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我们之间出了问题(图)
我刚想念出这两个字,梁二竖起手指,示意我不要说话,同时他托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把我的手合上了。岳子清又去外地了,这次是出国,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预计十天左右,我和苗苗又可以无所顾忌地待在一起了。我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晚上在苗苗家过夜,有时候也去我家,白天活动在新华二村或者在苗苗家,在苗苗家的时候更多一些。
我们仍然吵架,但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每到关键时刻我便压抑住了自己,正如苗苗所说的,吵架伤害感情。但有事不吵,憋在心里也不是一个办法。大约从这时候起我们学会了冷战。虽然整天厮守在一起,吵架也不过分,但我们相处远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了,甚至做爱的频率都降低了。我的感觉不太好,意识到和苗苗之间出现了问题。
一天,苗苗去上课时我给梁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练功的时候看一看我和苗苗的信息。第二天梁二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信息不太好,好像要出什么事。
我很紧张,问梁二:“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有,就是有点像迷信,你不妨试试,有没有用就不好说了。”然后他安慰我说:“信则灵嘛。”
梁二的办法是找一盆兰花,放在苗苗家客厅里的东北方向。
我想了想,对梁二说:“苗苗家客厅的东北角上有一只书橱。”
梁二说:“对,就是那个地方,信息很不好,你找一盆兰花放在书橱的顶上也许能够镇住。”
后来我对苗苗说了这件事,她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我们之间出了问题苗苗也是承认的。
她说:“只要能不吵架就行。”
兰花并不难找,我妈在阳台上养了不少花草,其中就有几盆兰花。我选择了一盆长势旺盛的,连盆带花装进一只塑料袋中,外面再套一只塑料袋,然后拎着坐车去了东文。我踮起脚尖,托着花盆放到苗苗家客厅里书橱的顶上,然后向后退。我看了又看,觉得兰花放在那儿挺合适,一点儿也不难看。
我对苗苗说:“书橱的顶上本来就该放一盆兰花的,你说是不是?”
她用眼睛瞟了瞟,没有说话。
自从苗苗家书橱的顶上放了兰花以后,我镇定了许多。梁二告诫我“信则灵嘛”,我岂能不信呢?有了这盆兰花驱邪,有了它的保佑,我和苗苗定能克服难关,继续交往下去。
苗苗自己也说:“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时间磨合的。”
我和苗苗商量,请我的朋友来她家里吃顿饭。我的朋友自然是指梁二、老冉、小夏这帮人,吕大元、马松这些东文的朋友苗苗是不会请的,我也没有提。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去了菜场,买了很多的蔬菜以及肉食,我跟着苗苗大包小包地拎了回去,把冰箱填得满满的,结果冰箱的门都关不上了。苗苗将冰箱里的食品重新调整一番,冰箱门这才关上。她的意思是,要么不请,要请客就得像那么回事,这样的态度我自然十分欣赏。
第三部分侥幸逃过一劫(图)
一支歌五毛钱,这帮人轮番上去,无不唱得声情并茂、哀怨不已。当天晚上我们是回我家住的。我妈有心脏病,睡觉以前要把电话听筒拿起来,以防半夜三更有人打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妈刚放好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找我的。
我妈说我还在睡觉,对方说:“赶紧把他叫起来,出事了。”
于是我妈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我穿着短裤去客厅里接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我是吕大元,苗苗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我说:“是啊。”
吕大元说:“赶紧叫她起来,她家里出事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
吕大元说:“火灾,我打你家的电话打了半夜,现在才打通。”
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吕大元说:“你们赶紧过来吧,详情来了再说。”
于是我回到房间里,摇醒了苗苗,告诉她她家失火了,然后两个人飞快地穿好衣服,就出门直奔东文去了。
当时大约七点刚过,正值上班的高峰时间,车很不好打,我们只好来到一块站牌下和上班的人一起等公交汽车。幸亏有一路车可以坐到东文门口,我和苗苗拼命地挤上去,到达东文时已经七点半了。天已大亮,但校园里并无多少行人,一派清晨的新鲜景象,从校门口到苗苗家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了,但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时辰和光景中走过,感觉不免有点异样。隔着空旷的篮球场和那栋二层小楼我们终于看见了苗苗家的窗口。
以前,每次我送完苗苗回家,路经篮球场都会回头张望,苗苗家的窗口映出橘黄色的灯光,是那么的温暖和亲切。而此刻,我又看见了那窗口,黑洞洞的,就像煤窑一样,我的心不觉向下一沉,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可真的完了。那煤窑一般的窗口提醒了我,这会儿绝不是在做梦,苗苗家真的失火了。
我们上楼,来到苗苗家门口,只见大门向里倒在地上,门前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玻璃和木头碎片,还有水。客厅里黑黢黢的,两个人影站着不动,只是眼白反射着一点亮光。后来我才看清,是吕大元和他的老婆李茜。
吕大元对我们说:“你们来啦,唉唉——”
我辞不达意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李茜。”
苗苗自然也看见了吕大元夫妇,但她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进门后苗苗马上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出来后又进了岳子清的房间。
再次出来后她说:“还好,两张琴没有损失。”
据吕大元说,东文的一位年轻老师夜里睡不着觉,出来转悠,无意间闻到了一股烟气,他顺着这股烟气一路嗅过去,直到苗苗家门口,烟气变得更加浓烈了。年轻老师把耳朵贴在门上,居然听见了里面劈劈啪啪的声音,另外防盗门的温度也很不正常,他意识到出事了,于是拼命打门,里面毫无反应。邻居们自然也被闹腾起来,大家一合计,决定拨打119。谁都知道岳子清去了国外,只有苗苗一个人在家,他们认为这会儿她仍在里面,八成已经被浓烟熏昏过去了。消防人员用太平斧劈开了苗苗家的大门,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搜寻了很久,没有发现苗苗,也就是说她没有睡在家里,因此性命无忧。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散去了。
这件事,要看怎么看了。事后我想,如果岳子清通情达理的话应该感谢我才是,由于我的原因,苗苗没有睡在家里,而是跟我去了我家。如果她睡在家里,冰箱自燃(后来被认为这是失火的原因),又没有明火,只产生大量的毒烟,被熏昏乃至被呛死是完全可能的。当消防人员踢开房门进入苗苗的房间,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那该是多么的可怕啊。如果当天晚上我也陪苗苗睡在她家,那发现的就是两具尸体了。当然啦,如果苗苗睡在家里,当冰箱自燃时或许能够及时发现,立刻采取措施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损失。总之,各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岳子清怎么去设想和认识了。他如果真爱自己的女儿一定会为苗苗睡在我那儿而感到十分侥幸的。
这些话,我很想告诉苗苗,但当时没有机会,自从听说她家失火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苗苗整个人就像是僵住了,面无表情,眉心的那道竖纹又皱了起来。她根本搭理我,从她的态度看明显是在责备我,苗苗肯定认为,如果不是睡在我那儿,失火的事就不会发生。她肯定是这么想的,我不免感到很难过。
不幸中的万幸,苗苗平时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因此冰箱自燃时她的房间和岳子清的房间门都是关着的。苗苗的房间虽然关了门,但上面的气窗没有关,黑烟由此进入,损失比岳子清的房间要大。苗苗房间的四壁尤其是顶上和客厅一样,被熏得漆黑。岳子清的房间因为消防人员的闯入碰碎了衣橱上的镜子,另外墙壁和顶上亦有丝丝缕缕的烟迹,但不是很严重。
最可怕的是客厅,包括厨房、卫生间一团漆黑。冰箱烧得只剩下了一个铁壳,前一天我们采购的准备请客的食品自然已经烧熟了,甚至熟得过分,成了无法食用的焦炭。书橱的一侧也被烤煳了,幸亏没有烧起来。冰箱所在的地板,大约两尺见方的范围也都煳了,它的上面,客厅的吊顶上烧出了一个大洞,差一点没有烧穿殃及楼上。墙上的那面塑料挂钟已经变形,呈椭圆形状,中间缩进去一大块,吕大元开玩笑说,就像是达利的钟。另外,电视、沙发、吊灯、桌椅一概都是黑乎乎的,蒙着一层烟垢,其损失程度目前还无法知道。
置身于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我和苗苗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吕大元提醒我们说,赶紧给冰箱拍照,留下证据,以便将来向厂家索赔。照相机苗苗家就有,但没有胶卷,于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胶卷,这时校园里的路上开始出现了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往各个教室走去,准备上课。我买完胶卷回到苗苗家,吕大元夫妇已经走了,苗苗正在收拾。我装上胶卷绕着冰箱的残骸前前后后地拍了一通照片,闪光灯频闪,犹如闪电射入了黑暗的洞穴。
第三部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
来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在他们的指示下我去东文的一个工地上联系建筑队。中午左右,来了几个工人,开始粉刷墙壁。他们抬起家具,集中在房间的中间部位,然后铲墙,木工开始换门,电工更换客厅里烧坏了的电表,总之一帮人忙活起来。但家具和所有物品上的烟尘得我们自己动手清理。
我和苗苗一面照应工人,一面擦拭烟尘,工作量异常巨大,李茜和马松的老婆都跑过来帮忙,人手仍嫌不够。我打电话给老冉、小夏等朋友,告诉他们苗苗家失火了,让他们有时间过来帮忙。随后的几天里这些朋友都抽空过来过,有的来了还不止一次,无一例外,来了以后都投入到了擦拭烟尘的劳动中去。
小夏毛遂自荐,负责卫生间,当他擦出第一块瓷砖后不禁兴奋地叫喊起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儿,跑了过去,只见漆黑一片的墙壁中间一块四四方方的瓷砖雪白耀眼,就像是刚刚镶嵌上去的一样。
小夏说:“我看见了希望!”
烟尘无孔不入,除了家具外部和贴瓷砖的墙面这些大的面积外,所有细小的物品和拐角都被熏黑了,都得一一擦拭。碗橱里的每一只碗,每一只碟子、调羹,书橱里的每一本书,每一本书的封面、封底以及书脊,都得擦拭或者清洗。还有橱柜上的每一只抽屉,抽屉里的瓶瓶罐罐以及杂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形状不一、大小不等,分别拥有许多个面,一概都沾染了烟尘。于是,苗苗家厨房里的水池流水不断,一批批的东西被送进来清洗、擦干。有的东西可以用水洗,有的则不能,得干擦。苗苗的位置基本上在水池边上,洗涮个不停,我则端着一只脸盆,不断地进出卫生间,换水、搓抹布。后来苗苗开动洗衣机,洗被罩、床单、衣服,水池的位置就由我占据了。
我越洗越来劲,去商店里买来各种洗涤剂、洁厕灵、去污粉、钢丝刷,用以对付被浓烟熏烤的严重区域、物件包括上面的长年污垢。我发现,有一种叫作威猛先生的强效清洁剂最管用,我拿着威猛先生到处乱喷,然后赤手抓着抹布擦拭,再在水池里搓抹布。此种清洁剂是强酸,明知如此,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几天下来,我使用的抹布更换了几十块(被威猛先生所腐蚀,搓几次就分崩离析了),一双手也变得粗糙无比。右手的一个手指开始发炎,指甲盖可以掀开,下面的皮肉已经化脓。
我给苗苗看我的伤口,对她说:“我的手烂了。”
她面无表情地瞟了一眼,说:“不是有塑胶手套吗?谁让你不戴的?”
我的确没有戴塑胶手套,一来戴上干活不方便,二来,既然已经溃烂,再戴手套也已经晚了。我心里想,既然你不心疼,我自己就更无所谓了,在伤口上贴了一块创可贴,我就又下水干活了。说实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已经是十一月份的天气了,气温大幅度下降,一双手整天浸泡在冷水里不免麻木不仁。塑胶手套是我从商店里和那些洗涤用品一块儿买回来的,看见苗苗戴着它干活我觉得已经物尽其用了。
晚上我们回我家里住,苗苗家即使现在想住也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干活要干到十一点多,才开始动身回我家,狼吞虎咽地吃完我妈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就上床睡觉了。由于劳累,睡得很沉,两个人一宿无话,睡姿是背靠背的。自从苗苗家失火直到重新粉刷完毕,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没有做爱,连肌肤相亲也没有过。一贯喜欢裸睡的苗苗现在睡觉时总是穿着棉毛裤,连上衣也是长袖的。我们睡在一起隔着彼此的衣服,但我能够感觉到苗苗的身体所透出的那股热乎乎的气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朱晔,即使是朱晔,临睡前我们也会互相抓挠一番的。
苗苗显然在生我的气。这气生得恰是时候,因为她家失火了,她家失火了,就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了,而我则不便发作。
我上了闹钟,每天一早,天还黑着,当闹钟响起我便立刻起身,去厨房里准备早餐,煎鸡蛋、热烫饭什么的。早饭准备好以后这才叫苗苗起床——为了让她多睡一会儿,然后两个人匆匆吃完早饭就出门去了,去站牌下等公共汽车。
第三部分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
一次车到站后向前滑行了一段,在站牌前面二三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等车的人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苗苗夹在他们中间,也在向前跑。她只顾一个人跑,没有招呼我,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我向前跑了几步,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没有再跑了。那天我是乘随后的一辆车去东文的。
到苗苗家以后,我颇感委屈地对苗苗说:“你也不招呼我一下,也不拉着我一起跑。”
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
是啊,现在的确是非常时期,她家失火了,但正因为是非常时期,在我的想象中两个人应该更加团结,关系更加亲密,那才叫同甘共苦啊。这番话我没有说出口,因为知道一说又要吵架。
有时候准备好了早饭,叫苗苗时她不肯起来。
她迷迷糊糊地说:“你先过去吧,我再睡一会儿。”
我从苗苗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她家大门的钥匙,就先去了东文。之所以要去那么早,因为工人一早就到,要用钥匙开门,再说他们干活的时候房子里也不能没有人呀。我紧赶慢赶,有一次还是去迟了,几个工人已经带着工具等在门口了。
他们对我说:“要是你们家还不来人的话我们就走了。”
粉刷房子的那一周里,我和苗苗可谓起早贪黑,累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朋友们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辛苦!”这是实在话。
中午我和苗苗吃盒饭,一般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买,盒饭很便宜,但我们吃得很香。中午时分,房子里静悄悄的(工人们也去吃饭了),阳光透过朝南的窗户照在刚刚粉刷的墙壁上,家具、垃圾以及工人干活的工具四处放置,一概也是静悄悄的。我和苗苗埋头吃饭,也不交谈。苗苗仍然在生气,憋着一股劲,我也表情严肃,只听见稀里哗啦扒饭和咀嚼的声音。
一天马松让我们去他家里吃午饭。吃饭以前我们走进马松的画室,看他最近画的画,苗苗刚刚踏进门,一秒钟不到就转身走了出来。她的反应很奇怪,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后来苗苗才告诉我,马松正在画的那个人是张向东,也就是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马松的学生。
那天我们在马松家吃了饭,苗苗还在他们家洗了个澡,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烟尘不见了,头发也洗过了,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苗苗越发地显得光鲜可爱,只是干活时穿的那身衣服没有换,上面满是烟尘灰土,皱巴巴的。我们干活时穿的衣服直到全部工程结束以后才被换了下来。
四壁铲平后开始粉刷、上涂料。沿墙四周的地板上铺了一圈报纸,以防涂料滴落下来弄脏地板,但完全不弄脏地板是不可能的。当墙壁粉刷完毕,家具基本归位,苗苗家的地板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涂料、石灰以及油漆的痕迹。最后两天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这些痕迹。我动用了抹布、拖把、铲子、小刀等等工具,一块块地清理,一条地板一条地板地清理,干这活儿时我蹲下身子,一只手撑着地板,几乎是趴在地上的。两天以后我的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就像断了一样,但我还是挺了过来。
经我清理过的地板焕然一新、洁净无比,只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从某一角度看时才会发现颜色不太均匀。苗苗家的地板原本是棕黄色的,我清理过的地方则呈现出一块块淡白色的痕迹。
如此加班加点,不惜体力,目的是为了在岳子清回来以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从苗苗家失火到岳子清回来只有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里居然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苗苗家的四壁重新铲过了、粉刷过了,家具搬回了原处,烧坏的冰箱抬走了,下面的几条地板也重新铺过了,所有的瓷砖和家具外面的烟尘也擦洗干净了。甚至抽水马桶的垫圈也擦得锃亮,马桶内外洁白耀眼。那些沾有烟尘的零碎物件,能扔则扔,能洗则洗,能擦则擦。客厅里的饭桌和几把椅子我也用湿抹布反复擦过,桌椅的每一条腿,每一条腿的每一个面都擦到了。从苗苗家运出去的垃圾足足装了四五十个编织袋,工程总量和装修一套房子也差不了太多。总之,当岳子清踏进家门,定然会觉得眼前一亮,粗粗一看还以为他不在家的时候搞了一次装修。自然不能细看,仔细一看,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隐蔽处的烟灰和焦煳痕迹便会暴露出来。
第三部分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
最后一天,也就是岳子清回家的日子,他从上海打来电话,告诉苗苗下午到南京。
我非常紧张,问苗苗说:“我是不是留在这儿?”
苗苗说:“随你的便。”
她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觉得应该留下来,一来苗苗也很紧张,二来,岳子清到家以前仍有很多清理工作要做(清理工作是无止境的,越是干得多就越能感觉到这一点)。后来江北来了,他看出我和苗苗都很紧张,同时也担心岳子清猛然得知家里失了火会受不了,于是自告奋勇地去东文门口迎接岳老师。他的想法是把对方截住,在从校门口到苗苗家的这段路上告诉他失火以及装修等等的情况,好有一个过渡。若是岳子清懵懵懂懂地走进东文,碰见邻居或是熟人,告诉他他家失火了,那就太突然了。
江北掐好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学校门口。他走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非常不安,缓解压力的办法只有埋头干活,因此当岳子清在江北的搀扶下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客厅里擦一只吊灯的灯罩。灯罩被我从吊顶上取下,夹在两腿之间,由于结构复杂,可擦的地方有很多。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和岳子清打了个招呼,岳子清微微点头,应了一声,我就又蹲下去继续擦灯罩了。苗苗忙着去厨房里泡茶,江北像主人一样,招呼岳子清坐下。
他说:“岳老师,你坐呀,坐呀。”
看岳子清的神情,并没有惊慌或者气愤的意思,甚至还有一点高兴。他很宽厚地微笑着,由江北领着去几个房间里看了看,然后回到客厅里,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和江北说着话,说的自然是失火的事。苗苗泡好茶,也在岳子清身边坐下了,她“爸爸,爸爸”地叫着,显得十分亲热,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见苗苗的笑容我心里不禁一动,意识到她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笑过了。
还是江北对我说:“徐晨,你也歇歇吧,别擦了,过来喝茶吧。”
后来江北告诉我,他在东文门口截住岳子清,对他说:“岳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着急啊,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两张琴完好无损,苗苗也毫发未伤……”说完这些,江北这才告诉岳子清他家里失了一次火。
此刻,在苗苗家的客厅里,江北对岳子清说:“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岳子清转向我,说道:“多谢多谢。”
我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有些语无伦次。
我希望江北对岳子清说:“幸亏失火那天晚上苗苗是住在徐晨家的,否则没准会闹出人命来。”但他没有说。
我们一行四人,下楼去学校外面吃饭(苗苗家暂时无法开伙)。从校园里经过时,岳子清碰见不少熟人和同事,他们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关切地询问火灾的情况。
他们说:“你终于回来啦!那天半夜消防车开进来,拉着警笛,我的乖乖,嚇死人了……”
岳子清敷衍道:“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们以后再谈。”
说话的人一面说,一面打量着走在岳子清边上的苗苗和我,尤其是我。我在想,作为岳子清家未来的女婿我算是正式亮相了,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以现在这种方式亮相,借助于一场惨烈的火灾。
我们在东文对面一家新疆人开的拉面馆里吃了拉面,之后江北陪岳子清先回去了,我和苗苗去了新街口,采购东西。
火灾以后,苗苗家需要添置的东西很多,冰箱不说,客厅墙上的挂钟、吊顶上顶灯的灯泡都得重买。新街口一带的商店九点半关门,我和苗苗逛了大约两个小时,去了四五家商场。在新百大楼里我们上上下下地跑了好几趟,苗苗挑选一盏台灯的时候,我在一边等她,由于体力不支,索性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后来一阵睡意袭来,我竟然靠着货架睡着了。虽然睡着了,但还有部分意识,感觉到有很多人在身边走动。我紧紧地攥着购物袋,一面打着盹,一面意识到有人在看我。他们肯定觉得我睡在这里很奇怪。我穿着清理房子时的“工作服”,上面沾满了烟灰污垢,这些人想必把我当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苗苗走过来把我摇醒,我的手里又多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她刚买的台灯。然后我们乘电梯,向卖衣帽的四层而去。
苗苗身上的“工作服”也没有换下来,她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家里的阳台上。接下来的任务是给苗苗买衣服、裤子,好让她换上。女孩儿买衣服向来繁琐,总是看了又看,比较了又比较,以前,我就不喜欢和女孩儿一起逛商店,并且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一到新街口就头疼。但这回我没有头疼,大约是因为过于疲劳注意力转移了。
我尾随苗苗在灯火辉煌的店堂里走来走去,路过一截截柜台、一根根墙柱。那墙柱是四方形的,每一面都镶嵌着镜子,不免使店堂增添了几分纵深感。苗苗每走过一根墙柱,都要打量镜子里的自己,她尽管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美丽,也许正因为穿着“工作服”才显得如此的生动和卓尔不群吧?想想看,像她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有谁会穿得那么邋遢呢?就是苗苗,也不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呵。
这时苗苗对我笑了笑,整整一周,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难免有点不好意思。苗苗突如其来的笑容和破涕为笑有点类似,我心里温柔的一团一下子就被点着了。
第三部分吵架也没有关系
我对苗苗说:“你笑了。”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她白了我一眼,脸上的笑容并未退去。
苗苗问我:“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好看,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看清她试穿的那件衣服,但我说好看也是没错的。
直到新百关门,我们这才提着大包小袋乘电梯下去了。在街边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满载而归地回了东文。
走在校园里的林阴路上,我对苗苗说:“你今天才笑,整整一个星期,你为什么不笑呢?对我老是挂着脸。”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我爱笑就笑,你管得着吗?”说这话时她的笑容已经收敛,恢复了以前冷淡的表情。
我说:“你怎么啦?我不过是问问而已,觉得有点奇怪罢了。”
苗苗说:“你烦不烦啊?”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苗苗说:“没什么意思,哪来的那么多的意思!”
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一直吵到了苗苗家楼下,苗苗来势汹汹,和失火以前相比判若两人。她倒是没有口吐污言秽语,却气焰高涨,说话的声音大得不得了。
我有点发蒙,说:“你能不能声音小一点?”
苗苗说:“不能!我看你真是有毛病!”
江北大约听见了吵闹声,从楼上跑下来,他对我们说:“哎哎,别吵啦,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岳老师刚刚回家……”
苗苗安静了一会儿,大概是因为江北在场,但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我感到苗苗正攒着一股劲。
江北见我们都不说话,便说:“那我先把东西拿上去了,你们说两句就算了,岳老师在等苗苗,说两句赶紧上去吧。”
他提着我们采购的东西上楼去了,苗苗又开始指责我,她越说越激动,突然当胸给了我一拳。打得并不疼,苗苗的力量毕竟有限,我只是觉得非常吃惊,苗苗竟然动手打人了。我转身就走,心里感到非常委屈,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苗苗在后面喊道:“喂喂,你干吗跑啊?”大概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一面喊一面追了过来。
我虽然走得很快,但并没有跑,实际上我是希望苗苗追上来的。她没费多大劲就追上了我,我们又站下来说话,苗苗的火气小了很多,甚至还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于是我说:“我们走走吧。”
我们离开了苗苗家楼下,转到东文食堂的后面,站在阴影里又说了很久。这次主要是我在说,苗苗面无表情地听着。我回忆了我们的交往,分析了争吵的原因,作了自我批评,甚至还展望了共同的未来,总之是长篇大论一番,不免觉得一吐为快。
最后,我竟然开起玩笑来,对苗苗说:“我打过你一巴掌,现在你打了我一拳,一报还一报,我们扯平了。”
苗苗黯然说道:“我不喜欢吵架,吵架伤害感情。”
也就是说,她是承认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不禁有些激动,对苗苗说:“只要两个人真的有感情,吵架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再打我几拳也没事儿,反正你没劲,打人又不疼,只要你是真的爱我的,我感觉到这一点就行了。”
苗苗干巴巴地说:“我可不想打人。”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苗苗不耐烦地说:“以后再说吧,我要回家了。”
第三部分当晚乘江轮去了四川
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了四川一家杂志社举办的笔会邀请,我征求苗苗的意见,问她我要不要去?我的意思是不太想去,参加笔会意味着和苗苗暂时分开。
苗苗说:“你还是去外面转转吧,散散心,反正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事情了。”
苗苗和岳子清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差不多了,除了冰箱没买,其他的事已基本料理完毕。岳子清正着手准备一次琴会,自从上次我去苗苗家参加琴会,已经有四个多月过去了。岳子清此次举行琴会大有灾难过后恢复秩序的意思,苗苗也想借机感谢那些失火以后前来帮忙的朋友,老冉、小夏、梁二自然都在被邀请之列。我因为参加笔会,所以没有去苗苗家。琴会是在我走后的第二天举行的,我虽然没有亲自到场,但几乎所有的老朋友都受到了邀请,不禁使我觉得很有面子。
临行这天,苗苗表现得依依不舍。我们在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做了爱,之后,我就送苗苗回东文了。到了东文以后,苗苗很反常地要求送我回家,当时天色尚早,我就答应了。就这样她第一次送了我。实际上并没有把我送到家,在我家附近的那块站牌下,苗苗准备乘车回东文,我陪着她等了一会儿车。苗苗上车后通过车窗向我摆摆手,她显得依依不舍,可我怎么觉得苗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呢?她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轻松愉快,就这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我,回东文去了。
侯小强也接到了笔会的邀请,我们结伴而行,当天晚上乘江轮逆流而上去了四川。
由于行程的缘故,我和侯小强早到了一天,第二天才正式报到。晚上,在宾馆餐厅吃饭时除了我们就只有负责会务接待的两个人,他们陪我们吃过饭也回家去了。我和侯小强酒足饭饱,步出宾馆,马上被几个蹬三轮车的围住了,问我们要不要车?
侯小强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要车。”
自从住进这家宾馆,我就发现大门口总是聚集着一些蹬三轮车的,见有客人出来便围上去,问要不要车?无论远近,都是一块钱。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和负责接待的人议论过这件事。
侯小强说:“就一块钱,怎么这么便宜啊?”
对方笑而不答,笑容不无暧昧。
这时我和侯小强顺着宾馆前面的大路已经走了约有一百米,发现仍有一辆三轮跟着。那蹬三轮的一面慢腾腾地蹬车,一面和我们搭话,无非是劝我们上车。
经不住蹬三轮的再三劝说,我们上了车,坐下后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领我们随便逛逛吧。”
蹬三轮的说:“要得,要得。”
过了一会儿侯小强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嘛。”
蹬三轮的说:“什么好玩的都有,你们要耍啥子嘛?”
这时,侯小强的意图我已经有些猜到了,看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何况也没有商量的机会,除了信任对方我还能怎么办呢?事后侯小强告诉我,他见我一言不发还以为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呢,正因为我如此的沉着他才会有恃无恐的。总而言之,我们是互相借胆。
蹬三轮的答应带我们去市里“最好耍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那种地方一定很热闹,甚至灯红酒绿,我也的确想去看一看,见识一下。我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进退余地的。可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对劲起来,四周越来越荒僻,柏油路变成了土路,灯光也越发的稀疏和遥远了。
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对方说:“你们就不要再问喽,反正是好耍的地方。”边说边飞快地蹬车。
翻过一座水泥大桥,城市的灯火就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稻田的前面。
蹬三轮的停下车,气喘吁吁地说:“到了。”
侯小强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我们下了车,只见前面的稻田十分宽阔,稻子已经收割过了,月光下可见一丛丛纠结的稻茬。隔着稻田远处有一排低矮的房子,门前亮着星星点点的彩灯,房子后面是黑黢黢的山峦的轮廓。蹬三轮的把车停在田边,将手指塞进嘴巴里打了一个唿哨,只见对面的房子前面人影晃动,一个人越过稻田跑了过来。
我们表示要回宾馆,蹬三轮的说:“耍好了再走嘛,我等你们,还是收一块钱。”
看情形即使我们执意要走,那蹬三轮的也不会搭我们的。这时来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跟前,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我和侯小强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上了田间小路,向亮着灯光的房子而去。一面走我们一面回头张望,看见那蹬三轮的和他的车仍在身后的大路上,多少有些放心。我们随小伙子走进房子里。
这里的招牌是发廊,进去后发现工作台上只放了几瓶洗发水和化妆品,并无修剪头发的工具,甚至理发椅也没有一张。镜子倒是有一面,并且很大,镶嵌在一面墙上。有一截楼梯,通向上面的阁楼,除此之外房子里就只有一张长沙发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沙发上坐着三四个女孩儿,见我们进来她们站起身,把沙发让给了我们。领我们进来的小伙子不知何时已不知去向,一个女孩儿给我们沏了茶。到了这会儿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第三部分聊起了发廊的生意
小伙子离开后,房子就只剩下了我、侯小强和几个女孩儿,压力顿减。侯小强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坐在沙发上呵呵地笑着,和女孩儿说着下流话,倒是女孩儿们有些紧张。侯小强和他们讨论了价钱、在哪里做等等的问题,然后随一个女孩儿爬上了阁楼。他在上面大声叫我,让我也上来看看。我上去后,发现楼上黑乎乎的,没有开灯,并且十分的低矮,有一个大通铺,上面放着好几条被子,都没有折。
侯小强问领我们上来的女孩儿:“你们就睡在这里?”
女孩儿说:“是啊。”
侯小强对我说:“这儿是她们的卧室兼车间,哈哈哈!”
之后,我们低着头,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侯小强在灯光下仔细地审视了一番房子里的三个女孩儿,然后领着其中最漂亮的那个又上去了,一路上都能听见他那开心的笑声。
他们走后,房子里就只剩下我和两个女孩儿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儿冲我笑笑,抓起台子上的一串钥匙就过来拉我的胳膊。我不由自主地跟她走了出去,女孩儿领我来到房子后面,眼前出现了一个山坡。我们在隐约的山间小路上摸索前行,脚下起起伏伏的,后来我的眼睛对黑暗有所适应,发现不远处立着几栋房子,一概黑乎乎的,没有灯光。女孩儿在一栋房子前停下来,用钥匙开了门,那门嘎吱一声,向两边分开。女孩儿拉亮电灯,我发现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墙角搭了一块铺板,铺板上面铺了一条草席,既无被子也无枕头。女孩儿开始默默地脱衣服,直到把自己脱光了。
我问她说:“有避孕套吗?”
女孩儿说:“有。”
空旷的房子里回声四起,女孩儿像变戏法一般,从光光的身体上变出了一只避孕套,拿在手上,一切都如梦似幻。然后我就趴在她的身上做了起来,一面做一面冻得瑟瑟发抖。我做得很潦草,没几下子就完了,就像和对方抱在一起是为了取暖一样,完事后赶紧穿上衣服。女孩儿也穿上了衣服,之后熄灯锁门,再次领着我从那条山路上下来了。我们的时间基本上用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在那栋奇怪的房子里最多待了三分钟不到。
回到发廊后,侯小强还没有从阁楼上下来,女孩儿为我续上茶,就不见了。我坐在长沙发上,边等侯小强边想刚才发生的事,觉得十分的怪异。尚未理出一个头绪,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就进来了。
他搬了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紫砂茶壶,下面的托盘也是紫砂的。托盘做成中国地图的形状,和紫砂茶壶是一套,另外还有几只紫砂小杯子。高个男人为我斟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饮干后他给茶壶续上水,然后再为我和他自己斟上。他忙活个不停,一只粗壮黝黑的手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手腕上晃动着金手链,碰得茶具哗啦直响。此人面目凶恶,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
他对我说:“玩得快活吧?”
我不免支吾起来。
他又说:“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后来高个男人和我聊起了发廊的生意,房租啊、水电啊什么的,看来他是这儿的老板,可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我正惴惴不安的时候,楼梯声响,侯小强下来了。
高个男人指了指沙发,对侯小强说:“你也坐下。”他问侯小强:“玩得快活吧?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显然,我们碰见敲诈的了。这时又进来了三四个小伙子,其中就有领我们过来的那小子,此刻就像根本不认识我们了一样。高个男人说话的时候,这几个人并不帮腔,只是在房子里转悠,甚至也不朝这边看。其中的一个家伙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穿着运动服、球鞋,脚趾在鞋面下面绷得紧紧的,他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还故作悠闲地去镜子前面照了照,用手撩了撩额前的头发。他抱着双手,把指关节捏得嘎巴直响,看来我们是逃不过这一劫了。
高个男人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住在哪家宾馆里?我们都照实说了。
高个男人说:“那就掏钱吧,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他开价四千。
我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了,既是这次的盘缠,也是我全部的家当,一共两千。这两千块钱本来是准备给苗苗家买冰箱的,后来接到开会邀请就带了出来。我掏出钱包,将两千块钱尽数取出,侯小强的身上有一千块钱,一共是三千。
高个男人问:“就这么多?”
侯小强站起身来,解开上衣,抓着衣服的下摆向两边分开,他在原地转了半个圈,说:“不信你们可以搜。”
他的动作很滑稽,高个男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最后他们也没有搜身,就放我们走了。
临出门前高个男人让侯小强拿出房卡,记下了房间号,他说:“你们还欠我一千块钱,回去准备好,明天我派一个兄弟过来取。”
从发廊出来后,我和侯小强越过稻田直奔前面的大路,蹬三轮的早就没影子了,我们一路摸索向城里走去。侯小强始终很兴奋,他总结说,一,没有挨揍,二,事情也办了,虽说花了三千块钱,但如果是在上海广州那样的地方也不算多。侯小强告诉我,他在宾馆里还有一点钱,如果到会议结束那帮人还没有找来的话,他是要把钱给我的。
侯小强说:“总不能让你出那么多,风险应该分担才是。”又说:“这帮人是不会找到宾馆里来的,他们是在吓唬我们。”
钱的事说完了,侯小强开始问我做得怎么样?我应付了几句,之后他便说起自己领上楼去的那个女孩儿,看来他相当满意。就这么在荒郊野地里说着话,也不觉得路远,甚至也没有问人(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可问),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回到了宾馆。
第三部分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正式报到,开会的人陆续都到齐了,大家济济一堂。所谓的笔会不过是一个借口,开幕式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喝、游山逛水。与会者分乘两辆中巴去附近的景点游览,我和侯小强夹在队伍中间逛了不少地方。侯小强很快就和其他人混熟了,到处都能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则心事重重,跟着众人上车下车,去寺院、访故居、登山头,但到底去了一些什么地方以及路线如何?回想起来脑袋里一片模糊。我在担心一件事,就是发廊那帮人会不会找到会议上来?晚上睡觉时侯小强坦白说,他也很担心。
但他又说:“我觉得他们不至于那么邪乎。”
三天以后,发廊的人还没有找过来,我稍稍放心。我担心的倒不完全是怕事情败露,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是因为钱,我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了,那帮人即使来要钱,我也没有。但侯小强有钱,他答应过的,如果那帮人不来要钱他会补偿一点给我的。如果那帮人来要钱,侯小强就不会给我了。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因此我并不希望发廊的人找上门来。
直到会议结束,那帮人也没有出现,然而侯小强似乎也忘记了补偿我的事。第五天报销车旅费,我的手上好歹有了三四百块钱。拿着这些钱我去了宾馆附近的小摊子上购物,买了一些土特产和工艺品,茶叶、笋干、木盆木碗什么的,另外还买了几串玻璃塑料做的挂件,都比较的便宜,我得量入为出啊。这些东西是准备带给苗苗的,我外出一趟,如果什么都没有给她买也说不过去呀。
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可回南京后还得生活啊,还得和苗苗谈恋爱,我得领着她逛商店、去酒吧、下馆子、打车,身上没有钱总归不行。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我想了又想,觉得十分的苦恼。后来我想起一件事来。
大约一个多月前有一个导演找到我,想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家伙的谈吐很庸俗,不免使我想起了李彬,因此被我断然拒绝了。想到这里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床头灯,去翻钱包,我的钱包里空空如也,除了身份证就只有一张苗苗的照片。从照片的后面我找出几张名片,谢天谢地,那导演的名片还在。
侯小强在对面的床上翻了个身,颇为不满地说:“都几点啦,你折腾什么啊?”
我没有理睬他,事不宜迟,我匆匆套上衣服便去楼下的总台打电话了。
那导演是半夜三更接到我的电话的,想必已经睡下了,他的声音迷迷糊糊的。
我说:“你醒醒,你醒醒,我是徐晨,想和你谈小说改编权的事。”
他立马就醒了。
由于是长途,我尽量地长话短说,我说:“你还想改编我的那篇小说吗?”
导演说:“想啊想啊。”
我说:“那好,你准备出多少钱?”
导演支吾起来,说:“这个……这个……”
我说:“你就开个价吧,我急等钱用。”
导演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再给你电话吧。”
我说:“明天我就不谈了,就现在你出个价吧。”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五千你看怎么样?”
我说:“可以,没问题,但我有两个条件。”
导演说:“那你说。”
我说:“一,钱明天就寄出。二,改编后的电影不要署我的名字。”
导演松了一口气,他说:“钱明天寄给你没问题,不署你的名不太好吧,毕竟是你的作品啊。”
我说:“千万别署我的名字,真的!”
导演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其实,你那篇小说我也只是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情节,我打算把另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和你的小说结合起来,进行再创作。”
我说:“那就是你的事了,但五千块钱明天你一定要寄出呵!”
导演说:“你放心,这钱是我私人先垫的,你要是等投资方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
他还想罗嗦什么,我说:“就这么说吧,你记一下我的地址,好把钱寄过来。”
电话那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约是导演从床上爬起来寻找纸笔。
钱的问题解决以后,我心里踏实了很多。第二天我往苗苗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就算苗苗出去玩了,岳子清总该在家吧?于是从下午两点开始(有关的活动我没有参加)每过一小时我就会来到总台,往苗苗家挂一个电话。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苗苗才接了电话,听见她的声音我的鼻子不禁发起酸来。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激动,是因为嫖娼我心中有愧吗?或者是晚上聚餐时喝多了?总之我觉得脑袋晕乎乎的,面孔又胀又热。
我对苗苗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离开我啊,我们要好好地过一辈子!”
苗苗说:“你怎么啦?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我是喝多了,但爱你是真心的。”
我告诉苗苗,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才打通。苗苗说她跟王雪梅他们去外面唱歌了,唱得很开心。
我问她:“那岳老师呢?”
苗苗说:“我爸爸又出门了,去外地访一个朋友,这次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有一个月。”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
苗苗说:“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回南京以后又可以来我们家住了。”
第三部分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
回南京时我们仍然乘江轮,这次是顺流而下,快多了,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南京。
我直接回了家,洗了个澡就上床睡觉了,这会儿苗苗肯定也在睡觉,不到中午她是不会起来的。我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起床后马上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苗苗说她报了一个英语班,晚上要上课,我现在过去也待不了多久,还是等她下课再说。她告诉我他们在六中上课,让我九点钟在学校门口接她。我在家里吃了晚饭,陪我妈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带回来的旅行包甚至都没有打开,大约八点一刻我就又拎着它出门去了。临走我告诉我妈,晚上不回来住了。
我背着包,赶到六中门口,离苗苗下课还有十几分钟。学校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中年男人,有的跨着自行车,也有开车来的,所有的人都面朝校门方向张望着,显然都是来接女朋友或者老婆下课的。加入到这伙人中我觉得很高兴,我也在等我的女朋友,也就是苗苗,这种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奇特的。
过了一会儿,一群男女喧哗着拥出校门——下课了,男人们按着汽车喇叭或迎着自己的女朋友走过去。我站在一棵树下,一面抽烟一面努力地在人群中辨认苗苗,突然我发现她就在离我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正一蹦一跳地跑过来。苗苗仰着脸,笑得很开心,她跑过来后马上拉住了我的手。我觉得她是那么的美丽,在校门口接女朋友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扔掉香烟,揽着苗苗的腰就去街边打车了。
回苗苗家后,我从背包里拿出给她买的木盆木碗什么的,苗苗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细看,就把这些东西随手放在桌子上了。
重新粉刷以后,我还是第一次来苗苗家,虽然粉刷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但那时只顾埋头干活,根本就没有时间多看。我觉得和失火以前相比,苗苗家更整齐了,也更新了,冰箱仍然没有买,原来放冰箱的地方空出来,下面的地板是修补过的,颜色和四周略有不同。苗苗说她爸爸的意思是天热以后再买冰箱,又说他们家现在不吃剩菜剩饭了。
老规矩,我们先洗澡,然后做爱。相隔一周,苗苗表现得很急切,就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前奏,我就进入了她的身体。
我打定了主意,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苗苗说:“别动,我要……”苗苗就不动了。
然后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激动呢?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嫖娼的事?这么一想我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和苗苗做爱以来最快的一次,也是我做爱的历史上最快的一次,不用说苗苗没有高潮,就是正常的过程也没有。
完事以后,我趴在苗苗的身上,在她的耳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苗苗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太在意。”
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下一次肯定会好的。”
下一次真的会好吗?其实我并无把握。以前,我因为没有让苗苗达到过高潮而感到内疚,她的高潮是我追求的目标,今后也许就更加的不可企及了,能正常做爱而不早泄成了惟一现实的问题。事情是否真的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只有再次做爱以后才能够知道。
我们分别去洗了澡。听见苗苗在卫生间里冲淋,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为我那么进去了一下,她又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哆哆嗦嗦地去洗一次。我希望自己马上就能恢复,和苗苗再做一次,以便向她也向我自己证明刚才的情况不过是个例外。但要在短时间里恢复,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越是急就越是难以办到。
苗苗并不像我那么着急,洗澡回来后她对我说:“我们睡觉吧。”然后就转过身去,不理睬我了。
苗苗没有要求我搂着她睡,也没有要求我不要回家,或者等她睡着了以后再走。我把背包都带了过来,她是知道我准备在这儿过夜的,但如果我打算回家,我想苗苗也一定不会阻拦的。我们虽然躺在一条被子下面,但身体并没有挨在一起,苗苗压着中间的被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被窝,我也没有试图去突破这道屏障。一来我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恢复了,二来,心里有愧,我毕竟嫖娼了。如果苗苗知道我嫖过了,她现在的表现无可厚非,但她并不知道,背过身去不理我显然是对我的能力感到失望。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了很久很久,不禁失眠了。
第二天起床前我们又做了一次,这次还行,我总算坚持了五六分钟,接近自己的正常水平。做完后,苗苗裹着一条毯子去洗澡,再裹着毯子回来,正准备穿衣服,电话铃响了。苗苗家的电话在客厅里,她就又裹着毯子去接电话。
苗苗在客厅里说了很长时间,我怕她受凉,拿着我的外套走出去。苗苗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意思是没有必要,或者是让我不要打搅她,但我还是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苗苗又说了好一会儿,这才挂了电话。回来时她仍然裹着毯子,我的外套被她落在客厅里的椅子上了。苗苗没有说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在想,她完全没有必要绝口不提的,我并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苗苗只字不提反倒显得故意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她顺便说一句,谁谁打来的电话,因为什么事,而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以前我在苗苗家的时候她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
我们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了点剩饭在火上热了吃了。因为是星期天,苗苗不用去上课,两个人待在房子里有些无所事事。我们没有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是因为我刚从外地回来,两个人有必要在一块儿待待。我是这么想的,苗苗也是这么想的吗?但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又的确没有什么话可说,这样的情形以前还没有出现过。
第三部分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好在苗苗的电话挺多,下午她接了四五个电话。苗苗萎靡不振,靠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打哈欠,但一接电话马上就兴奋起来,语调很是热情洋溢。然而,谁打的电话?说了些什么?她并没有告诉我。
听上去给苗苗打电话的并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苗苗:“谁打的电话?”
她回答说:“一个朋友。”
我又说:“你的电话真不少啊。”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
我说:“我不在南京的这几天,看来你的交际挺多的呀。”
苗苗说:“没错,和你谈恋爱,朋友们都疏远了。”
奇怪的是,我们都很克制,并没有因为话不投机而吵起来。但我不免感到很焦虑,心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苗苗也一样,非常的焦虑不安,明显是在跟我耗着。她的专业是古琴,平时每天在家都要练琴,这方面岳子清对她的要求很严格,苗苗本人也很有野心,想把古琴弹好,将来开办古琴学校什么的。
于是我就让苗苗去练琴,对她说:“你弹你的琴,别管我。”
苗苗又想弹琴,又懒得动弹,显得很是矛盾。我走过去揭开盖在古琴上的罩布,安置好椅子,然后过去抱苗苗。我双手穿过她的腋下,从背后搂住她,死活把苗苗拖到了椅子上坐好。
我说:“你弹吧!”
苗苗很潦草地弹了几下,然后把手一甩,说:“烦死了,我不弹了!”琴弦仍颤动不已。
我说:“我还没有听你好好弹过琴呢,你就弹一支曲子给我听吧。”
苗苗说:“不弹不弹,就是不弹,你怎么像我爸爸啊?”
说着她就离开了椅子,回到沙发上躺下,随手抓起一本杂志来,翻了几页就又扔下了。
苗苗惦记着晚上上英语课的事,只有这件事让她觉得有些盼头。我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她上课的时候我陪她去。
苗苗白了我一眼,说:“至于吗?”
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要求陪苗苗去上课,她应该感动才对啊。苗苗去上课,我帮她拎着书包,听讲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边上,帮她削铅笔、递本子什么的,下课时我们一起回家。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图画呢?
可苗苗不领情,她的神情中透露出某种令人难过的不屑。
她说:“你想干吗呀?寸步不离的,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苗苗说:“你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我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我在苗苗家里住了四天,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前岳子清去外地,我也曾在苗苗家住过,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晚上,因为我妈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那时候苗苗抱怨我不住在她那儿,不能整夜搂着她睡觉,为满足苗苗的愿望,我就让她跟我回家去住。正因为如此,发生了那次惨痛的火灾。
我从四川回来后去我家住的方案没有人再提,那我就跟苗苗住在她家里吧。我提着那只带往四川的装换洗衣服和日用品的旅行包,甚至未加整理就去了苗苗家,看那架势,是要长期驻扎下去的,我也的确不知道自己要在苗苗家待上几天。这次岳子清外出的时间很长,据说需要一个月。我妈那头我也顾不了了,每天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也只能这样了。可结果我在苗苗家里只住了四天,准确地说是四个晚上。
苗苗曾隐晦地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你应该在家里多住住。”
这是她说出来的,在态度上我也能感觉到对方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按我的意思自然还得继续住下去,四天后我离开苗苗家回自己家住,因为的确无法再待下去了。
我们在一起,做爱是一项主要活动。由于从四川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意外地早泄,因此对这事不免心存顾忌。苗苗似乎也缺乏热情,显得很无所谓,我不要求做爱,她也从不要求。但每天睡觉以前我们还是会做一次,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质量自然根本谈不上。做完后我们分别去洗澡,然后回来睡觉。如果第二天苗苗没课,我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如果她有课,她就去上课,我继续睡觉,直到苗苗上完课回来。下午两个人就耗着,有时候也上街去走走。
导演的那五千块钱已经寄到了,我的钱包又鼓了起来,在商店柜台前转悠的时候,我显得底气十足,总是对苗苗说:“怎么样?觉得好那就买吧,我有钱!”
晚上苗苗上英语课,九点我准时去六中门口接人,然后领着苗苗去吃饭。这是我们的正餐,因此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馆子,点的菜也很丰盛。饭后我们去逛湖南路夜市,或者去酒吧坐坐。苗苗比较喜欢逛夜市,那儿的小摊子鳞次栉比,挂着闪闪烁烁的小灯泡,人头攒动,年轻的女孩儿特别多。苗苗拉着我的一只手,在人群中挤进挤出的。
每次逛夜市她总得买点什么,比如扎头发的绳子、一支口红、一副墨镜什么的,苗苗拉着我,生怕和我走散。有时候她已经钻进人丛中,在摊子前面摆弄那些廉价的小商品,一只手仍然背在身后,拉着我,我们中间隔着那些也在挑挑拣拣的女孩儿。一次拉着的手分开了,我看见苗苗的手从人群背后伸出来,下意识地张开着,它在寻找我,寻找我的手。这些细节让我难以忘记。
我们在夜市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一个八音盒,三十五块钱。那八音盒做工精细,上满发条后可以叮叮咚咚地奏出一支曲子。我给苗苗买过不少东西,最让她爱不释手的是这只八音盒。那天晚上我们徒步走回东文,一路上苗苗捧着它,不断地上发条,丁丁冬冬的曲调一再响起,直到回到家,苗苗仍然在玩八音盒。
回到家,苗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再无聊的节目她都会一直看下去。我们之间的交谈已经越来越少,苗苗看电视多半是为了避免尴尬,但看着看着她就看进去了,脸上浮现出自然的笑容。苗苗甚至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买八音盒那天,她一面看电视,一面摆弄八音盒,为了听清八音盒奏出的乐声,苗苗后来干脆关了电视。开始我觉得很欣慰,那八音盒毕竟是我给她买的,可苗苗一遍一遍地上发条,那曲子又短,一下就奏完了,她就再上一次发条,看着她如此的锲而不舍我觉得非常的古怪。苗苗就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仍然不答理我,只是听她的八音盒,我就想,真的还不如看电视来得正常些呢。幸好第二天苗苗就将八音盒束之高阁,又开始看电视了。
一天苗苗下了英语课,我建议找一家酒吧坐坐,顺便吃点简餐,苗苗说随便,于是我们去了白夜酒吧。在酒吧门口,看见卖烤羊肉串的,苗苗说她要吃羊肉串,我便掏钱买了二十串,但自己没有吃。苗苗拿着二十串烤羊肉,站在马路边上吃起来,我坐在她身后的台阶上抽烟。这时候过来了一个小混混模样的人,也来买羊肉串,他买了十几串羊肉,也站在那里吃。两个人吃着吃着,竟然搭起讪来,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有说有笑的,看得我气愤不已。这么多天了,苗苗从没有这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过话,现在竟然和一个街上的小混混聊得没完没了。
我距离他们约有五六米远,周围并无别人,小混混应该意识到我就是和他说话的女孩儿的男朋友。他们背对我站在街上,说话过程中小混混回头看了好几次。苗苗则根本不朝我看,她一面从铁钎上撕咬羊肉,一面咯咯地傻笑着,笑声放肆而又突兀。我觉得小混混的话一点也不可笑,十分的庸俗和无聊,面对他的一口老南京话苗苗怎么笑得出来的?我觉得她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这么一想我就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进酒吧后我的情绪怎么也缓不过来,脸一直板着。我给自己要了一份霉干菜烧肉的简餐,但没有吃完。苗苗倒是显得很轻松,似笑非笑的,她在嘲弄我吗?在酒吧里坐了大约半小时,我们就结账回东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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