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

        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 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热心。而且，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 位马上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 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 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毒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美丽花样、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西沉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不妨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个丘陵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辽阔的松林，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断断续续的石垣，头顶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原始，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妙透了？”

        我们的卧房邻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整齐地列出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遭小偷光临，吐温先生为了免于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干脆明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自己去拿吧！这种作法很合乎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惟恐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沉闷，因此常说些笑话来逗乐大家，他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天赋，每句话都那么生动有趣。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这头，一会儿到餐厅那头。有时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验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偷偷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我对琴声所引起的振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生一面弹琴，一面观察我的样子非常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磁砖，因此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可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早上约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多半穿着漂亮的晨裤，半靠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速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今天午饭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去散步，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愉快。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牵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沿途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在一条介于岩壁与小河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饱览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残留的岁月痕迹。

        走了一段不算短的山路，吐温先生感到有些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行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仍有一段距离，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的窄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差点摔跤。

        “从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尾随松鼠爬到树上去。”

        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不失其幽默的本色，谈笑风生依旧。可是路确实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是否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不必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访惶无计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我们得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盘桓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朗诵《夏娃的日记》给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人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过得特别快，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频频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幢在视线中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苍茫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了。

        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人事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乏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兀自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入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上课的时间。

        在我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 ”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勉强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此我的声音必可练得更美妙，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声。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 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犹如射出一发大炮，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地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过，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富翁，也有穷人，乃至于盲、聋、哑等种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有许多听众跟我一样是不幸的人时，就极力想法安慰、鼓励他们。

        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去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的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像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令我着急的是，自己虽然经过一段时期的巡回演讲，可是在说话的技巧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我自我感觉发音不够准确，以致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或者单调而且低沉。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想强调某句话，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会想到自己的演讲是多么糟，而且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掩盖，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也因为如此，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令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是非常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论听懂多少，总是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有些人还特地上前用话来鼓励我。

        我的演讲固然是十分笨拙，不过莎莉文老师的演讲相当精彩，她多半是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由于她的口才很好，因此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连我都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所感动，甚至忘了拍手。

        起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就逐渐扩大范围到较远的地方去。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当我们抵达华盛顿时，正值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所以联合通讯社便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报导给读者们，于是我得以亲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一个多云的日子，阴天是阅兵最理想的天气。这一天，华盛顿市区内热闹非凡，大家都往高处跑，希望能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佳位置。行进中的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兵士个个都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军乐队走在了最前面，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一切是如此热烈、欢欣，我当时不禁想着：“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卷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只要身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不料，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却毫无办法！

        是的，我哪有能力去阻止呢？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 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 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 月3 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 至1.5 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 毛钱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 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 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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