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乔治·贝克莱（1685-1753）因之而成名的学说，总是会逗笑学哲学史课程的学生，并给教授们引用西塞罗语录的机会：“没有什么比某位哲学家说过的话更荒诞的了。”贝克莱的哲学是荒诞的，可许多人却记得它。他的心理学是合理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忘了。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全仗着28岁以前写的3本书。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出生在爱尔兰，在都伯杯的三至学院学习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24岁的时候被封为英国国教的执事，有几年旅行和布道经历，然后在爱尔兰科克郡当克洛因地区的主教，直到终老。

        贝克莱看过洛克的一篇短文，里面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生没有视力的人后来有了视力，他能不能仅凭视力就判断出球体和立方体呢？贝克莱受到启发，写作了他的第一本值得注意的书《视觉新论》（1709）。洛克认为那个人不可能判断出来，贝克莱同意他的观点，可是，他却因为这个刺激而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的分析是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他说，光凭视力，一个新生儿是无法区分距离、形状、大小或者相对位置的。一个儿童学会判断空间感也决不是重复经验使然——碰触、伸展、行走。我们把视觉上的距离、大小和形态的线索与我们已经通过其它感官学习到的东西联想了起来。

        这个立论很合理，也是对感知心理学理论的真正贡献。另外，他把看似简单的深度感知体验细分为更为基本的一些感受，这就预示，或者也许是导致了后世心理的“分子”分析法——把所有体验按照其最简单的构成件进行分析的方法。

        可是，如果说贝克莱在感知心理学上是很现实的话，在他因之而成名的哲学理论上，他却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巨人。哲学一直以来就在给心理学家添麻烦；贝克莱的心理学却给哲学家惹下问题来。在他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时，他就开始想到，物质主义的牛顿科学已经威胁到宗教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如果能够废掉物质主义的教条，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的“恶魔计划”就会不攻自破。

        对于一位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

        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

        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人院里早已空荡，

        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

        有位年轻人无心发问，

        事到如令，

        上帝必定是惊讶万状。

        （有位无名人士这样答复：

        亲爱的先生：

        您的奇怪真正是走样：

        本人就在四人院里逛。

        智慧之树因而还在原地，

        因为忠实上帝还在注意，

        就是我这读者热心快肠。）

        贝克莱的理论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是无法回答的。许多年以后，当波士威尔与约翰逊博士于1763年8月的一天散步的时候，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该如何反驳贝克莱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踢了一块大石头一脚，可被反弹回来，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他本应该知道得更多的，贝克莱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他，石头的紧固性和质量，以及约翰逊从石头上面反弹回来，这些只不过是由上帝灌入他头脑中的一些感觉，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引起的。

        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可是，没有谁的回答比体谟的回答更为简洁，更为有理智：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会让人产生确信”。

        可是，大卫·休谟（1711-1776）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

        （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稍为好些了。）

        他被迫谋一个生计，因而给一位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詹姆斯·圣克莱将军的私人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穿上了红色的制服，吃得好，慢慢发胖了。一位访问者描述他说，他生就一张又宽又胖的脸，“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而不像一位精细的哲学家。可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相貌有时候是骗人的，休谟不多久就存足了一笔钱，可以专心写作了。他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长得腰圆体胖，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它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

        朋友和熟人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自有城府的人。”（他23岁的时候让一位年轻妇女怀孕了，在37岁时双膝跪下追求一位有夫之妇的伯爵夫人，未果。）虽然他不喜欢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位无神论者，可是，他自己到底也还是位怀疑论者。波士威尔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间他说，他现在是否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复兴主义者。

        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出一套基于“有关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来，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学。因此，他努力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的理论，这就使得他要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人的科学才是其它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够给这门科学本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

        当然，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容分说地排斥了所有有关非物质灵魂的本质的问题——对笛卡儿来说一度是如此重要的那个会思想的“我”——他宣布，灵魂的本质是“一个非智力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他自己对这个有意识能力的自我的看法是以对他本人的思想过程仔细的观察为基础的，他认为，思维完全是感觉构成的：

        当我以非常私密的态度进入这个我叫做自我的东西里面时，我总是会不小心跌落在这个或那个特殊的感觉上面，或冷或热，或明或暗，或爱或恨，或痛苦，或快乐……我斗胆妄言，全体的人类也莫不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同感觉而已。

        休谟在“印象”（即他表示感觉或感知的用词）和“思想”（同样的一些经验，但实体不在场，比如在回忆中、思考中，还有在梦中）之间作了区分。跟洛克一样，他说，这些简单的元素是一些复杂和抽象的思想形成的构件。可是，以什么方式呢？在这里，他远远走在比洛克更远的地方了。必须有个“联合的原理”，他推想，这个原理采取三种形式：“一些品质，即这种联想所产生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并以这种方式，思维被从一种思想传递至另一种思想，这些品质就是三个东西，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连续性以及因和果。”

        通过这种联想，或者通过这三种特性而合并起来的思想，在休谟看来是思维的基本原则，它对其运作的重要性可与地心引力对星球的运动的重要性一样。他甚至还把联想称作“一种吸引”，它使思想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在联想这一点上，他比洛克认识得深刻些，因为洛克依靠联想时，主要是为了解释思想之间不正常的联接，但不认为它是普遍的精神过程。

        到目前为止尚且无事。可是，尽管休谟确信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思维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还是进而削弱了这门科学本身的基础，因为他对联想的三种力量之一进行了解释，即何为因、果。他并没有像常说的那样宣称没有因、果的存在；可是，他的确说过，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因果关系，因而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法证明它的确就存在着。我们只知道，有些现象好像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紧跟着另一个现象，我们因此就推断，是第一个现象引起了第二个现象。可是，这只是基于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期盼：

        因和果的想法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它告诉我们说，这些特别的物体，在过去所有的情况下，一直都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有涉及到因果的推理，都不过是从习惯而来的，而非来自别的任何东西。

        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思维的习惯。我们没有也不能以基本的感官感觉来体验或者感知到它；我们只知道，当一件事情发生时，另一件事情也会发生。要预测事情总是这样的，那就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只能推断，当甲发生时，乙有可能会紧跟而来。

        休谟作出结论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它们的确存在，而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怀疑观太难令人相信了：

        不管依靠什么方法，要为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为我们的感觉而辩护都是不可能的……当怀疑的疑团很自然地从对这些主体深刻而绝密的思考中升起时，我们越想越会产生更多的怀疑，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它。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完全依靠它们，而且，不管读者此时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坚信，他在这里被说服的一个小时既是外部的世界，亦是内部的世界。

        休漠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摧毁性攻击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心理学史上，因为，在心理学努力成为科学的途中，它一直都在努力地发现精神的因果法则。休谟时代和后世的一些心理学家因而就相信，心理学不可能得出因果解释，因而就应该只对付相互之间的关系——即两件事情会持续同时发生或者先后发生这样的可能性。可笑的是，休谟有意让它们成为他道德系统的基础之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留存了下来，而他的道德系统，即一种温和的功利主义，却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一去而不复返了。

        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心理学处理的是思维——肉体二元论和天生思想理论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可是，在所有的科学门类中，回答旧问题的新理论通常会提出新的难题。这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不仅导致了主观主义，产生了对因果解释有效性的疑问，而且，因为否决了对感知和联想主要的思想过程，因而就不能够对象意识、推理、语言、无意识的思想、问题解决和创造性等的高级精神现象发表任何高见。事实上，它最终作为一种动物心理学的理论会以某种稍稍不同的形式证明非常有用。

        它对思维如何形成抽象概念最为简单的解释，对于来自感觉的一些概念，比如平等，可谓非常圆满，可对于没有感觉基础的一些概念，如美德、灵魂、非存在、可能性、必然性或者在几何学上一个点的非度量性等，就无法令人信服了。

        再说，除了霍布斯对神经脉冲的原子论猜想以外，新的理论忽视了精神现象的生理学，因而无法解释反射反应，更不用说所有构成了大部分人类日常行为的高级原子反应了。

        从洛克的时代起，一大批经验主义——联想主义者，大部分在英国，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只取得了很小的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进步的话。不过，他们进行的一部分工作代表了对于未知事物无畏的探索精神；如果说他们并没有跨过尚未标记的海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少对外部的海岸线作了一些标图工作。

        大卫·哈特利（1705-1757）就属于后者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和医生，他受到洛克所做工作的启发而写了一个长篇大论——《人类的观察》（1749），并在里面讨论到了联想主义。尽管他没有说出任何有创见的话，不过，他对主题的处理却是有组织和系统化的，因而，伟大的心理学史家艾德温·G·波林说，他把联想主义变成了一个“流派”。

        另外，作为一位医生，哈特利很清楚洛克省略掉了生理学，他努力要通过先用精神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然后以生理学的术语来讨论每一种现象，并借此代表一种更为完整的心理学。这是可敬可佩的努力，可不幸的是，在18世纪中期，他所提供的神经生理学大部分是想象的。他从牛顿物理学中得出一种想法，即外部物质的震动必然引起神经里面一些极微的粒子震动（他肯定地宣称必定是固态的，而不是空心的）。这些震动产生了微型的对应物，即“震子……也就是思想在生理学上的对应物”，这完全是他想象中的虚构之物，不过，却比笛卡儿的空心神经和活力论更接近真理一些。另外，它还使联想主义者们保持了对精神现象之物理基础的活泼兴趣。

        在苏格兰，托马斯·里德（1710-1796）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1828）和托马斯·布朗（1778-1820）这些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和长老教会学者们，他们全都参与了对联想主义的修正，以使它更适合信徒的口味。他们感觉到，尽管它曾得到洛克和休谟的解释，它还是过于机械，而且对人的人性是一种污辱。另外，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外部世界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宗教教条是矛盾的。这三位学者因而就改变了联想主义，并增加了一些东西到里面，以修补这些失误。

        他们针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回答实际上却是异常简单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与常识不符。所有国家，所有年龄的人都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因为常识使之然——这正好就是约翰逊博士通过踢石头所表达出来的观点。这算不得是好的科学结论，可它至少不会对科学造成任何伤害。

        里德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联想的简单法则作为对复杂精神功能的解释显得严重不足。因此，他修正并扩大了精神功能这个古老的概念——天生的特殊能力——还提出了好几十个命名。以后的心理学家们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证明，或者反驳这些精神功能的存在。

        布朗对联想主义作出了很小但很具体的贡献：他提出，有“暗示”（联想）的原初法则和第二法则，而后者，在特殊情况下，会改变前者的运作。因此，“冷”这个词有可能在一时一地引起“暗”这个联想，但在另一时一地又会产生“热”的联想。但是，有个有价值的洞见却被忽视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实验主义方法出现的时候才被重新认识到。

        詹姆斯·密尔（1773-1836）是位社会理论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人类意识现象分析》（1829）一书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联想主义观点。他没有去扩大这种理论，而是对它进行了惊人的简化。他说，只有两类意识元素——感觉的和思想的——还说所有的联想都来自一个因素，即邻近，即两种体验在时间上的同时性或者接近性。复杂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些简单思想的连接而已；“所有的事物”这个想法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人全部的简单和复杂想法的简单汇集或者积累。罗伯特·沃森说：“这就把联想作为一种教条带入了逻辑、机械和分子简洁性的最低程度。”不过，20世纪一些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听上去很像是密尔在智力上的子孙。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即詹姆斯的儿子，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在《逻辑体系》（1843）和《对威廉·汉米尔敦爵士哲学的省查》（1865）中讨论到了心理学。他把他父亲砍去的很多东西归还到了主流联想主义，特别是有关复杂思想形成的一些假设。跟上辈的密尔不一样，他认为这些复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些简单因素的汇集，而是这些因素的溶合，很像一些化合物，即，其特性与其各个组成部分并非一致。相应地，他说，联想的法则不能够告诉我们复杂的思想来自何处，也不能告诉我们它们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只能从经验和直接实验中知道这些东西。因此，密尔的贡献在于校正了联想主义的航向，使其导入了实验心理学的正轨。

        亚历山大·贝因（1818-1903）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朋友，他一直生活到了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时代。有些学者说，他是最后的一位哲学、心理学者，另外一些学者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心理学，并把生理学带入了心理学，其程度超过了他的任何前辈。这种生理学不是想象的，不是哈特利的生理学；他是去访问19世纪的解剖学者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学来的。他在讨论感知和运动时表达出来的机械主义比早期的原型心理学家们更接近现代理论。

        可是，他那个时代的生理学并不能够解释更高水平的精神过程。贝因的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主流的联想主义。可是，他的确指出了其中的很多局限。他指出，它不能够解释新奇和革新的想法。虽然他否认有天生的思想，可是，他说，婴儿的思想并非一张白纸，它们具有反射、直觉和灵敏度上的差别。虽然没有任何学派或者伟大的理论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是，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后来的一些学者很快就会进一步发展它们。

        当意识的探索者们正在英国和法国（在这里，经验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着一个方向探索时，德国的探索者们却在沿着笛卡儿开创的道路向前摸索。德国文化和精神里面的某些东西，使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一些阴沉的玄学、灵-肉二元论和先天论有极大偏好。可是，这个方向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指唯心主义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康德所发展的意识理论。

        在康德之前，德国哲学家们尽管智力水平很高，但在人类对精神过程的理解上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可能是17世纪最为聪明的一位思想家，突然袭击了心理学，可结果却无功而返；他那种品牌的玄学就像一种有误差的罗盘把他引入了歧途。可是，他还是值得简单地注意一下的，因为他的思想至少把导致了康德哲学的传统简化了许多。

        哥特弗莱德·威尔汉姆·莱布尼兹（1646-1716）出生于萨克松尼的莱比锡，他患有佝楼病，而且膝盖还向外弯曲，可他是位天才，20岁上便获得了法律学博士学位，曾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法英法庭，与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学（他与牛顿就谁先发明了这门学问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并就一系列哲学议题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他的很多思想都值得尊敬，可是，莱布尼兹今天最著名的还是因为他的两个荒谬思想。其中一个大凡读过伏尔泰的《天真者》的人都很熟悉：

        因为上帝是极端完美的，因而顺理成章的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选择了最佳的方案……既然在理解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求有与其完美性成比例的存在，所以，实际的世界，作为所有这些要求的结果，就一定是最为完美的。

        这些都是莱布尼兹的话，而不是伏尔泰的话；这是伏尔泰在以宠诺斯博士的个人名义戏谨地嘲讽他，因为庞诺斯博士喋喋不休地重复他深刻的哲学洞见：“在这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

        莱布尼兹另一个古怪的概念是，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的“单一体”构成的——即物质的最后构成部分，它们是某种灵魂，没有尺度，无法指认，不受外界的影响。在整个宇宙里看上去像物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些非物质的单一体感觉到彼此在空间里的分布的方式。莱布尼兹之所以设想到了这些，是因为他想要解决古典形而上哲学中的一些难题，包括灵-肉二元论中的一些问题。他的理论掌握起来不容易，可是，由于“单一体学”随他本人一起自生自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淘神费力，拿着鸡蛋碰石头了。

        可是，单一体学的确引导他想到，有不同层次的意识存在，这是心理学中的新思想。因为单一体是极微小的，它们独自是无法产生意识的，可是，当它们积累起来时，其微细的感觉却会累积起来，形成复杂的精神功能，包括意识在内；积累的方式越是复杂，精神功能就越多。动物虽然也有感觉，可是，它们是不自觉的，而人类却是自觉的；即是说，有不只一层意识存在。这远在弗洛伊德用潜意识和前意识表达出来的意思之前，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莱布尼兹心理学中有一个方面的确引导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向。为了解释意识的来源，他假设了一个被他叫做“统觉”的过程，它通过某种天生的模式或者信仰使我们能够觉察到许多很微小的无意识感觉并理解它们。例如，我们都不需要学习就都知道，“现在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也知道“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即存在又不存在”。同理，推理——即逻辑原理——的正确性是遗传的。这些天生的思想并非一些具体的概念，而不过是理解经验的一些方法。康德以后将把这个概念转换成一种历史理论。

        单一体学的另一个方面本有可能把心理学带入死胡同的，所幸除了莱布尼兹本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把它当真。由于单一体不受外界的影响，那世界上怎么会发生任何事情呢？而且，看上去，事物怎么还是相互影响的呢？莱布尼兹的答案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让所有单一体无限的变化都在“事先创立的和谐”中发生；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只是看上去如此而已。因此，思维里面发生的任何情况都与身体里面发生的情况—一对应，而两者间不会发生任何相互影响：“上帝原来创造了灵魂，还有其它任何现实的东西，其方式是这样的，即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于其自身的完善的自发性而产生的，而同时又符合不需要对照其自身的事物。”这又是海林克斯的双钟理论，只是现在，每个极微小的单一体都是一口钟，与其它的每一口钟一起显示着时间。

        这个理论本来会使心理学毫无存在必要的，因为它描述的精神现象是围绕着一个固定和事先预定的秩序，且作为错觉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产生的心理学反应。这表明，一个杰出的头脑如果受到有缺陷的罗盘指引会走到哪里去。所幸的是，没有几个人顺着他指的路走下去。

        伊曼纽·康德（1724-1804）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当然是最不易理解的哲学家之一，尽管这算不得是合适的一个标准。我们很高兴只需要对他的心理学感兴趣，而这一部分恰好是易于理解的。

        康德的生平听上去是对他这位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戏称。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岁的时候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73岁，除了在这个城市4O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5英尺高，胸部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每天早晨5点由男仆将他唤醒，花两个小时进行学习，还有两个小时讲课，写作到下午一点，然后再去一家餐馆进餐。下午3点半，他准时散步一个小时，不管天气如何。他在菩提树下的一条小路上散步，只用鼻子呼吸（他认为在户外张开嘴是不利于健康的），而且这时候不跟任何人说话。（他非常守时，邻居们都根据他每天散步的情况对表，有一天他没有准时来散步，邻居们都非常担心。这天他一直在读卢梭的，看得太入神了，以至于忘了自己。）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会花在读书上面，并准备第二天的讲课。约在晚上9-10点间睡觉。

        康德的写作和讲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兹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套比莱布尼兹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康德被休谟所说服，认为因果关系并非能够自证的，我们不能够用逻辑的办法证明它，可是，他确信，我们的确能够理解身边的现实，并且能够体验到外部事物和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这怎么可能呢？他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来寻找答案。在12年的时间里，他盯着窗外教堂的尖顶认真地思索。然后，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1781），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此斗胆宣称，没有哪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在这里解决的，也没有通向解决问题的门径没有在这里提供一把钥匙的。”

        尽管他在和其它一些著作中的行文是大部分读者不易理解的——他使用的术语很困难，他的观点也是深奥难解的——不过，他在前言中把自己对意识的基本观点讲得足够清楚了。他说，千真万确，经验只给了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可是，经验远远不是意识惟一的知识来源：

        经验远远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会受到限制的惟一领域。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一定就是存在的，什么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给我们以任何普遍的真理；而我们的理性，它对于这类的知识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理性受到经验的刺激，而非因为经验而满足。普遍真理，其本身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特点，它们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它们本身就非常清楚，非常确切。

        而如此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而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明确和肯定，即二加上二总会得出四。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得来的，从意识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方式中得来。因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它积极地组织和转换，它把混乱的经验变成纯粹的知识。

        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天生的能力；空间和时间都是Anschauung（“直觉”或者“直观”），或者是先天决定的、我们借此观察事物的方法。

        那么，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其它一些天生思想或者超验的原理（康德用的述语是“范畴”）来作出有关它们的其它一些判断了，这些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理解经验的。总共有12种范畴，包括整体、全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和必然性。康德是通过对三段论法各种形式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这些范畴的，可是，他相信这些范畴的确是公理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一大堆杂乱的感觉有意义。

        比如，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原因存在，我们并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缺乏感知因果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周围的任何事情。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先天就辨识出了因果。同理，其它的一些范畴在柏拉图或者笛卡儿的感觉当中都不是天生的思想，而只是一些秩序的原则，它们使我们能够探索经验。是它们，而不是联想的法则，把经验组织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的。

        康德把意识看作过程而不是神经动作的观点，使德国心理学转向了对意识与“现象经验”的研究中。二元论仍然在流行，因为“意识”很明显是超验的——这是康德的话——现象与感觉和联想都绝然不同。他的理论会导致先天论心理学其它变种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并在美国拥有了其现代的对等物，如果不是后裔的话，其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的儿童语言理论，即儿童意识天生即有一种能力，可以理解口头语言的语法。

        康德的先天论导致了有关意识的工作机制的好几种有价值的探索热线，可在一个方面，它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后退。他认为，意识是一套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但并不占有空间，这就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康德传统的其他一些人会持续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它以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对动物精神和空心的神经的信念，它会推迟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

        但仅止推迟而已。尽管天主教可以推迟，但最终还是不能够阻挡人类的知识，即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而成为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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