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

        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

        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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