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蝼蚁知积粮，懒汉要备荒。”所罗门（或者写作的随便什么人）要我们去效法的蚂蚁行为涉及适时积累和贮存。可是，蚂蚁的社会合作却更为重要。它们自从脱离幼虫状态后便完全社会化了，它们微小的神经系统当初设定的时候，就是要以合适的社会行为而对同伴的化学信号和碰触产生自动反应，比如收集食物、清理窝点、防御性的战斗、喂养幼虫及母蚁。对照而言，我们人类却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变得相对具有社会性，而且，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必须在整个一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角色而发生变化。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利用各种办法来收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证据。他们膝盖上搁着记录本，手握着秒表，在家里或者在幼儿园里观察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操场和教室里观察学龄前儿童或者小学生。他们访问父母，用一些问卷来烦这些父母。记录并分析大量的儿童对话。他们把故事的开头告诉孩子们，再让他们接着编下去。他们设计了成百上千种实验情形，以测量不同阶段的社会发育水平。他们计算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与性别类型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还有更多别的活动），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发现。有些发现支持发育的心理分析说，其它一些支持社会学习观点，还有一些支持认知-发育论，更多的发现三种理论都支持。我们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而只是匆匆看一些更有趣味的发现便可以了。

        轮流：社会行为最早的几课是在家里学到的，除了学会信任另一个人类以外，婴儿在家里还学会在社会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一课，即交流时要轮流进行。父母对婴儿说话，等婴儿用一种声音或者微笑回答，然后再说下去。婴儿感觉到了这种模式，在刚刚学会走路或者刚刚学会说出一个词来之前，就知道在与另外一个同样大小的婴儿交往时采取同样的轮流模式。在下列录自1975年的一项研究的对话中，13个月大的伯尼一直看着15个月大的拉里对一个玩具说话。最终该他“发言”了：

        伯尼：哒……哒。

        拉里：（一边继续看着，一边笑）

        伯尼：哒。

        拉里：（这欢笑得更起劲了）

        同样的的顺序重复了5次之多。然后，拉里扭过头去，把一只玩具给一位成人。伯里跟在他身后。

        伯尼：（两只手挥着直盯着拉里）哒！

        拉里：（回头望着伯尼又大笑起来）

        这样交替9次之后，伯尼放弃了，他左摇右晃地走开了。

        玩耍：发育心理学家L·阿兰·斯鲁夫和罗伯特·G·库柏把玩耍称作“买验室”，孩子们在这里学会新的技巧，并练习原来的技能。婴儿不会一起玩，因为这需要情感及认知技巧，这些技巧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把两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放在一起，他们通常只会彼此望着，看着各自自己玩，或者挨在一起各玩各的。可是，到3岁或者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一起玩了（不一定玩同一种游戏），到5岁的时候，他们就能以合作的方式一起玩耍。

        在玩耍中，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学龄前儿童学会了自制的第一课。他们发现，如果太霸道，旁边看着的大人就不能容忍，也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报复或者不愿意跟自己玩。他们学会了分享，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慢慢养成更喜欢跟其它一些玩伴玩，到4岁的时候，这种习惯就转变成了友谊，可以从有来有往和对彼此的责任感中看出来。

        到3-4岁的时候，他们开始学习玩耍的规则，并从跟更大些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过程中了解到是非的基本要素：“试三次不行你就得出局”、发脾气也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反而有可能把你开除出局。

        约在同一个时候，他们开始在撒谎和遮掩有可能泄露自己意图的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声调更为成熟。有个研究小组认为，这种行为通常是父母直接教育的结果。（“记住，虽然你心里想要的是一个玩具，但仍然要感谢奶奶为你买了上衣。”）

        担任角色：斯鲁夫和库柏还称玩耍为“社会工作间”，孩子们在这里独自或者与其它孩子一起尝试规则。他们经常玩妈咪和爹爹、妈咪和宝贝、爹爹和宝贝、医生和病人以及遇难者和营救人员的游戏。他们特别喜欢玩父母游戏，并让他们自己的父母当小孩子，要他们吃这吃那，或者去洗耳恭听洗手洗脸，或者上床睡觉。不管人们是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还是以行为主义或者认知论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游戏，它总还是起进入社会生活的培训作用。最新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学龄前儿童所玩的游戏越具有社会想象力，孩子的“社交能力”就越强，老师们也是这样评定的。

        社交能力：社交能力的要素为，准备好与同伴一起玩，准许互让，被其他的玩伴所喜欢或者接受。发展心理学家衡量受欢迎的方法是社会测验学。他们问处于某个特定游戏组的孩子说，组里面的哪些孩子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哪些“不是特别喜欢的”。把否定答案从肯定答案中减掉，再把积分加上，就简单地得出了每个孩子在组织受欢迎的程度。

        自我与集体：在游戏组中，特别是在教室里，与其他孩子亲密的接触会刺激心理学自我的感觉发育（这与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在镜子中感觉到的生理的自我感觉不一样）。到8岁的时候，孩子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内部和外部都与其它孩子不一样，而且事实上，他们都是独一的。

        在同一时候，他们开始对集体的规则极为注意了，比如，游戏规则（选择哪一边，轮流进行，轮到击球时扔硬币以决定第一边）和对集体的忠诚。（向家长或者老师“告发”同伴是被排斥的条件）。甚至在小学阶段，孩子穿班上流行的不论什么衣服都是极为重要的。当他们接近少年时期时，服从同伴、集体常规的需要、着衣的品味，说话和抽烟的方式，音乐、俚语、吸毒、性行为等都极为强烈。少年同伴、集体的常规和价值观，在不同的人种群和社会及经济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服从的需要却是无处不在的。经过少年时期的早期以后，在整个少年时代会慢慢消失。

        性别类型的行为：50年前，很多人深信，在整个儿童时期，特别是在快要接近少年时期的时候，儿童会采纳符合其性别的行为。在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出现，许多人相信，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证明是社会教给人们的，而不是遗传形成的，而且很快便会消失。大部分类似行为的确也消失了，可是，有些类似行为却遗留下来，而且，如我们早已看到的，这些行为还会持续下去。

        这也许部分是因为生物学的原因。在70年代，放射免疫学研究显示，荷尔蒙水平在约7岁时便会上升——远在第二性征出现和性别类型的行为被夸大之前。事出有因，从7岁起，很少有女孩子会像男孩子那样去玩一些剧烈的游戏，也不会像男孩子们那样弄得一身脏兮兮的，在少年时代以前，也很少有男孩子会像女孩子那样注重衣着和发式。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前少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性别类型行为的积累，好像是从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成人有可能占据的一个位置的社会认知中学习得来的。1990年，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而进行的、对3000名从三年级到十年级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小学阶段，女孩子的自我尊严感只比男孩子们少一点；在初中阶段，男孩子的自我尊严感稍有下降，而女孩子们的自我尊严感却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持续到高中。自我尊严感的消失在许多方面影响女孩子的社会行为，阻碍了许多行动和能力的发挥，引起她们对外表极端的注意。女孩子很少有像男孩子们那样“在许多方面可以感觉不错”，不像男孩子们总体来说有自信心，愿意在课堂上轻松地发言，在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也敢跟老师争辩。

        移情及利他主义：在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亲社会行为”发生了兴趣——使社会生活变得可能的所有那些行为的合作方式。许多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但其它一些人却是发展心理学家，这些发展心理学家为其中一种亲社会行为形式，即利他主义所吸引。许多亲社会行为都是以自私的目的为动机的——我们遇到红灯就会停下来，我们交税不是出自对同胞的心，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可是，利他主义是由对其它一个人的关心为动机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常常与所有动机中最强烈的一个，即自身利益相矛盾。

        在过去的30年中，成百上千发展心理学家进行了1200多种利他主义研究，他们使用了前面提到过的许多实证方法。对“利他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是，它来自于各种影响的相互渗合：人类看到另一个人类处于痛苦时会感觉到哀伤的天生倾向、由父母的关爱、文化价值而给孩子树立的榜样、儿童想象另一个人的感觉的能力、社会经验（帮助其他人会使帮助者认为自己是一种好人，也被别人看作一个好人）以现实世界的知识为基础的判断，即他知道帮助或者不帮助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几个显著的例子：

        ——在10个月大或者一岁的时候，如上所述，一个看见自己的母亲处于痛苦之中的孩子会呜咽，或者哭着爬走，而到14个月的时候，他却可能会拍拍她，拥抱她，或者吻她。

        ——超过18个月的时候，孩子会想法安慰另一个在哭的孩于，或者会找成人来帮忙。

        ——到2-4岁时，一个孩子会对另一个受伤或者处在痛苦中的孩子问一些疼不疼的问题，会想办法安慰或者寻求帮助，也会想办法阻止其它的孩子受到伤害（比如，如警告他们说有什么样的危险等）。

        ——到7岁时，大部分孩子会帮助一个看上去受了伤，或者有什么困难的陌生的孩子。

        ——从7岁起，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钱或者玩具拿去给一个贫穷的孩子，或者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哪怕这意味着这个孩子自己得放弃想去做的某件事情。

        发展心理学家们从数据中看出了一个模式。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看上去是有一系列明显不同的阶段的，可是，对到底有多少阶段或者这些阶段是什么，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有一种观念认为有四个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五个阶段，还有一个六阶段的模型刚刚由长时期的利他主义研究专家，本纳比市的西蒙弗莱茨大学的登尼斯·L·克莱布斯及其同事弗兰克·凡·赫斯特伦提出来。克莱布斯和凡·赫斯特伦的六阶段论是以以下几点为基础的：（1）服从权威的规定，需要个人牢靠及安全感，（2）个人增多的最大化和赔偿决定，（3）认同角色和集体期盼，还有互惠和合作，（4）社会责任感和按照内化的价值观行动，（5）尊重别人的权利，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6）尊重万有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全人类。道德发育：利他主义只是道德感发育的一个结果。对心理发育的某些方面的兴趣从1908年就开始了，当时，杰出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根据他对人类心理学总体的知识而构勒出了一套道德感的发育理论。在20年代，皮亚杰开始实验调查，通过观察孩子玩游戏和给他们讲一些犯了小错的故事，然后问他们对其进行怎样的合适惩罚的办法来了解孩子。（一个例子：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给他父亲的墨水盒上墨水，以便使自己显得很有帮助，可不小心把墨水弄到桌布上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玩他父亲的墨水盒，但把墨水泼到桌布上了。在两种情况下，对这个孩子的惩罚应该是一样的吗？）

        皮亚杰得出结论说，道德行为，在玩游戏的环境下，是在4-12岁的年龄之间按三个阶段发育而成的，从对由父母或者较大的孩子规定的规则毫无疑问的全盘接受，到最后认识到，规则是由人规定的，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作出修改。同样的，一个行动（比如泼了墨水）的基础被判定为正确或者错误，是可以在这个动作所造成的损害到这个人的意图之间进行更改的。

        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是1932年在英国出版的，这本书在美国触发了大量的道德发展研究，可是，大部分却只是一些东拼西凑和吹毛求疵的东西。接下来的一次大的飞跃，即在道德发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却是在30年后才出现的，那就是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著作。他发明了一种测量道德发展的新办法，并在25年的期间内修订了这个办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提出了一个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这个理论从此之后成了这个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和模式，其它一些人都要么效法，要么反对这个理论。

        科尔伯格本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假如他不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当一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的话。他认真而体贴，热心而温和，又很幽默，善谈且狂热，对种族问题和其它一些道德生活极为关心。他对外部世界很冷漠，是知识型教授的原型，他衣着宽大而皱巴巴的，头发蓬乱，他的手提箱磨损严重，装得太满，眼镜推起来搁在额头上，然后就忘记了，一直留在额上。

        他是一位生意人的后代，1927年出生在布隆克斯维尔市，是纽约一个富有的郊市。他在安度瓦的菲律普中学上学，二战结束的时候毕业。当时，他没有继续去上大学，而是在良心的驱使下去当了一条商船的水手，因而就能加入一项事业，把一船船的欧洲犹太难民从英国的封锁下偷渡到了巴勒斯坦。这次经历让科尔伯格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即，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服从法律和法定权威时，从道德上是有道理的。这次经历还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疾病：他被抓住过，并在塞浦路丝的一个军营里关押过一阵子，他人虽逃脱了，但却没能逃过一次寄生性肠胃感染，从此以后，这个毛病时不时地烦他，终生未愈。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本科及研究生学位，心理学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学）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他阅读过，并极喜欢皮亚杰的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可是，他以美国心理学的精神感觉到，有关道德发育的坚实理论，应该以通过客观方法而不是皮亚杰的自然观察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因此，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创立了一套定级系统（他后来把它变成了一项测试），他自己终生修改和使用这套系统，并根据它形成了道德发展阶段的认知-发展理论。这套测试由九个道德两难问题构成，研究者一次向受试者提一个。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次谈话，谈话里面是一系列有关问题。

        举个例子（“海因茨难题”）：在一座欧洲小城里，一位妇女因某种特别的癌症而接近死亡；城里有位药师发明了一种新药，这药有可能救活她，可是，他是个奸商，他要的药费是他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这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因此只好请求药师减价，可药师不同意。海因茨为了救妻子的命考虑到了翻墙入室，把药偷出来。他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者义务去偷这种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他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这位要死的人是一位陌生人情形会怎样？海因茨会为这位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这样做也是违反道德的吗？这类的问题总共有21个。

        科尔伯格原来的例子是由芝加哥地区有代表性的72名10岁、13岁和16岁的男孩子组成的。他每隔2-5年测试一次，一直测了30年。经过最初的一些测试之后，由三个年龄组所作出的答案的差别使科尔伯格认为，道德感是在明显不同的一些阶段发育的。后来，当他的受试者都长大了一些以后，他发现他们在这些阶段上的进展正好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展示一下这种分阶段理论最新的形式，还有每个阶段典型的回答，支持和反对海因茨偷药的答案都有。这是个简化的形式，科尔伯格原来比较麻烦的一些话已经改动了一下：

        -第一个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是规则为基础，动机是避免惩罚。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麻烦。

        反对者：你不该偷药，因为你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

        ——第二个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以获取最多的回报或者利益、尽量减少对自己的消极后果这种欲望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把药还给他，不会有很长的刑期。如果你刑满后回家时妻子还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得什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妻子可能在你还没有出牢房时就死了，因此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阶段；社会共享的观点；行动以别人对此预期的同意或者反对和实际或者想象的内疚为基础。

        支持者：如果你偷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可是，如果你让妻子死了，你在别人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反对者：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罪犯。偷了药之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第四个阶段：社会系统道德感；行动以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别人造成伤害后的罪恶感为基础。

        支持者：稍为有一点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这样死去。如果你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会永远感觉到内疚，会觉得是你自己使妻子死去的。

        反对者：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没有想到你偷药时是在干坏事。可是，等你到了监狱时，你会醒过来。你会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个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和权利应该存在于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动是以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我尊严感的尊重为基础的。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那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并违反法律。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期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个阶段：万有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对彼此和对自己采取这种道德观；行动决定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如果你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总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受到责备，也是依法行事，只不过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标准而已。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责备但你只会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标准行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他对公正的强调和对第六阶段这个决定的赞许使法律受到嘲笑，因而使他成了民权分子、反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最喜欢的人。可是，他的测试和理论在好些地方受到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攻击。有些人说，有证据表明，发展并非总是向上和有序的（有些人是在不同的发育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些却下降了。）还有一些人说，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就有道德的行为，有些人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所处的位置高于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程度。（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判断力的阶段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科尔伯格在哈佛的一位助手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的尺度是偏向于男性的：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反应，而男人则有可能通过一些像公正和公平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得较低的分数，就好像她们比男人在道德发育上要少些一样。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还是他本人同意的（而且据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而其它一些则是他悄悄地用新的资料和理由加以反驳的。他还放弃了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去圆的两个梦。一是一项示范工程，以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把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另一个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来解救问题少年。（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可是，这项工程除了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试验过以外，一直没有能够传开。）

        除开这些不快和失望之外，他的慢性寄生虫性肠炎又不断地反复发作，其严重的影响使他不断地忍受胃疼和肠痛。在接近60岁的时候，科尔伯格极度压抑。他曾与一位亲密朋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可是，与病魔的争斗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他的车被发现停在波士顿港一处潮水汹涌的湿地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到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一篇充满爱心的哀悼辞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一位）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确立了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的地位。”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在他的总体理论上并无异议，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理论修正一下，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的分数比他们醉酒时高一些；事实上，第一次会见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他们所得的道德判断力分数越低。在他们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可是，当他们喝酒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了一个人以外，第一次会见后，大家都没有开车回家，不管他们醉到了什么程度。

        这仅仅是克雷布斯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测量道德发展的例子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已经进行过十一项研究工作，他们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使用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有两个例子：一种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一些可能会使售出业务受损的信息；一项是亲社会两难问题——一位学生有个约会，几分种后就到时间了，他要去当一项心理研究的受试者，这时候，他碰到另一位吃药吃出问题来的学生，需要他的帮助。）在好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两难问题。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克雷布斯一直在进行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利他主义的研究。一个人为什么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而且不像心理测试、消费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一样会得出实际回报的领域？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现实主义的60年代的学生，他们从那以后就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了；还有一些是从宗教观点上来说对道德有兴趣的，但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一些；再有一些专心致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性当中富于人道的一面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也是具有疗伤作用的。

        然后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其特别的。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父亲还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增强电吉它的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读高中的时候是顶类学生，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尽管他长得又瘦又高，还是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他14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他父亲在这里的电子音乐生意机会要大得多。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有灾难性的影响。他在这里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人很快变成了少年犯。如他自己所言：

        我从一个当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文化生活当中，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我的衣服，我的口音，我的行为。见到一位很棒的拳击手后，我很快就卷入了不停的打斗之中，而且也因此而得了很大的名声——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打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打了胜仗，但这也使我成了帮派的一部分。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抓住了，第一次当上了少年犯，接着又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呆了好几个月。他被保释出来，有一阵子的确没再惹事。可是，有一天夜晚，因为睡觉睡得太少，又喝了一些酒，他飞速地开车，东倒西歪地被警察拦住了。他们把他放了，可他离开时说了一些脏话，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不管警察闪着灯，鸣着警笛在后面追他，最后撞在了电线杆上。他没有受伤，但被关进了县监狱。在一阵狂怒的反抗精神鼓舞下，他打开了窗户上的锁，用床单编结成绳子溜走了，一路来到俄勒岗。他在这里消失在伐木营帐中，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对人生进行了浓度思考，然后有了一个计划：

        我已经度过了少年期，得换个活法了。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一开始我在伐木营里度过了半年，存够了足够上学的钱。然后，我上了大学。这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比其他学生都大好几岁，而且有很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极为认真，成了一个刻苦的学生，选修了不少课程，还兼了一些课后零工。

        1967年我25岁时毕了业，是得了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去那里拿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当我被接受时，突然想到我一直就在恐惧当中生活着，有人可能会暴露我，因为我是一个逃犯。因此，我决定去自首。我回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自己跑去自首了——考虑到我已经成了一位大学生，当地起了一阵哄动，我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我被宽恕了。

        克雷布斯去了哈佛，在这所大学里花一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这算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他的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就在哈佛大学打零工，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手。他于1970年得到了博士学位，立即被哈佛录用，请他当副教授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在那里呆了4年之久。然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就是这里的全职教授。在50岁的时候，他还一身清贫，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有如此传奇般的一生。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有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的。他冷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从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也许并非偶然。”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可是，在美国，这种兴趣很快就消退了；行为主义立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它的后继者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了新酒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开始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被重新发现了，以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又成了热门。

        然而，皮亚杰理论精简的大纲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因为大批的博士竞选人和心理学家进行的成百次皮亚杰式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甚至向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认知发展这个领域尽管还受到皮亚杰的影响，但它现在已经是一座生长过盛的花园，需要某个人以全新的综合性视点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组织。

        然而，在这块没有清除杂草的花园里，有无数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有时候还会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完整无缺，甚至也不想如何具有代表性，而只是随手采摘几把30年的研究花朵和果实。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如果是刚刚出生的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表达认知都不可能，那么，人们是怎么调查他的记忆力的呢？研究者们已经想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不到一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的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然后得到奶瓶的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在听到响声时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得出了有关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过前述的范茨法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看新事物时比看旧事物的时间长些，这种方法可以得出婴儿对所看到过的东西的记忆的直接指示。

        另一个方法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里用到过的，这种方法需要一种活动的东西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从2一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的东西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的东西动起来。接着，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不到这个东西，可当他看见时，他立即开始踢腿了。然而，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却不踢了。这一次，记忆力的成长又一次得到了准确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的数字也只有四位数这么长。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以记忆住六位数字。可是，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自成熟的部分没有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这部分多。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演”（重复或者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小孩子的父母经常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开始的时候自己在班上的情形，因而就能回忆什么事情在先，什么事情接在后面，哪些是再后来发生的。

        自我感、能力感：小孩子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是衡量他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能力感的尺度。在9个月大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用嘴咬物件，或者把东西砸得砰砰响，或者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动物件，可是，到第一年的末尾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他们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等等。他们对探索新地界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叫做“能力保持”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人类婴儿和孩子有一种调查其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另一项能力感成长的显示是，接近两岁的孩子在成功地建起了一座塔，把最后一片积木插到了正确的位置，或者给玩具娃娃穿好了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哪怕没有人在场他们也微笑。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该他们玩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焦虑。这种游戏可能是让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娃娃吃饭，或者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较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会感到一阵烦燥，会哭，或者抱在母亲身上。凯根解释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者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的害怕，因为如果没有旁观者在身旁的话，孩子经常会尝试有法可依的游戏，或者完成其游戏的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而且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对身边的世界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在自己的心里完成这些东西的图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语言是一套符号，可以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地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不仅仅对代表经验而言，而且对转变经验而言也是一种方法”。

        这里有一个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那一个，就对他们进行奖励。等他们学会了选择最大的一个时，再让他们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跟前面的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般大。然后，这一次又是选择了最大的方框就得奖励。可是，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而是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了奖励的那一块，尽管这次根本就得不了奖。可是，幼儿园和更大一些的孩子们却很快就能够告诉自己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实际的尺寸是多大。

        如果单词用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一些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说，一边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一边可以说话，另一组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到以最少的步骤把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到另一些圈里去。边做边念的那一组孩子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得到指令的那一组就慢些。有意地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了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他们揣摸着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是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者获取新形式的（词尾、动词形式、介词）。在2-4岁的时候，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到平均2600个。（他们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是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我了吃一块饼干，”“我了看见一只小鸟”），只是后来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很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在下述这段由一位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中一样：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了8次。）

        母亲：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哦！没有人不是喜欢我。

        他们在准备好了的时候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吉米：（快7岁）：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了的一件事情。

        母亲：你说什么？

        吉米：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有关语言获取的研究中最重大的一项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一个句子里的排列顺序，这种顺序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言语行为》，他在书中完全以操作条件的方式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到了一个词或者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可是，同一年，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于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看上去是对句法形成相当不足的一种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一些句子虽然经常不合语法，但从来就没有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他们从来就不造反向的句子。）最为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孩子们总能够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表层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乔姆斯基举的一个例子：

        约翰容易逗乐。（Joo please.）

        约翰急于逗乐。（Joo please.）

        这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想以同样的形式拆解这个句子，只有一种才有意义：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容易逗乐约翰。）

        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急于逗乐约翰）

        没有哪个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深层结构。第一句里面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宾语”，因此，拆解的句子说得通。可是，第二句中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主语，”因此，任何拆解只能采取“约翰急于逗乐（某人）”的形式。对深层次结构的理解不是从表层结构或者单凭经验的方法得来的，感受深层次结构的能力是天生的。（可是，乔姆斯基本人或者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而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以辨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

        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是通过研究语言本身和婴儿行为，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有一次，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其他好几位参与者在乔姆斯基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的确劝说他做一次实验。乔姆斯基曾说过，当一个句子有可能具有两个意思时，讲话的人不能通过音调来搞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意思；两个句子的深层意思是一样的，而正确的意思是通过上下文来说明的。他举了一个例子。“Flying planes    bedangerous．（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位与会者向他发难，要他证明他的说法。乔姆斯基写了两段话，在其中一段里，一些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抱怨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因为飞行的飞机是很危险的；在另外一段中，居民催促市长说，不要自己开飞机，因为开飞机是很危险的。10位自愿者录了两段的音。乔姆斯的妻子卡罗尔把所有出现这句话的东西都接起来，实验者问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哪一句话的解释是讲话的人心里想的意思。“结果完全是随机的，”米勒回忆说。“奥利佛·莱希（发难者）很是惊讶，竟然没有人看出在他看来十分明显的意思。乔姆斯基无动于衷，他早就知道实验会得出什么结果。”

        智力发育：研究者们设计了许多比皮亚杰更好的一些实验方法，多半是单调乏味的，可有时候也有创造性的方法。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得出了极为重大的修正意见，还有一些是对他的部分工作的全盘否定。一些例子如下：

        ——小到4个月的婴儿的心率在一个物体消失时会加快，这个物体又回来时也是一样，这表明有了惊讶感。它说明，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可是，它们在物体消失后会立即忘掉这个东西，这一点依然是正确的。）

        ——皮亚杰曾就“数字守恒”测试过孩子（就是认识能力，比如说，六个排得很近的东西跟排得很开的六个东西数字是一样的。）他的结论是，除非孩子们到了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他们不能获得这个认识。可是，最近，一些研究者们利用了不同的一些实验方法，如罗克尔·格尔曼的“魔术”法。在这种方法中，实验人员把一块板上的一组玩具老鼠偷偷拿走一只，或者偷偷增加一只，这些动作都是在用布盖着板的时候进行的。5岁甚或更小些的孩子能够分辨出多了或者少了，而且还会说，增加或者拿走了一只。

        ——一些研究孩子们采取别人的观点的研究者利用了比皮亚杰更为自然的一些方法。他们不问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工作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连4岁的小孩也会使用一些较短的简单句子与两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复杂一些的句子。很明显，学龄前儿童比较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也比皮亚杰所认为的更有能力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

        ——皮亚杰说，孩子是在几年的时间内慢慢获得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的。后来的研究者们说，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请孩子们解释是什么东西引起风和雨的，机器怎么工作的，以及其它一些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的问题。如果人们请他们回答一些他们很熟悉的问题，其结果可能不一样。在这样一次实验中，孩子们看见一个球在一只大盒子里顺着一个坡滚下去，然后不见了，这个时候，盒子里藏着的一只玩具娃娃跳出来了。然后，这只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的盒子被拉开了，原来在盒子的另一半中看着滚走的球很明显不能够跑到盒子的另一半里面去，可是，玩具娃娃还是从里面跳出来了。这时候，4-5岁的孩子们会大笑起来，他们吱吱地笑着，身体扭动着，并说出像“这是玩的把戏，是吧”？很清楚，他们感觉这事情按理不能发生的。

        --若干心理学家们以大量实验为基础提出，人类智力成长不是以分界很清楚的阶段完成的，不像皮亚杰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有很多互相重叠或者逐渐的变化，而不是他的模型所描述的样子。还有证据证明，有时候，孩子能在完全掌握他那个阶段的能力前完成——或者经过训练后完成——某些较高级的心理任务。心理发展步骤的顺序并非一成不变的。再说，孩子经过训练以后，有时候可以思考超过他们目前的阶段的问题。

        因此，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虽然一方面接受皮亚杰总体的智力发展理论，可是，他们现在认为，他的阶段论太生硬了，而且有限。安大略教育研究学的罗比·凯斯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支持他自己雄心勃勃的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都有四个平等的子阶段。这只是许多尝试中的一个，大家都想重构皮亚杰的结构，这样，它就可以容纳30年来许多极有价值的发现。目前，哪一种理论会流行起来还是个疑问。可以在认知发展心理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将会象征皮亚杰的基本概念，可它会远远超过皮亚杰理论，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象征了，但远远超过牛顿物理学一样。

        从头到尾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最新的潮流在四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就是由所有外行心理学家中感觉力最为灵敏的一个人提出来的，他就是威廉·莎士比亚。跟皮亚杰和他的跟随者们不一样，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一剧著名的独白“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提出了一种整个一生和比较不那么理想化的图景，而皮亚杰却认为发展是在少年期以前就已经大部完工的工作。在独白中，雅克提出了人生的“7岁”，从“婴儿，／在乳姆的双臂中咪咪叫，吐奶”开始，最后到“返老还童，然后毫无感觉，／牙齿没有了，老眼昏花，食不甘味，什么都没有了”。

        早在2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认为发展是人一生持续不断的过程了。这时候，如前面所述的好几项重大的实验已经开始。可是，他们的目标主要是要衡量在几年时间内的变化，而不是检查产生这些变化的过程。然而，1950年，心理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艾里克松首次提出了终生发展的详细过程模型，他的基础是他自己对一些主要的心理社会挑战的分析，这些挑战在生命的八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面对着这个人，还有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那些变化。

        艾里克松（1902-）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高等院校的学位，可是，他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在这个国家极受尊敬的发展心理学家之一，并在好几所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职位。他父母是丹麦人，信清教的父亲在艾里克松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他的犹太母亲了，后来，她就嫁给了一位德意志-犹太族儿科医生。艾里克松两头都不是人，在学校，他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耻笑，在犹太会堂他又被讥笑为犹太异教分子，因为他长得金发碧眼。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斗争来达到自我认识发生了兴趣。

        在他的青年时代，艾里克松学习过艺术，并作为画家工作过几年，可在罗马的旅行中，他仔细看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再考虑他自己的作品，突然间有了一阵强烈的自卑感和焦虑，竟致于跑到维也纳去找安娜·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了。结果他不仅排遣了焦虑，而且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他研究心理分析，并成了业余的分析师。

        当纳粹于1933年在德国上台后，艾里克松同妻子先移民到丹麦，然后到了美国。他以心理分析行医，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书（最终回到了哈佛大学），在贝克莱大学参加过一些纵向研究活动，与人类学家一起呆过一阵子，调查过两种美国土著文化。从他自己多种多样的经历中，他感觉到人类的发展是一项终生的活动，在这些发展过程中，人会经历一系列心理斗争，每项斗争都有生命各个阶段的特点，每种都会被新知识的获取和性格的发展所解决。

        第一个阶段，即婴儿期的中心议题是基本的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冲突。在与有爱心的父母的关系中，婴儿解决了这个危机，学会了理解互相依靠和相亲相爱，并得到了信任。在第二个阶段，即儿童时期的早期，这期间的斗争是孩子对一种自理的需要与怀疑及羞耻感之间的矛盾。如果让孩子在合适的指导之间体验自由选择和自我控制，孩子会通过学习规则的重要性而解决危机，并获取自我控制或者意志。就这样，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一种危机，每一个阶段都会增加一些性格，长此以往，如果每个阶段的过渡都平稳的话，孩子就会使自己与社会达成更大的调和。

        下面就是艾里克松的终生发展观。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高一级。

        1.婴儿期：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信任

        2.儿童早期：自理对羞耻／意志及独立

        3.游戏阶段：自发对内疚／目的

        4.上学阶段（6-10岁左右）：勤奋对自卑／能干

        5.少年期：身份对角色混乱／自我感觉

        6.成年早期：私密性对隔离／爱

        7.成年中期：生殖与停滞／关心别人；事业有成

        8.老年：自我完整对绝望／智慧；完整的感觉，足以抵挡生理退化。

        如果不能平稳地渡过任何一个阶段，正常的健康发展就会受阻。比如，一个没有人关心和爱护的婴儿也许永远不能学会信任别人，这是一种缺失，它会影响或者扭曲以后的一些发展阶段。一位少年，如果他的父母对他管束太严，也许不能顺利通过第五阶段，不能获得独立的身份感，结果一方面会成为“长不大的孩子”，另一方面可能会反骨丛生。

        艾里克松的理论在发展心理学向生命周期观点的转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造成这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几十年来一直就在进行之中的许多重要的纵向研究所提供的大量生命周期数据。第三个影响是二战后那批处于“生育高峰”期的人从儿童向青年及中年的过渡，以及随之而来的65岁这批人口的增加，这两种因素都迫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立法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有中年及老年特点的一些变更和问题上来。

        向生命周期观点的转变，在50年代慢慢地开始了，在60年代有所抬头，在70年代成了绝对的潮流。在这10年当中，哥伦比亚大学洛衫机医学院的罗杰·L·古尔德在好几篇文章中理出了成人生命阶段发展的理论。达塔毛斯大学的心理分析师乔治·E·维伦在《适应生命》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J·利文森在《男人生命的四季》中如法炮制；作家盖尔·希茜把这些信息通过她的畅销书《转折：成人生活可预测的危机》传达给了大众。到1980年，尽管大部分发展心理学研究仍然还在处理生命早期的一些问题，可是，发展在整个生命中以阶段的形式进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发展心理学的主导范式，也成了文人圈中的共同观点。

        目前的生命周期发展论与艾里克松的观点不一样，前者是多元论的，它要解决发展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心理社会方面。它解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化，从性格、社会关系、到从生物学影响的角度看到的认知、与年龄相关的心理变化以及社会及环境影响，这些变化与特定的年龄相关，也与那些可能在任何年龄产生的东西相关。再说，艾里克松乐观的看法是，正常和健康和发育是向上发展的，而最近几年最为流行的全生命周期发展论的音调是，实证主义的，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它认为，成人阶段之后的发展是一系列变化，而不是一种向上的持续运动，它是对变化的现实而不是过程的适应。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全生命过程发展论就是悲观的，说真的，它的有些发现还是令人鼓舞的。这里有几个例子。

        少年期：有关少年期阶段的许多新资料涉及一些熟悉的话题：性行为、社会发育、挣脱父母的约束而获取自我解放、有关自我形象和焦虑等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少年期是一阵内部混乱，可是，好几种最新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在少年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情形并非如此。一项研究报告说，虽然百分之十一的少年有严重的周期性麻烦，百分之三十二的少年有间歇性、条件性的问题，可是，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在少年时代的早期基本上是良好和健康的发育”。虽然吸毒、嗜酒、抽烟和性行为在少年时期有所增多，并引起部分少年严重的麻烦，可是，一个研究小组说，这些行为更多情况下是“故意的、自我调节的，旨在对付发育的问题”。

        成人“危机”：成人发展研究的中心一直就集中在男女都必须实现的紧张转换，特别是在约40-45岁的时候，这时，他们也许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到顶了，梦想褪去了色彩，孩子们开始远离家庭，朝气蓬勃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流行作家希茜称这种情况为“可预见的危机”；大部分研究者却把这些叫做痛苦和费神的“转换期。”

        一个小组发现，只有一些男人才有中年危机，其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兴旺发达，要么胡乱应付。其它一些小组发现，成人性格并非一成不变，坚不可摧的，并非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完全由儿童时期的经历所决定。许多成年人可以作出足够多的适应以成功转向新的生活环境。如保尔·默森及合著者在《心理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探索》中所言：“也许，对性格和老年最为重要的研究结果，就是重新认识到了性格可以在生命的任何时期得到改变。”

        老年：老年发展变化早已成为一代人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15年中还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由走下坡路的生理能力、慢性病、心理功能的减缓、退休、离异独处、朋友的去世和其它损失带来的心理变化。对于这样一些变化，在50年代晚期于堪萨斯城进行的老年研究的基础上，广为接受的一种看法是，共同和有益的适应是“脱钩”——放弃有压力的一些角色以减轻压力，自愿退入“老年子文化圈。”可是，由心理学家罗伯特·J·哈维格斯特及其同事对堪萨斯城的资料进行的重新分析，再加上在杜克大学进行的一项25年的纵向老年研究都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有些人选择了脱钩，而另外一些人却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被迫如此的，可是，大部分老年人还在坚持他们的社会活动，并适应了忍受亲朋好友的故去，他们扩大接触范围，与年轻人，特别是家人多多接触。再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比那些脱了钩的人更满足，心理更健康。

        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曾测量过不同年龄层次的智商，并发现了在成人向老年生活的转化当中出现了稳定的智商下降。可是，发展论方法显示，这是测试引起的人工结果，而不是现实。老一辈人接受的教育普遍较少，与测试的经验也少些，年轻的一辈两者机会都多些。在长时期内测试和重新测试同一批人的纵向研究发现，在70岁以前并没有明显的智力减退，而有些人，只在80岁以后才有一些并不严重的减退，只要他的大脑没有得病，或者没有其它严重的身体毛病。

        在中年晚期和以后，许多人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减退了，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在50岁以后，其记忆力的确有缓慢的下降。尽管这使很多有记忆力减退毛病的人大为吃惊，可是，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说一定就会得阿尔兹海默氏病。这只是轻微的变化，直到80岁以后才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通过助记术和其它一些方法的使用，减除过量的药物使用来加以改善的。

        发展心理学也许看上去完全成熟了。它包容了人类的一生，对变化的原因采取了更广泛的看法，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发育的确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

        尽管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有不止一种阶段论，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理论，还有更多的次要理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共同的，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彼此不同。生命周期发展心理学实际上不是一种察看受试者的理论，它是一种方法，可以同时容纳和综合不同的理论。也许，它永远也不能超出这个范畴，如在本章多次说过的一样，发展心理学是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它可能需要一连串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总括一切的理论。

        这并不是说要诋毁发展心理学，自然科学的王后物理学就有同样的限制。许多物理学家都相信，有一种理论可能解释物理学中的四种力（原子核里面的强力、约束某些粒子的弱力、电磁力和引力），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或者，也许任何统一性的解释都会超出思维之眼的范围，就像无线电波是人眼本身所不能看见的一样。

        当心理学还是哲学家们所考虑的问题时，各种理论看上去都能解释一切；当它成为一门科学时，已经很难构架总括一切的理论了。很明显，这个领域越是科学，人类能够设计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性心理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小，哪怕在心理学中最大的分支——发展心理学中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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