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二）

        民众的原像

        ——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扎根于庶民之中

        ——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躯。

        畜生横行的地球

        ——桐生悠悠的信念

        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

        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

        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

        "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

        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

        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

        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

        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

        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

        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

        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他曾说过：

        "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

        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

        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

        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

        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残酷的宗教审判

        ——开普勒之母与"捕捉妖女事件"

        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

        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的人。

        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

        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者，经审判处以死刑。

        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

        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了人世。

        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小说。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

        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

        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

        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

        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

        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

        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

        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

        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

        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

        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

        "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

        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

        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

        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

        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

        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种审判。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

        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

        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

        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

        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

        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

        民众才是佛法存在的土壤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

        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

        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

        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

        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值得注目。

        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佛教。

        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

        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

        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人都是不可信的。

        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学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

        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始。

        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

        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

        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

        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中生根开花。

        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

        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

        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的"世俗领主"。

        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院出家的情况。

        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等统统撇在一边。

        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

        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

        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八十。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依旧是印度教。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消声匿迹。

        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

        以上便是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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