｅ ｏｉｓｉｅ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 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 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 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 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 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 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 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 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 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 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 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 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 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 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 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 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 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 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 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 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 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 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 “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 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 “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 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 “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 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 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１９２８年２月７日作

        （原载１９２８年３月《一般》第四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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