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
第一章
指定集合地点是巴黎。我们之中能经受住一开始的拷问和随之而来的严酷训练的人所得到的报答，就是被派到非洲去拿我们的生命冒险，并且希望能救别人的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芝加哥以东的地方。
飞机在破晓时到达巴黎。在1万英尺之下，城市正开始醒来，像一个丰美的妇人在黎明的曙光中拂去惺松的倦怠。
一个小时之后，我把行李在机场寄存好，蹦跳着出了地铁，来到了圣日耳曼德普雷的中心，那里震响着交通高峰时的具体音乐①。
①具体音乐，一种将自然音响录制后加以剪辑而成的音乐，此处指喧闹声。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手表，只有15分钟了。我又最后查了一遍街道图，然后像疯了似的向位于圣父街的国际医疗队总部跑去。那是一幢峻拒革新的古建筑。
我跑到总部时满头大汗，但是没有迟到。
“坐下，希勒大夫。”
暴躁的宗教法庭庭长式的审问者弗朗索瓦·佩尔捷长得和堂吉诃德①简直一模一样，连那一小络胡子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衬衫，几乎一直敞开到肚脐眼。还有就是那根垂在干瘦的手指间的香烟。
①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作中的主人公。下文中的桑丘·潘沙为其仆人，杜尔西内娅则是其心目中的情人。
再般配不过的是，他身旁一边坐着一个正在歇顶的桑丘·潘沙式的人物，在往一本拍纸簿上使劲写着什么，另一边坐着一个30刚出头的胖胖的荷兰女人（是杜尔西内娅吗？）。
从口头审查一开始，就可以明显感到弗朗索瓦对美国人气不顺。他认为从核废料到高胆固醇等一切人类的坏事都应由他们负责。
他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充满敌意的问题。一开始我有礼貌地、在行地回答着，但当我意识到这种问题没完没了的时候，回答便开始带上了挖苦的口气，心里琢磨着回芝加哥的下一次班机不知什么时候起飞。
几乎一个小时以后，他还在就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盘问我，譬如说，越南战争时期我为什么没有把征兵卡烧掉？
我的回答是反问，当法国人在我们之前在越南打仗时，他有没有烧掉他的征兵卡？
他很快改变了话题，我们继续着令人不快的相互炮击。
“希勒大夫，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埃塞俄比亚在哪儿？”
“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力，佩尔捷大夫。”
“如果我告诉你，我面谈过的另外三个美国人认为它在南美洲呢？”
“那么我就会对你说他们是些笨蛋，你压根儿就不该跟他们费劲。”
“两点都说对了。”这时他一跃而起，开始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身连珠炮般说道：“设想一下你是在一个破败的野战医院里，在非洲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你所熟悉的任何文明事物。你怎样保持不失去理智？”
“巴赫①。”我眼睛都没眨地回答道。
①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出生于音乐世家，其四个儿子也均为作曲家。
“什么？”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者他的任何一个亲属都行。我每天一开始都是先来50个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和两三个振奋精神的变奏曲及赋格曲。”
“啊，不错，从你的履历表上我看得出来你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呢，可惜我们的诊所里不包括钢琴。”
“那没关系，我能在脑子里演奏，照样感到很兴奋。我有个练习用的键盘可以带上。它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能保持我手指灵敏，同时音乐能保持我心灵健康。”
那天上午我似乎第一次让敌意的电流短了路。他现在还可能向我扔出什么样的石头？我的头脑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好，”他沉思道，一面上下打量着我，“你还没有垮。”
“听起来你很失望呀。”
弗朗索瓦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又问道：“那么肮脏、饥饿和可怕的疾病呢？”
“我一年的实习都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过来的。我想我能经受住任何可以想像的可怕的医疗场面。”
“麻风病呢？天花呢？”
“我得承认在密执安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病的具体病例。你是不是想撵我走？”
“有点儿。”他不得不承认道，一面密谋似的向我更近地弯过身来，送过一阵特别难闻的烟味。“因为如果你会被吓跑，那么在这里跑要比在非洲中部跑好得多。”
这时，那个荷兰女人决定要说话了。
“告诉我，你本可以到公园大道住户的家里去给人看病，为什么却要到第三世界去？”
“说想要帮助别人会给你什么印象？”
“预料之中，”桑立一面记录一面评论道，“难道你就找不出什么新鲜的话吗？”
我的忍耐力正在迅速消失，火气直往上冒。
“坦白地说，你们真让我失望。我原以为国际医疗队里全都是利他主义的医生，而不是讨人嫌的挖苦人的角色。”
三个审问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弗朗索瓦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性呢？”
“不能在这儿做，弗朗索瓦，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反击道。此时此刻，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的两个奴才大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这也回答了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马修，你很有幽默感。”他伸出手来说，“欢迎人伙。”
到了这个份上，我可不敢肯定说想人伙了。可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又给折腾了这么半天，想想还是先接受下来，至少考虑考虑再说。
为赴厄立特里亚而进行的三周培训后天开始，因此我有48小时可以看看巴黎的壮观景象。
我住进了他们为应选人预定的位于左岸的便宜低级旅馆里，认定它挺有气氛。我敢肯定，这是那种每个房间都像个阁楼，床的每根弹簧都吱嘎作响的小旅馆。也许弗朗索瓦选这个地方是为了锻炼锻炼我们，为面前的旅行做准备。
我弟弟对我说过，在巴黎不可能吃到糟糕的饭菜，他算是完全说对了。我在一家叫小锌馆的地方吃饭。在那儿，你从楼上陈列着的各式各样奇异的甲壳类动物中挑选食物，然后他们给你送到楼上享用。如果我有胆量问一问我吃的那些东西的名字，说不定就不会觉得那么好吃了。
那两天的生活对我是个极大的震动。要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看遍巴黎的艺术宝藏就像想一口吞下一头大象。但我拿出了全部力量。从天一亮起直到天全黑，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吸纳着这座城市。
在他们把我踢出罗浮宫、锁上大门以后，我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很快吃了晚饭，然后沿着圣米歇尔大道漫步，一直走到累得只有力气回到房间里去和蟑螂做伴为止。
当我仿佛是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我到巴黎后一直在追赶着我的时差终于一把抓住了我。
我刚刚脱下鞋子倒在床上，便堕入了到达巴黎后的怠情状态。
当然，我记得那个确切的日期：1978年4月3日，星期一。然而它的开始和任何一个早上一样：我刮了胡子，淋过浴，挑了一件最凉快的衬衫（蓝色短袖开衫）穿上，然后到圣父街厄立特里亚行动组去。第一天。
此时我已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强化了自己的观念，准备好应付一切。
除了等待着我的情感伏击。
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端着纸杯装的咖啡在聊天。弗朗索瓦在喷烟的间隙把我介绍给四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两个荷兰人，其中一个戴着一顶像个十加仑的桶似的帽子，这人将要干大多数的麻醉的活儿（别间我这两者间的联系）。
还有西尔维亚。
我停止了呼吸。她是一首没有字的诗。
她的一切都是优美的。她的脸和美杜莎①的正相反，看一眼就会把你化成果冻。
①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能将看她的人变成石头。
她穿着牛仔裤、t恤衫，没有化妆。长长的黑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式。但这并没有骗过任何人。
“不要因为西尔维亚的外貌而对她抱有成见，马修。她是个非常机灵的诊断专家，因此尽管她爷爷是个纳粹，她父亲引发肺癌，我还是挑上了她。”
“你好，”尽管缺氧，我还是说出了话，“我能明白爷爷的罪过，可是什么会使她的爸爸致癌呢？”
“很简单，”弗朗索瓦咧嘴笑道，“他的姓是达历山德罗。”
“你是指意大利汽车制造商法玛公司的头头？”
“就是。公路和小道的头号污染者，还不说他们所产生的化学废料……”弗朗索瓦似乎是带着一种变态的喜悦在传递着这个消息。
我看着她问道：“他是不是又在作弄我？”
“他无此罪过，”她承认道，“不过注意，这位当今的圣徒路加①忘了提到，我那在生态保护问题上有罪的父亲战争期间是和美军一起作战的。你是什么地方的人，马修？”
①圣徒路加，基督教传说人物，据信为《圣经》中《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行医为业。
“碰巧也是一个汽车之都，密执安州的迪尔本市，只不过我的姓不是福特。”
“你真幸运。出身于一个知名的、在我的情况下又是臭名远扬的家庭，有时是件很讨厌的事。”
弗朗索瓦指着我恶作剧地对她吐露道：“对了，西尔维亚，你要小心这个家伙，他想让人认为他是个单纯的土包子，其实他正经是个钢琴家，而且会说意大利语。”
“真的吗？”她看着我，这一点好像给了她挺深的印象。
“可远不如你的英语流利。不过如果你选修音乐，就很需要会意大利语。”
“啊，你喜欢歌剧吗？”她急切地问道。
“喜欢。你也喜欢吗？”
“喜欢得要命。不过你要是出生在米兰，长大就迷两件事，足球和歌剧，《斯卡尔西阿塔》以及拉斯卡拉歌剧院。”
“还有《斯卡洛潘》。”我补充道，颇为自己能和她说的押上头韵而得意。
这时弗朗索瓦大吼道：“现在大家坐下闭上嘴，喝鸡尾酒的时间结束了。”
顿时玩笑停止了，在场人的思想都集中到了治病上来。我们每人找了个位子坐下（西尔维亚和另外两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
“让我来预测一下，”弗朗索瓦劲头上来了，“现在还没有讨厌我的人到了现场一个星期就会对我恨之入骨。那里会十分炎热、紧张、危险。那里的条件是你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次内战之前，埃塞俄比亚已经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年人均收入90美元。人民生活在没有尽头的饥饿状态之下，连年的干旱使情况更为严重，完全是场噩梦。”
他吸了口气，又说道：“现在，我们从传染病开始。”
国际医疗队第62号项目正式开始了。
我觉得，事关女人时，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她们刚一对我表示兴趣我就会开始逃走。在巴黎的那天上午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不是西尔维亚，而是丹妮丝·拉加尔德。
她是来自格勒诺布尔的一个活泼、机灵的内科医生，正如法国人十分形象地形容的那样，她“有个装备得很好的阳台”①（一个人这么快就能学会重要的词汇，真令人吃惊）。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她看上去都会让人谗涎欲滴。
①该短语往往被用来形容长得丰腴肉感的女人。
我们全都到一家饭馆去吃晚饭。信不信由你，那儿有二百多种奶酪。在平常情况下，我就会觉得是在美食的天堂里了，可是那天我的味蕾和我的其他感官一样，全都麻木了。西尔维亚对我的初始冲击就有这么强烈。
丹妮丝设法坐到了我旁边，不顾一切地挑逗我。三个小时以后，当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她毫不害臊地坦率地低声对我说道：“我觉得你特别有魅力，马修。”
我报以同样的称赞，希望不会导致我几乎肯定它将导致的结果。
“你愿意我带你逛逛巴黎吗？”
不幸的是，我的回答很不策略。“谢谢，丹妮丝，我已经逛过了。”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这样我树立了第一个敌人。
西尔维亚从没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她像个穿着彩衣的风笛手，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敬慕她的男男女女包围着她。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她处在十分严密的护卫之下，给人以一种凶险的感觉。
第一个星期五那天，我碰巧到得比较早。当我无意间向窗外看去时，西尔维亚进入了我的视线。她正优雅活泼地沿街走来，进了这幢楼。我正欣赏这一景象时，却注意到除了通常的一群仰慕者之外，在她身后约100码之遥还跟着一个胸宽体阔的中年男人。我产生了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觉得他是在盯她的稍。自然啦，这可能只不过是我的想像，所以我没有提这件事。
在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我同意，这不太法国化），我们都在附近吃些夹心面包。西尔维亚到街上去买报纸。在我们就要开始下午的活动时，我看见她走了回来。我注意到在街上稍远的地方，同一个人很明显地在专注地盯着她。
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决定警告她。
下午的活动结束以后，当一部分人回我们称之为“希尔顿白蚁窝”的旅馆去时，我大着胆子问西尔维亚，她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喝点什么，简短地谈一桩私事。
她挺友好地答应了，于是我们来到隔着两个门的一家小酒店。
当我两手各端着一杯白葡萄酒挤进狭窄的分隔间时，她微笑着说：“我说，怎么啦？”
“西尔维亚，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肯定有安排了，我尽量快点说。我不想使你……”我犹豫了一下，“不过我觉得有人在跟踪你。”
“我知道。”她毫不担忧地说。
“你知道？”
“向来都是这样。我父亲怕我会出什么事。”
“你是说那家伙是你的保镖？”
“可以说是吧。不过我宁愿把尼诺看做我危难时的救星。可爸爸并不是瞎疑心，我很遗憾地说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啊，天哪，我恐怕是惹麻烦了。突然我想起许多年前读到过她的母亲被绑架杀害的报道。那是条世界性的新闻。
“嘿，”我道歉地低声说道，“对不起我问了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回组里去了。”
“干吗这么急？咱们把酒喝完，聊会儿天。你看NBA的篮球赛吗？”
“不常看。你知道，你要是个住院医生，就会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睡觉。你为什么要问呢？”
“哦，法玛公司有自己的职业篮球队参加欧洲职业队联赛。每年我们吸收从NBA下来的球员。我原希望你也许会注意到底特律活塞队有没有哪个队员不那么冲了，可是还能在乙级联赛中打上几个赛季。”
“听我说，我去请教个行家。等我给我弟弟蔡兹写信的时候我问问他。他绝对是个球迷。”
“这是我到了非洲会想念的一件事。每当球员们在英国打球的时候，父亲就会飞过来，带我去看球。”
“在看球的间隙里你在英国干些什么？”
“母亲去世后我在那儿读了将近10年的书，我甚至在剑桥拿了医学博士学位。”
“啊哈，怪不得你有上层社会的口音呢。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不过很可能是小儿外科一类的，要看我的手灵不灵了——这一点我很快就会知道的。你呢？”
“一开始我也被手术刀所吸引，可是我现在真的相信几年之内手术刀就会过时了，会被各种基因技术所取代。我希望最终能搞基因技术。因此从非洲回来以后，我可能去读分子生物学之类的博士。不过我很盼望这次去非洲的冒险。你也是吧？”
“呃，这话就我们两个之间说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得了。”
“别担心，你有这么多不利于你的条件，如果弗朗索瓦觉得你对付不了困难局面是不会选中你的。”
“希望如此。”她喃喃道，声音里仍带着一丝怀疑。
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她那无懈可击的外表之下，时而会有小小的疑虑之萤火闪现。知道她也是个凡人太好了。
在我们走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尼诺靠在停车记时器上，正在“看”报纸。
“对了，西尔维亚，他也跟我们去厄立特里亚吗？”
“感谢上帝，他不去。实际上，能真正独立生活对于我来说将是种全新的经历。”
“如果我这话能有什么作用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我会在那里保护你的。”
她好像真的很感谢我的话。她对我一笑，这一笑摧毁了我防止自己真正爱上她的一切免疫功能。
第二章
训练的第二周末尾，歌剧院里出现了一生难遇的大事：富有传奇性的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丝将最后一次在中扮演薇奥列塔。这样的机会我决不能错过。我的行为有点幼稚：我装作身体不舒服，提早离开了讨论会，去排队看是不是能买到站票。
不用说，我并不是巴黎及其附近唯一想看卡拉丝演出的人。我前面排着的人似乎足以塞满剧院两千多个座位中的每一个位于。然而我仍提醒自己，我一生清白，如果我的美德早晚会得到报答的话，这就是最合适的时候了。
我心里的祈祷灵验了。6点半左右的时候，正在队伍只挪动了大约20个人、情况看来越来越不妙之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
“马修，我还以为你病了呢。”
被当场戳穿！我回过身去，发现不是别人，正是完美小姐。
她一改工作日时朴素的发式，让卷发垂泻在肩膀上。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黑礼服，腿部比平时穿牛仔裤露出的要多得多。总之，她简直漂亮极了。
“我没事，”我解释道，“就是想看卡拉丝演出。不过我正在因为逃学受到惩罚，看来我是看不上的了。”
“啊，那就和我一起看吧。我父亲的公司在剧院有个包厢，今晚就我自己一个人。”
“我非常愿意。不过你不觉得相对于你来说，我穿得有点太‘考究’了吗？”我答道，同时指指自己磨薄了的斜纹粗布衬衫和灯心绒长裤。
“你又不上台，马修。只有我看得见。快，咱们可不想把序曲结错过了。”
她拉着我的手，带我穿过大群虎视眈眈的没票的对手们，踏上宏伟的大理石阶梯，进入令人惊羡的用一排排红、蓝、白、绿大理石建造的有拱顶的门厅。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是唯一没有穿晚礼服或燕尾服的男人。不过我自我安慰道，我是个无形人。我是说，当我身边有个米兰的维纳斯①时，有谁会注意到我呢？
①米兰的维纳斯，1820年在米诺岛发现一尊公元前150年安条克一位雕塑家所作的维纳斯雕像，被称做米诺的维纳斯，作者所称“米兰的维纳斯”即源于此。
一个穿制服的青年侍者领我们沿着一条寂静的走廊来到一扇木门前，门内是间大红丝绒的包厢，往下看是挤满了高尚庶民的深谷和高大的幕前拱顶，中央是歌剧院那著名的神话般的枝形吊灯，挂在全色镶边、由夏加尔①绘制着歌剧和芭蕾中最著名的题材（似乎主要都是些情人们）的天顶上。
①更加尔（1887-1985），犹太画家，生于俄国，一生画了大量油画，并为许多文学名著画插图。1964年他为巴黎歌剧院画了新天顶画，1966年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新馆创作了两幅大型壁画。
当乐队在我们下方调音时，我确确实实到了天堂里。我们坐在前排的两个座位上，一瓶半瓶装的香槟酒在恭候着我们。我利用起自己多年当饭馆招待的经验，一滴不洒地给我们各倒了一满杯酒。我得体地祝酒道：
“为我的东道主……”我开始说，“米兰汽车制造公司，”然后补充道，“以及厂方最亲近的人们干杯。”
她欣赏地大笑起来。
灯光开始变暗时，熊一般的尼诺（也穿着无尾晚礼服）进了包厢。
他悄悄地坐在后面。尽管他仍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我却在想，不知他是不是也在期待着歌剧的开始。
“你熟吗？”
“一般吧。”我谦虚地说，“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关于的论文。昨天下课以后我弹了大约一个小时里面的名曲。”
“啊，你在哪儿找到的钢琴？”
“我就是装出在‘大师之声’买东西的样子，把乐谱从架子上拿下来，开始在他们的一架斯坦韦牌钢琴上弹了起来。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大门。”
“我要在那儿才好哪。真希望你事先对我说一声。”
“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反正你要是真想去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去。经理邀请我随时去。”
“你保证，马修。”她举起酒杯，好像要先谢谢我。即使在灯光正在暗下来的剧场中，她的微笑也光彩照人。
开场大合唱《让我们举起欢乐的酒杯》再恰当不过地反映了我的心胄尽管我陶醉在卡拉丝的舞台魅力之中，仍不断偷偷看上西尔维亚一眼，从容不迫地端详她的侧影。
半小时后，女主角独自站在台上唱《也许就是他》，尽管她有过多次恋情，但她意识到，和阿尔弗雷多的关系是她平生第一次真正堕入爱河。
卡拉丝非常激动，她以自己独特的表现力传递出了薇奥列塔倾心爱恋之深刻程度。在西尔维亚转向我，与我分享这一时刻时，我心里竟大胆地在想，她曾否经历过这同样的感情，如果经历过的话，和谁。
当第一幕结束，大幕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时，另一个仆人端着鱼、肉、奶酪等开胃饼干和香槟酒走了进来。作为客人，我觉得应该在智力上做出点贡献，便发表了一个颇为学究气的评论。
“你意识到没有，在整个第一幕里，音乐没有过任何停顿，没有宣叙调，直到《也许就是他》之前，甚至都没有真正的咏叹调？”
“我根本就没有注意。”
“妙就妙在这儿。威尔第真是绝顶的聪明。”
“显然我今晚的同伴也是一样。”
灯光再度暗了下来，悲剧开始发展。
几分钟后，当薇奥列塔意识到自己厄运临头时，铜管乐器部发出了雷鸣般的和声，《上帝啊，这样年轻就要死去》。最后卡拉丝昏了过去，苏醒后刚刚有时间用难以置信的高降B调唱完后马上力绝而亡。
观众完全被迷住了，他们屏住气息，生怕破坏了这气氛。然后，当阵阵掌声涌成崇拜的狂涛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正握着西尔维亚的手。我看了看她。她泪流满面。
“对不起，马修，我知道我这样很傻。”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必要感到有什么歉意。我自己也觉得眼睛有点湿润。
我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没有动，我们就这样一直到大幕最后落下。
据我的记忆，这位著名女歌唱家在仰慕者起立表示敬意之时，一共单独谢幕14次。我出于自私的理由在鼓着掌。只要赞扬与花束不停地飞向卡拉丝，我就能在这片时间的绿洲中和西尔维亚独处。
当我们终于走出剧院时，尼诺已经在等着了，并不引人注目，但能看得到他。
西尔维亚挽住我的胳膊，提议说：“咱们走走好吗？”
“好啊。”
她向保镖做了个难以觉察的手势，我们便开始在夜巴黎的街道上漫步。时而，我们经过灯光明亮的露天餐馆，里面坐满吃夜宵并在用“欢乐的酒杯”祝酒的歌剧观众。我们两人仍沉浸在卡拉丝艺术的魅力之中。
“你知道，她的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声音，”西尔维亚评论道，“还在于她能赋予人物以可信的生命。”
“对，我是说，特别是当你想到威尔第原来的女主人公体重几乎有300磅时。我不是在开玩笑。在她死亡的那一幕，观众也死了——笑死了。可是卡拉丝即使在她这个年纪仍能以一个虚弱的少妇而不是一个女相扑手的形象出现。”
一阵赞赏的、花腔女高音般的笑声。
我们走完了圣奥诺雷大街，我提议叫一辆出租车——或者叫来开着辆标致牌汽车（不是法玛汽车）以2英里的时速谨慎地跟着我们的尼诺。但是精力仍然充沛的西尔维亚坚持要一直走回去。
我们在从第九桥过塞纳河前，在附近的一张凳子上坐下休息了片刻。从此处看去，城市像一道地上的银河，从四面八方伸向无穷的远方。
当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时，我的心里在斗争着，要不要与她分享自己纷乱的思绪。我们相互间有足够的了解吗？我没有把握，但我还是冒了冒险。
“西尔维亚，总是会使你哭成那样吗？”
她点点头。“我想意大利人比较多愁善感吧。”
“美国人也一样。但是我发现，我总把舞台上看到的痛苦和自己生活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回忆过去痛苦的借口。”
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我母亲的事？”
“知道。”
“你知道，今天晚上——在台上——当医生宣布薇奥列塔死了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起了父亲对我说同样这些话时的情景。不过我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哀伤找个艺术性的借口。我仍然非常想念她。”
“这些年你父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
“其实，他根本没法儿应付。我是说，都快15年了，可他还是像个沉在水里的人。偶尔我们会谈起这事，但多数时间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就那么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远离他人。”
“也包括你吗？”
“我想特别是我。”
我在想这个话题对于她是不是过于困难了，但这时她自愿说了下去。
“我那时只是个小女孩，所以不太能体会她的一切——《晨报》的第一位女主编，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且非常勇敢。要能无愧于她可不容易。不过我宁愿认为她很高兴我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或至少正在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该用假惺惺的陈词滥调来回答她，还是说出心里的真正想法——故去的父母只活在子女的心灵中。
她叹了口气，出神地凝视着水面。她的痛苦显而易见且可以感触得到。
“嘿，”片刻后我说道，“真对不起，也许我根本不该提起这件事。”
“没关系。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仍有谈论这事——谈论她——的要求。结交新朋友提供了一个易于接受的借口。”
“希望如此，”我轻声说道，“我是说我希望我们会成为朋友。”
她的反应一时有些羞涩，然后回答说：“当然。我是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她的口气突然变了。她看了一眼表，匆匆站起身来。
“哎呀，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为了明天上课，我还有两篇文章要读呢。”
“哪两篇？”
“斑疹伤寒。”我们开始急匆匆地离去时她答道。
“啊，”我装腔作势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你，大夫，在那个术语中其实包含三种疾病——”
“是的，”她立即说道，“时疫、布里尔氏病①和鼠伤寒。”
①布里尔氏病，以美国医生内森·布里尔命名的一种急性热病，被认为是斑疹伤寒病人痊愈后的轻度复发。
“很好。”我说，也许无意中带着居高临下的口气。
“得了，马修，你好像很难相信我上过医学院。”
“是的，”我高兴地承认道，“难极了。”
当她转向我微微一笑，说“今晚过得非常愉快，谢谢你”时，天已经快要亮了。
“嘿，那本该是我的台词。”
片刻尴尬的停顿——按照惯例我们这时应该互道晚安后分手，但她却腼腆地说道：“我注意到歌剧也深深打动了你，从你今晚说过的话来判断，不知我这样想对不对……”
我打断了她的洞察结论。“对。”即使仅仅说这么一点仍使我感到痛苦。“是我的父亲。我以后再告诉你。”
然后我轻轻地吻了吻她的双颊，回到房间里去进入自己梦境的深处。
第三章
我爱父亲，但也因他而感到羞耻。从我开始记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感情动荡之中。他不是“在世界之颠”就是被世界所压倒。
换句话说，不是烂醉如泥，就是清醒得令人痛苦。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哪种状态，子女都无法和他接近。和他在一起我简直无法忍受。对一个孩子来说，再也没有比有个失去控制的父亲或母亲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而亨利·希勒就是个极端失去控制的人——不带降落伞就从责任的高空一跃而下。
他是密执安州迪尔本市卡特勒两年制专科学校的文学助理教授。我认为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自我毁灭，而且他似乎极其擅长于此。他高明到就在要获得终生任教权的前几个月让系里发现他酗酒。
妈妈和他对小弟弟蔡兹及我解释他这一工作变动时说，父亲想把全部时间集中用来写作。他是这样说的：“许多人只是梦想要写出那本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巨著，但需要有真正的勇气才能在没有职业这张安全网的情况下投身其中。”
另一方面，母亲却并没有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宣布她将承担管家和养家的双重任务。
既然丈夫“工作”到深夜，她便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给我们装好午餐，开车送我们上学，然后去医院上班。她原来是外科护士长，但现在由于她需要弹性工作时间，就自己降职做了流动顶班护士，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到哪个部门干。
这证明她是个多面手——同时也证明了她的忍耐力。为了后半个下午可以不上班——把我们从学校送到各个朋友家，送去看牙医，以及上我那至关重要的钢琴课——作为交换，她晚上得回去工作好几个小时。遗憾的是，这不算加班。
她照顾着我们大家，可有谁照顾她呢？她永远疲劳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深的黑圈。
我努力尽快地长大，好担起我的一份担子。一开始蔡兹年纪太小，不明白在发生些什么事。我尽我所能不让他了解真相，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把他和爸爸的接触减到最少。
我10岁时对妈妈建议说，为了减轻她的一些压力，我退学去找点活干。她大笑起来，由衷地觉得又有趣又感动。但是她解释说，法律要求儿童接受教育，至少要到16岁。而且不管怎样，她希望我能上大学。
“那么，你能不能至少教教我怎么给大家做晚餐？这能给你帮点忙，对不对？”
她向我俯下身来，把我紧紧搂住。
不到一年，我得到了这份差事。
“向厨师致敬。”我第一次努力之后父亲快活地说。
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每当父亲晚餐时“心情好”，他就会详细地讯问蔡兹和我关于学校的功课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这总让我们感到特别别扭，所以我就想到扭转形式的一招，鼓励他谈谈他自己那天写的东西。因为，即使还没有写在纸上，他也会仔细考虑过他的题目——“英雄之概念”——说出值得一听的想法来。
确实，多年以后上大学时，我的一篇比较阿基里斯①和李尔王②的论文得了A，那篇文章几乎和父亲那些较为令人感奋的一次夜课中的内容一模一样。
①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除了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
②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公。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看到他曾经一定是个多么能激励人的老师，后来我开始懂得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逃避了生活。然而，作为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所谓专家，经典巨著的伟大使他胆怯，最后放弃了创作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啊。
弟弟年纪不大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家与众不同。
“他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去办公室上班？”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的脑子里。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他承认道，“我是说，他的脑子付给他钱吗？”
这孩子开始让我心烦了。
“闭上嘴，要么去做功课，要么就削土豆。”
“为什么要你来对我发号施令？”他抱怨道。
“我猜是我运气好。”没有必要对他说出他不得不靠我做代理爸爸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的负罪感。
当炉子上炖着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炖着解冻食品的时候，我会挤出半个小时练钢琴。我欢迎这种逃遁。
现在想想，在那些年里如果能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就好了，因为我有时觉得，没有和迫而本的少年们在运动场上浑身臭汗中结了友谊是个遗憾。不过上中学以后，我在一切集会场合演奏，是唯一一个能和运动好手们竞争最漂亮的姑娘的人，这也是种补偿吧。
钢琴是我统治下的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在那里我是个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它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乐的源泉。
在我们家，晚餐通常用不了多久——吃通心粉和奶酪能要多少时间？吃完最后一口，父亲就消失了，留下对菜单的一句夸奖，让儿子们去清理厨房。
蔡兹和我收拾完餐具之后，就在桌旁坐下，我辅导他算术。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问题，看来是不服管教，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老师波特先生已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了。这封信让父亲给截住了，信的内容使他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处理此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蔡兹？”
“没事，没事，”弟弟申明道，“那家伙和我过不去罢了。”
“啊，”父亲说，“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傲慢的市侩。看来，我得去趟学校，让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爸，你不能去。”
“对不起，马修，”他眉毛一扬冲着我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事实上，我想明天就去见这个波特先生。”
我担心极了，妈妈很晚从医院回来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显然觉得毫无办法，“咱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四章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①到乔纳斯·索尔克③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①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②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晚饭。”
“那不是条件，而是享受。咱们什么时候见？”
“7点在旅馆大厅里。”
“好。穿什么样的衣服？”
“非常漂亮的，”我迅速答道，“回头见。”
她像向好友告别那样向后对我摆了摆手，便加入到了那群等着她一起回去的崇拜者之中。
那晚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不敢肯定她有没有换过装，但仔细一看，我注意到她穿的牛仔裤是黑的而不是蓝的，t恤衫上没有公司的标识，而且似乎更贴身。根据她的标准，她算是戴了首饰了：一条小小的珍珠项链。
我自己的衣着改善成了一件当天下午在拉菲特商场买的浅蓝色套头衫。
吻过我的两颊之后，她立刻问我是否记得带上我们的功课。我指指我的航空手提包，表示里面不是我的脏衣服。
我们走出门口时，她平淡地说道：“我定好了卢德夏饭店。”
“很抱歉，”我维护着自己的独立，申明道，“我已经在小锌馆定好座位了。我告诉过你今晚是我——”
“没矛盾，马修，饭店只是为你的音乐会定的。”
什么？全区第一流的饭店？我真不知道该感到得意还是生气，但我决定先不做判断。我拉着她的手向拉斯柏伊大道走去。
但当我们走进那豪华的大厅时，我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在，而在走进那高大、有着无数镜子、另一端放着一架盖子敞开的大钢琴的舞厅时，我简直吓坏了。
“你是不是也租好了听众？”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别傻了。而且我也并没有‘租’下这地方。”
“你是说我们是私闯进来的？”
“不是。我只是给饭店经理打了个电话，很客气地请求他准许。他一听说你是谁，马上就答应了。”
“我是谁呢？”
“国际医疗队里一个热情的钢琴家，就要去到国外一个离最近的钢琴也有好几千英里的地方。你的献身精神使他十分感动。”
我的心情从小调①转成了大调。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突然间充满了要在那架钢琴上弹它个淋漓尽致的欲望。
①小调，西方音乐中小调多为悲伤的，忧郁的，哀怨的。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个托盘，上面有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你叫的？”我问道。
她摇摇头，看了看说：“有张卡。”
我打开封套念道：
亲爱的医生们：
祝你们音乐之夜快乐，望你们知道，到处人们都钦佩你们为世界上不
幸的人所带去的“和谐”。
祝二位旅途愉快。
经理路易斯·贝热龙
“你对他说什么了，西尔维亚？说我是阿尔伯特·施韦策①吗？”
她大笑。
①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风琴家，赤道非洲的传教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不是？”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坐了下来，手指开始在键盘上跳动起来。模型键盘看来挺起作用。
“嘿，”我快活地说道，“这架琴刚刚调过音。”
我那唯一的听众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舒服地坐好以后，我开始弹巴赫的《降B调第对号序曲》——表面看来非常容易的一只曲子，可以很好地热身而不会出问题。除了4小节之外，这位大师每只手同时只用一个音符，但其特点是，那正是最恰当的一个音符。
当我刚把手放在琴键上的时候，我感到一阵颤栗。我已经快有3个星期没有碰过钢琴了，有着重新与之结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欲望。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钢琴是我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弹着弹着，我的存在越来越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
我事先并没有考虑好演奏的曲目，就让自己的心灵指挥双手。在那一刻，它们很想探索莫扎特的《K457号C小调奏鸣曲》。我感到极为轻快，奏起了乐曲开始那清新有力的八度和音。
我完全浸沉其中，忘记了西尔维亚的存在。渐渐地，我不再是个演奏者，而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另一个人的演奏。
这只曲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贝多芬的：有力而感人，包含着一种超越尘世的痛苦。
徐缓乐章弹到一半时，我已完全迷失了自我，像只在星际漂浮的宇宙飞船。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乐，以克制的激情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我听任自己的头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尽了。
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感觉如何，但我觉得快活极了。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走了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的额头。
几分钟以后，我们向饭馆走去。这时，圣米歇尔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欢声笑语，这最富于人情味的音乐，从餐馆和咖啡厅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们在楼下陈列的海味中挑选出要吃的东西以后，就走到楼上，侍者给我们开了一瓶家常红葡萄酒。西尔维亚端起酒杯，但没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终于她开始笨拙地说道：
“马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来自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身子俯过桌面，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说，“除了你刚才的演奏。”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弹得像天使一样。你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
“不对，”我纠正她道，“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
“可是你本来是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
我耸了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关键是，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给他弹巴赫，就得让他的健康恢复到能听才行。我是说，咱们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亚去的，不是吗？”
“当然，”她微带踌躇地说，“只不过我觉得——我是说——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突然我感觉到，在生活中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法玛公司及其产品一无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回回点了。我们要了咖啡，开始看第二天要学的疾病。
弗朗索瓦总是在后面的一个小间里接待仰慕者。这时他向我们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材料，然后装出蔑视的神气对我说：“你可真叫我失望，马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和一个像达历山德罗女士这样漂亮的姑娘约会，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流行病学上的。”
“一边去，弗朗索瓦。”西尔维亚装作生气地说。
他退了回去。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第二天那些复杂的材料看完一遍，里面还包括许多数据。
西尔维亚终于宣布说我们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换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再喝杯睡前酒？”
“当然，为什么不呢？何况这次轮到你付账了。”
这是很长的一晚，令人兴奋，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头睡觉了。
“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西尔维亚说道，“公司日本部的经理刚送给我爸爸一只很小的新录音机。你可以录几盘磁带，我们好带到阿斯马拉去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说，“既然将来我们的钱没什么用，咱们干吗不买点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带，比如说阿什肯纳齐①或丹尼尔·巴伦波姆的？”
①阿什肯纳齐（1937-），钢琴家，指挥，生于苏联，后来入冰岛籍。
“我喜欢你的演奏。”她坚持说。
“你还是尽量改掉这个习惯吧。”我劝她说。
我们离开了咖啡厅，开始慢慢走回旅馆。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她问道，“我是指弹钢琴。”
“你要我长说还是短说？”
“我不急。让我带你去面包房，我们可以给自己买点早餐，怎样？”
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爸爸会来参加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在百码短跑里胜过所有别的爸爸。不用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比赛的那天他总会“有点不舒服”。
有的时候他也会蹒跚地来到学校露个面，不过那时他就会作为个旁观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的操场上偶然看见他在校门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积极地使用体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术老师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贯注在打半场篮球，突然听见汤米·斯特德曼大声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阵毫无道理的激动。我以前从没有为父亲感到骄傲过。遗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汤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给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没防备，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挨打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正威胁地朝我父亲晃着手指头。
“这事不算完，你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楼里走，一面大声喊道。
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喊道：“嘿，马修，你看见我把那邪恶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吗？”
我沮丧极了。你无法相信我感到多么羞耻，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渗到地下去。
“爸，你于吗要这么做？妈求过你——”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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