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戴着蓝色鸭舌帽的背影缓缓回过头来。
“你回来啦？”他问。
我茫然地站着。
“为什么不开灯？”杜卫平离开了那把椅子，拧亮一盏黄灯，淹没了深深的蓝。
“你为什么在家里戴着帽子？”我恼怒地问。
他摘下帽子，帽子下面的头发理得很短。他摸摸自己的头，说：“今天把头发剪得太短了，感觉怪怪的，经过一家小店，便买了这顶帽子。”
我悲伤地凝视着他，恨他坏了我日复一日的希冀。
他无辜地看着我，我无声地打他身边走过，关上卧室的门，倒在床上，心里悲伤如割。我是发疯了吧？以为死去的人会回来看望我，相信有一首歌会永远唱下去，仿佛不知道世上的一切不可能重来。
那年除夕，在布列塔尼餐厅里，灯影摇曳，我坐在回转木马旁边。酒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韩星宇和他的朋友在我身边说着话，那声音却好像跟我隔着几个世界的距离，我的耳朵只有一片无声的荒凉。
直到韩星宇拉着我到外面看烟花，寒冷的空气袭来，我才从几个世界之外回到凄凉的现实。海上的小船向夜空放射烟花，一朵一朵的烟花在天际坠落，我看到的却只是苍白的颜色。
当最后一朵烟花在我身边坠落，我抬头望着韩星宇，一瞬间，我发现我从不认识他，我为什么会跟着这个陌生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林方文知道的话，会很伤心的。我什么时候背叛了我们的爱情？让他一个人流落在远方，被水淹没了。
我也许从未爱过韩星宇，我只是以为我可以爱他。
搜索队在两天之后放弃搜索了，林方文一直没有回来。当我们第一次提到这个遥远的小国时，谁又会想到竟是他魂断，也是我魂断之地？
他为我唱的，只能是一支挽歌吗？
“你好吗？”坐在我面前的韩星宇说。
我微笑点点头。我们在中区一家西班牙小餐馆吃晚饭，是分手后第一次见面。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时，我有点惊讶。
“忙吗？”我问。
“刚刚从美国回来，过几天要去北京。这两年来，好像都是在天空上度过。你呢？书店的生意好吗？”
“已经开始赚钱了。”
“那岂不是很快会变成小富婆？”
“那得要把‘面包树’变成连锁书店才有机会。”
“也不是没可能的。”
“这是我的梦想呢！”
“要是你想把‘面包树’变成网上书店，我很乐意帮忙。”
“会变成‘亚马逊’那样的网上书店吗？”我笑着问。
“说不定啊！”
“我们太现实了，见面都在说钱。”我说。
他笑了：“你还是住在以前的地方吗？”
“房子已经卖了，我现在住在书店附近，很方便。你呢？还是住在那个可以看到很蓝的天空的房子吗？”
“我常常不在香港，那间房子去年已经卖了。”
“那好啊！今年开始，房子都在跌价。”我说。
韩星宇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方形的铁盒子出来，那个盒子的颜色很鲜艳，上面印上一双古代欧洲男女谈情的图画。
“这是布列塔尼的名产‘丹特尔’蛋饼，苏珊寄来给你的，她以为我们还在一起。”他尴尬地说。
“喔。”我打开盒子，蛋香和奶香扑鼻，每一块蛋饼也用彩蓝色的玻璃纸包裹着，很漂亮。
“你还是惦念着林方文吗？”韩星宇温柔地问。
我无奈地笑笑，我很难说那是惦念，你惦念的人，或许还有重逢的可能吧？
“真希望有天看到你结婚、生孩子，我很想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也是神童。”我说。
“那是很遥远的事了。”他说。
本来我想告诉韩星宇，我认识他妹妹，可是，我突然觉得事情有点复杂，还是不要说的好。
我和韩星宇在餐厅外面分手，他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不是不好，他只是出现得不是时候，假如林方文没有出事，也许我仍然会跟韩星宇一起。可是，一瞬间，我又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傻了，好像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
我抱着饼干，走到“渡渡厨房”。门开了，我朝里看，杜卫平刚好走出来。
“我看看你下班了没有？”我说。
“刚刚要走。”他看到我，有点惊讶。
“那一起走吧。”他瞧瞧我怀里的饼干。
“是布列塔尼的‘丹特尔’蛋饼，朋友送的。”
“这个盒子很漂亮。”
“嗯！”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他问。
“谁说我生你的气？”
“你那天的样子很凶。”
我笑了笑：“你跟那个已经出狱的女孩子，还有见面吗？”
他摇了摇头：“希望她不要再生事吧。”
“如果让你选择，你会跟分手的女朋友再见吗？”
“为什么不？”他反过来问我。
“有时候，我会宁愿不见。分开许多年之后再见的话，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也许都在说工作，说房子涨价了或者跌价了，说些很现实的事情。永远不见的话，反而能够不吃人间烟火。相爱的人，可以见白头，分开了的情人，是不许人间见白头的。”我说。
“分了手的情人，能够成为朋友，甚至像亲人那样，不是很美好吗？”
“但是，他们都知道最美好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你只是害怕让旧情人看到你老去的容貌。”
“我的那一个，永远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他的。”
“你老了也应该不难看。”他说。
“你怎么知道？”
“美女的变化才会大一点。”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美女，老了也不会跟现在相差太远。”
“你是找死吗？”
“我是称赞你耐看。”
“你可以称赞我是耐看的美女。”
“我这样说，你会相信吗？”
“女人对于赞美她们的说话是丝毫不会怀疑的。”
他咯咯地笑了：“我以为你不是一般女人。”
“我也有很一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对年龄、青春和自己的容貌很敏感。”
“好吧，你老了的时候我不会说你老了。”
“假如我自己说呢？”
“那我便说：‘是吗？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笑了笑：“那一言为定啊！”
旧情人是应该永不相见还是有缘再会？也许，谁都希望那永不相见是可以选择的永不相见，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乍然诀别。
最后一支歌唱完了。舞台上的灯一盏盏熄灭，葛米儿站在升降台上，慢慢地沉下去，最后在舞台上消失了。
观众热情地叫“安哥”，这样的“安哥”连续叫了七、八分钟，气氛开始变得有点不寻常。
“她为什么还不出来呢？”杜卫平跟我说。
小哲和大虫也大声地喊着“安哥”。观众期待着那个高台再次升上来，而它始终没有。最后，场内的灯打亮了，场馆的门也陆续打开了，一阵阵鼓噪声和咕哝声从人群中传来，没有人明白葛米儿为什么不再出来。
后台化妆室的门虚掩着，我从门缝里看到葛米儿仍然穿着歌衫，背对着门，坐在一把椅子里，头低着。
“我可以进去吗？”我轻轻的问。
“是程韵吗？”她回过头来，朝我微笑。
“你怎么啦？”我问。
她红着眼睛说：“本来还有两支歌要唱的，可是，正想出去的时候，我的脑海突然一片空白，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甚至下巴也在不停的打颤，没法说出一句话。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都吓呆了，只好把我扶下来。”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现在一点事也没有。”
“可能你太累了，别忘了你已经做了七场演唱会。”我安慰她。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场，我以为会很完美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观众有没有鼓噪？”她担心地问。
“他们只是有点不明白。”
“没有一个歌星是不唱安哥的。”她哽咽着说。
“只要解释一下，大家都会谅解的。”
“真的吗？我本来是要唱‘花开的方向’。”
“下次演唱会再唱也可以呀！这是你的经典名曲，永不过时。”
她终于咧嘴笑了，然后站起来，挽住我的胳膊，说：“走吧！”
“去哪里？”
“我们不是要去庆功宴的吗？我饿坏了。”她摸着肚子说。
庆功宴在“渡渡厨房”举行，葛米儿早就把不开心的事抛到脑后了。她时而搂着工作人员聊天，时而忙着跟记者解释不唱安哥的原因，大家都不舍得责难她。她又把食物拿出去给外面的歌迷，用自己的相机跟他们拍照。
然后，她拉着杜卫平来到我身边，说：“我给你们照一张相片。”
“好的，我们正要寄一张戴着这条颈巾的照片给迪之。”杜卫平说。
这一天，我和杜卫平不约而同戴上了迪之送给我们的颈巾。
我和杜卫平并排站在餐厅的大门旁边，葛米儿走过来，把杜卫平的手拉到我的胳膊上，又把我的手挂在他的胳膊上，然后把我们两个的头挤在一起，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说：
“这样才像老同学。”
我的个子本来就比杜卫平小，现在看来像缩在他怀里。
“我也要照一张。”她把相机交给小哲，走过来站在我和杜卫平中间，挽住我们的胳膊，露出灿烂的笑容。
照了一张相片之后，她朝小哲叫道：
“再来一张！我要安哥！”
好像是要补偿一下她个安哥。
“你明天还是去医生那里检查一下比较好。”我对她说。
她撅着嘴巴：“医生只会说我太累了，应该多点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我安全失去了葛米儿的消息。她不在家里，手提电话也没打开，连她的经理人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然后有一天，书店打烊了，我拧熄二楼的灯，走下楼梯，看到葛米儿站在楼梯下面，她的脸色憔悴而苍白，那种苍白，即使在最幽暗处也可以一眼看得见。
“你到底去了哪里？”我问。
“你一定会很妒忌我。”她疲倦地微笑，声音有点嘶哑。
我并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她吸了一口气，颤抖着说：
“我很快便会去见林方文。”
我们沉默而悲哀地对望，眼泪滔滔地涌出来。
回到公寓的房子，杜卫平带着微笑说：
“你回来啦？”
我泪湿着脸，没法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他关切地问。
“我见到葛米儿了。”我说。
“她去了哪里？”
“我可以见到她的机会也许不会太多了。”我的声音在颤抖。
“为什么？”
“医生在她的左脑发现一个恶性肿瘤。”
他吃惊地望着我。
我哀哭着：“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要死！”
“我不会！”他说。
我悲伤地凝望着他：“每一个人都会死的。”
“我不会那么快死。”他说。
“等我死了，你才会死？”
他点了点头。
“答应了啊？”
我望着他，某种我们曾极力避免却又终究无法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中。
“那个肿瘤可以做手术切除吗？”他问。
“医生说，表面看来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情况要待开脑之后才知道，假如真的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不是太残忍？竟用死亡来折磨我们。”
“你有没有见过死去的鸟？”他问。
我摇了摇头。
“我们很少会见到死去的鸟。”他说。
“为什么？”
“鸟儿们好像知道它们的尸体会污染活体的世界，所以，垂死的鸟会直觉地飞到深山大泽去，在那里等待死亡。因此，我们不会见到死去的海鸥和燕子。死亡是大自然的机制，没有残忍不残忍，有人死，才有人生，然后，人类才不会灭绝。”
“难道我们活着，只为了延续后代吗？我们只是生物链的一条尾巴？”我难过地说。
“但是，我们也曾是一只高飞的鸟。”
他朝我微笑，那个微笑是那样爱怜，仿佛在无边的黑夜里为我挂上了一轮明月，使我几乎相信，自己也是一只高飞的鸟。
葛米儿的头发已经刮光了，准备一会儿去做手术。她靠在床上，身上散发着药水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忙碌地编织袜子。
“早阵子忙着演唱会，只编了三只袜子，还欠贝多芬一只。”
“做完手术之后再编吧。”我说。
“我怕没机会出来，总不成要它穿三只袜子吧？”她咧嘴笑了。
看到我想哭的样子，她连忙说：“我说笑罢了。”然后，她用一支编织针戳了戳自己左边的脑袋，说：“我现在每天也给这个肿瘤唱歌，希望感化它。”
“你唱什么歌？”
“当然是情歌！”她天真地说。
“那应该会有用的，谁能抗拒你的歌声？”
“主诊医生也是这样说，他是我的歌迷，长得很帅的呢！”
“那你不是有机会吗？”我笑笑说。
“可惜让他看到我光头的样子，什么幻想也没有了。”
“不，你的头形很漂亮。”
“真的吗？”她摸着自己的光头，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出门贝多芬也咬着我不放了，它知道要和我分开。”
一阵悲酸涌上喉头，我没法说话。
“我终于知道它不是只会流口水的。”她虚弱地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来，准备把她送到楼下的手术室。
“我还没有编好这只袜子呢！”她嚷着。然后，她转过头问我：“万一我出不了来，你可不可以替我完成？”
“不，你知道我不会编毛衣的，你要自己来。”
“那好吧！”她撅着嘴巴把毛球和编织针交给我。
“还有！”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三张照片给我，说：“是那天在庆功宴上照的。”
那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是我和杜卫平一起的，另外一张是我们三个的，我们都笑得很灿烂，不知道命运已经伸出了他的魔爪。
“你跟杜卫平很衬呢。不要放过机会，生命是很短暂的。不再爱任何人，是对林方文最肤浅的怀念。”
我眼里溢满了泪水。
她爬过去那张把她送上手术台的轮床，护士把她推出走廊。
她躺在那张床上，回头向我微笑，在目光相遇的片刻，我惊异地意识到死亡的狂傲。
我站在走廊上，望着她从我的视野消失，依稀听到她对着那个肿瘤唱着愉快的情歌，那动人的嗓音却是虚弱的。
后来，连歌声也消失了。
假使葛米儿没有离开斐济，她的人生会否不一样？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会在爸爸开的酒吧里和她三个姐姐唱一辈子的歌。
她不回来的话，我的人生，以至林方文的终点，也许都会不一样。
在生活的领域里，本来毫不相干的人，他们的命运最后却会纠缠在一起。错过了一班车，延误了出门的时间，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所有这些细微末节，都会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们满怀热情地响应命运的召唤，却不知道自己将会随水漂流到哪里。
这一刻，我靠在医院长廊的椅子上，葛米儿的手术已经做了五个小时，杜卫平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回来给我。
“你会编毛衣吗？”我一边喝水一边问。
他微笑摇头。
我放下水瓶，把双手往贝多芬的袜子里套，笑笑说：“我也穿得下，贝多芬的爪真大。”
“是给贝多芬的吗？”
“嗯。”我点点头，“只编了三只半，她要自己把它完成才好。”
“你知道我以前养的小黑狗是怎么死的吗？”
我摇了摇头。
“它的膀胱生了一个肿瘤，没法再撒尿了。那时它已很老了。它死了，我也没有再养狗，我很怕它们会死。”
“那是对它最肤浅的怀念。”我说。
他转过脸来望着我，我微笑。
突然，我发现他头顶的壁灯上栖息着一只黄色的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黑色的斑圈。
“这里为什么会有蝴蝶？”我问杜卫平。
“这家医院在郊外，也许是从外面飞来的。”他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经过，壁灯上的蝴蝶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在走廊上盘旋。
“是你的小黑狗吗？”我问。
“不会吧？”他惊讶地说。
那是生的欢呼还是死亡的召唤？我有点害怕。
然后，护士推着一张轮床经过，上面躺着葛米儿，她酣睡着。那只蝴蝶翩翩飞来，栖息在她的脚趾头。
葛米儿躺在深切治疗部，胸部以下覆着毛毯，头部包扎着，身上挂满点滴。她微微张开眼睛，看到了我。
“你好吗？”我轻轻唤着。
“你换了衣服吗？”她的声音嘶哑而微弱。
“今天是手术后的第二天，你睡了一整天，我也回去睡了一觉，换过衣服再来。”我说。
“嗯。”她虚弱地答着。
“我见过你的主诊医生了，果然长得很帅。”
她眨眨眼睛：“没骗你吧。”
“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呢。”我说。
她微笑：“你不是也喜欢他吧？我们的品味总是那么相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呢？”
“你可以挂号。”我说。
“嗯，是的。”
我笑笑说：“这一次，真的是向医生挂号了。”
她咽口口水：“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
“我想过了，我先去见林方文比较好，我会唱歌，你不会。”
我微笑：“跟他一起，不是什么好事，我其实受不了他。”
我喂葛米儿喝了一口水，她的头偏到肩膀，昏昏沉沉地睡了。我把那三只半袜子放在她床边。
医生已经把她脑里大部分的癌细胞切除，可是，有些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血管附近，由于太接近血管，无法切除，只能用化疗。我不懂得怎样告诉她，反正她很快会知道。
昨天的蝴蝶可会是林方文？假如是他，为什么竟不是栖息在我的肩膀？他是怕我害怕吗？还是嫌我不会唱歌？
“原来我脑里长满了星星。”葛米儿告诉我。
一个星期之后，她已经离开深切治疗部，转到普通病房。这天，我来看她的时候，她坐在床上，正在翻一本假发目录。
“什么星星？”我问。
“医生说，我脑里的肿瘤叫做星形细胞肿瘤，形状像星星，有成千上万颗。没想到我的肿瘤也比别人灿烂吧？”她活泼地眨眨眼睛，然后说：“我的化疗，便叫摘星行动，是不是很别致？”
“那些星星有名字的吗？”
“它叫银河系，即是把我弄得满天星斗。”
我笑了。
“你来帮我拣一些假发好吗？它们全都很漂亮，我不知道怎么拣。”
“我的品味跟你不一样的。”
“这一次，我想试试你的品味。”
“好吧，让我看看。”
我从那本目录里拣了一个浅栗色齐肩的鬈发。
“这个头发很面熟。”她咕哝。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便是烫着这种头发，像一盘倒翻了的义大利面。”
她恍然大悟：“怪不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那时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头发呢？”
“但是很衬你啊！”我说。
“那时我只有十九岁，脑里还没有长出星星，我以为我将来会做很多事情，我以为我的人生会是很灿烂的。”她幸福地回忆着。
“你现在也是。”一阵悲酸涌上眼睛，我把脸转过去。
然后，她沙哑着声音问：“你可以给我读信吗？”
床边放着几个大箱子，全是歌迷写给她的慰问信。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里，开始给她读信。
离开医院的时候，夜已深了，天际上挂着几颗零落的星星，我突然意识到，星星也有残忍的时候，像青春的匆促。
这一刻，天空上繁星闪烁，我发现自己站在书店的阳台上，想着葛米儿。葛米儿要定期回去医院做化疗。第一个化疗的结果，医生并不满意，现在为她试一种新药。人一生病了，尤其是那么严重的病，便会变成一只白老鼠，茫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程韵，有人找你。”小哲在我后面说。
我转过头来，诧异不已，站在我面前的，是林日。
她走上来，热情地抱了抱我，说：
“你很好抱。”
我微笑：“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
“很多年没见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是去你以前工作的报馆打听的，你忘了我也是记者吗？”
我仔细看看她，她穿一身橘子色的印度沙龙，披着一条紫色披肩，长发盘在脑后，人还是那么瘦。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回来两星期了。”
“你穿得像印度人。”
“我是从印度回来的。你听过SaiBaba吗？”
我摇了摇头。
“他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去印度就是听他说话。他抚慰所有人的心灵。”她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
我并不觉得惊讶，林日和林方文这对姊弟，一向也比别人怪诞。她这次去印度，下次可能是西藏，再下一次，可能是耶路撒冷。
“你为什么会回来？”
“林方文的银行户口已经解冻了，律师通知我回来处理他的遗产。”
这句话好像突然踢了我一脚，把我推向现实的门槛，惊悉时光的流逝。当一个人突然被人踢了一脚，不禁有点柔弱的感觉，眷眷地思念起从前。
“你有男朋友吗？”她问。
我耸耸肩膀，微笑：“你呢？”
她同样耸耸肩膀。
“你的爱情生活不是一向也很精采的吗？”我说。
“爱欲是不自由的。”她说。
“是那位SaiBaba改变了你吗？”
“人不是因为遇到另一个人而改变自己的，而是你内在很想改变，你才会注意到那个可以改变你的人，只有在那一刻，你的耳朵才能够听到远方的呼唤。”她继续说：“无法从焚心烈火般的欲望解脱出来，便无法得到内心的喜悦和平静。”
我望着她，很难相信眼前这个人曾经是第一次见面便跟我大谈做爱和不贞的。
“你不再谈恋爱了么？”我问。
“当然不是，我的宗教并没有禁欲，我只是不会像从前那么滥交。从前我以为爱情是双双堕落，现在我相信爱情要有提升，两个相爱的人能够提升到比原本高一点的境界。”
“你的宗教有没有说，人死后回到哪里？”
“人死后会轮回，像一个圆形，无始亦无终。”
“那么，轮回之后会变成什么形态？会变成蝴蝶和星星吗？”
“一种生物是不会轮回成为另一种生物的。人还是人，蝴蝶还是蝴蝶。如果星星陨落了，还是会再成为星星。”
“但是，面貌也许不同了，故人也无法把他认出来。”
“也许是的。”她说。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明天。”她说。
“你会去哪里？”
“回去印度。”
然后，她从布包里掏出一张支票给我，说：“这些钱，你收下吧。”
我看看支票，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为什么给我钱？”
“我领了林方文的遗产，这是其中一部分。”
“他写了遗嘱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给我？”
“这是林方文的心意。”她说。
我诧异地望着她：“既然他没有写遗嘱，你怎知道这是他的心意？”
她停了一下，说：“我猜想这是他的心意。”
“他出事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能要这些钱。”我说。
她听到我们已经分手的事，好像并不感到惊讶，也许，她太了解她弟弟了。
“这些钱，你留着吧。”她说。
我把支票退回给她：“这是你的钱，我不能要。”
“那好吧。”她无奈地收回那张支票。
临走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了抱我，说：
“什么时候，你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来印度找我。”
我微笑：“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我锁上书店的门，朝“渡渡厨房”走去，杜卫平已经在街上等我了。
“今天的生意好吗？”我问。
他耸耸肩膀：“普普通通吧。今天太冷了，人们都不想外出，或者宁愿去吃火锅。你那边呢？”
“也是差不多。天气一冷，人们都躲起来了。”
我们在沉寂中走着，然后，我问：
“你有没有写遗嘱？”
他摇了摇头：“你有吗？”
“我也没有。”
“这个年纪写遗嘱，太年轻了吧？”他说。
“谁知道明天的事呢？我也想过写一份遗嘱。”
“你想写些什么？”
“譬如说，书店要留给谁，银行户口里的钱又要留给谁，遗体要怎么处理等等。除了亲人和我所爱的人之外，我的遗容绝对不能让人瞻仰，从来没有一个死去的人会比活着时好看的，我宁愿大家记着我生前的样子。还有就是我要西式葬礼，中式葬礼太吵了。有些女孩子会因为想在漂亮的教堂里举行婚礼而信教，我是会因为想要一个美丽的葬礼而信教的。”
“你似乎想得太多了。”他笑起来。
“也不算吧？都是安排钱，安排后事，很现实的。”
“遗嘱的愿意便是这样。”
“有没有不那么现实的遗嘱？”
“既然是你的遗嘱，你喜欢怎么写也可以。”
“也许，我会把它变成情书，趁最后的机会，告诉我所爱的人，我是多么爱他，也感谢他爱我。”
他笑笑：“通常呢，把大部分的钱留给谁，便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不一样的。”我说，“我会想读到一句深情的告白，遗嘱是最后的情书。”
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冷得我直哆嗦，我把脖子缩进衣领，跟杜卫平说：
“去吃蛇好吗？”
“现在去吃蛇？”
“吃得饱饱的，睡得比较甜。”
他朝我微笑：“说的也是，我好像也有点饿。”
以为天气那么冷，所有人都躲起来了，郁郁的蛇店，却挤满了人。蛇要冬眠，人在寒冷却吃蛇保暖。假如蛇会思考，是否也会悲凉一笑？
“今天我们卖了差不多两百条蛇。”郁郁一边说一边放下两大碗蛇羹。我更喜欢吃的，其实是那些菊花、薄脆和柠檬叶，没有这些，我便不吃蛇了。
“你们爱吃设胆吗？”她问。
我和杜卫平张着嘴对望，吃那种东西，太可怕了吧？我闭起眼睛用力摇头。
“真可惜！设胆很补身的呢！”郁郁说。
杜卫平把碟子里所有的菊花和薄脆都拨到我的碗里。
“你怎知道我喜欢吃？”
他微笑：“看得出来。”
“我们好像没有一起吃过蛇。”我笑笑说。
就像没有一起逛过IKEA一样，我也没有跟从前的男朋友一起吃过蛇。吃蛇这种事，在热恋故事里似乎是不会发生的。谁要是提出去吃蛇，便好像太粗鄙了，太吃人间烟火了。后来，当我们不再相见，遗憾的却是一起的时候吃得太少的人间烟火了。
郁郁忙完了，走过来坐下，从怀中掏出一张药方，诚恳地说：
“这个可以拿去给葛米儿试试看吗？是我外公留下的，可以治癌。”
我收下了，虽然我知道没有用。
“她还在做化疗吧？”郁郁问。
“嗯。”我点点头。
“报纸都在报道她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她。”郁郁说。
“我想再要一碗蛇羹。”我说。
杜卫平张嘴望着我：“你吃得真多。”
“一会儿去按摩好吗？”我问。
“按摩？”
“我从来没有上过按摩院，很想去见识一下。去光顾蒂姝吧！她会给我们打折的。”我说。
“你今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他笑着问我。
往事已经远远一去不可回了，林日在印度找到超脱的人生，而我，只是想好好品尝生活里的人间烟火。
这天回到书店，我在楼梯上已经听到很热闹的声音。刚走上去，贝多芬便兴奋的跳上来舐我。它穿上了葛米儿编给它的袜子，动作有点笨拙，在我肚子上滑了一跤。
葛米儿站在那里，戴着我给她挑的那个齐肩鬈曲的假发，身上的衣服松垮垮，看上去比从前小了一圈。她脸上涂了粉，除了有点苍白，看来并不像病人。
“你为什么跑来？人这么多，很容易感染的。”我说。
她撅着嘴巴：“在家里很闷，我带贝多芬出来走走。”
小哲说：“程韵，你现在试试假装要走。”
大虫也附和：“对！你试试走下楼梯，看看贝多芬会不会咬着你不放。”
我听得一头雾水：“为什么？”
葛米儿笑着说：“贝多芬是神犬嘛！你要走的时候，它咬着你不放，像它那时咬着我不放，那么，你的身体可能有事，要尽快去看医生。”
小哲说：“我和大虫刚刚试过了，幸好，它没有咬着我们不放。”
大虫拍拍胸口说：“我不用去做身体检查了。”
“你们真是的！这种事也可以拿来开玩笑！”我怪责他们。
“你来试试吧！”葛米儿说。
贝多芬蹲在那里，用它那双叫人心软的褐色大眼珠怔怔地望着我，好像准备要测试我的命运。
“我不要。”我说。
“为什么不试试看？病向浅中医嘛！”葛米儿说。
“我不敢。”我坦白的说。
她笑了：“你的胆子真小。”
“程韵，我想开一场演唱会。”葛米儿忽然说。
“现在还开演唱会？养好身体再说吧。”我劝她。
“是告别演唱会。”她说。
我喉头哽塞，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只开一场，出席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和歌迷。”她说。
“先别想这些事情。”我说。
“是时候去想了。”她说。
我难过地望着她。
她却向往地说：“我会穿漂亮的衣服，为大家唱我喜欢的歌，让大家永远记着我，用这种方式告别是最幸福的。”
“你的身体支持得住吗？”
“我想在自己的歌声之中离开。程韵，”她朝我微笑：“我想用自己的风格来死。”
我的眼泪滔滔地涌出来。
“在告别演唱会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她哑着嗓子说。
“什么事？”
“我想回去斐济看看我的家人，也看看那个我长大的地方，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停了半晌，她说：“我知道你一直在逃避那个地方。你的胆子真小。”
我哽咽着说：“是的，我害怕。”
“可以为我去一次吗？你也该去看看的。”
她提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邀约。
我以为可以一辈子逃避那个岛国。她是那么陌生，是我未曾到过的，所发生的一切，便也像梦一样。我既恨且怕，她无情地吞噬了我深爱的人，他去的时候，何曾想过那儿将是埋葬自己的墓园？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去，至少也会在许多年后，当光阴抚平了心中创痛，直到我坚强得可以承受的时候，我才能够带着一束白花去凭吊。他会原谅我的迟到，明白我是多么胆小。即使我已经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从一个梦渡到另一个梦，我还是没法登临那片让我肝肠寸断的土地。
可是，我现在怎么忍心拒绝一个垂死的人的邀约呢？
“去看看吧，也许你已经可以承受。”回家的路上，杜卫平说。
我茫然地走着。
“克服恐惧，最好的方法便是面对。”他继续说。
“斐济是我的魔咒，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说。
“也许什么也没发生呢。”
然后，他问我：
“不去的话，你会后悔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无法断然说不。
“你想去的，你只是怯场。”他了解地说。
我感激地朝他微笑。是的，两年来，我既害怕也想念，无数次想过要直奔那个地方，却一次又一次怯场了。我还是宁愿跟她隔着永不相见的距离。
“我唯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他说。
“什么事？”我诧异地望着他。
“那里应该没什么东西好吃，你那么贪嘴，怎么办？”
我笑了：“我可以吃面包树的花，我一直想知道是什么味道的。我带一些回来给你尝尝。”
他朝我微笑，好像有些话想说又始终没有说。
出发的那天，杜卫平帮我把行李拿到楼下去。风仍然是刺骨的寒冷，我们戴着一样的颈巾等车。
“别忘了帮我喂鱼。”我说。
“放心吧，我不会饿死它们的。”他说。
搬去和他一起住的那天，也是他帮我拿行李的，只是，那一次的行李比较多，那天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韩漾山。
“我会比葛米儿早一点回来的，我要考试。”我说。
“有时间温习吗？”
“时间是有的，只是没有你这张人肉穴位图。幸好，这次考的不是穴位，是药理。”
“有想过行医吗？”
“我？连你都不肯做我的白老鼠。”
他笑笑：“说不定你将来会进步。”
“我只是想多学一点东西，生命太短暂了。我不想我的墓志铭上写着，这个人只会吃。”
他笑了：“如果葛米儿要在自己的歌声中离开，我也该在餐桌上告别。”
“我呢，我只是想死得优雅一点，我的墓志铭或者可以写：她活着的时候虽然不算优雅，但是死得满有仪态。”
他咯咯地笑了，说：“等你回来，我们可以开始策划普罗旺斯之旅。”
“又是吃？”我笑笑。
他朝我微笑，然后，那个笑容消失了，他说：“我和漾山分手了。”
我默然。
停了半晌，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最近的事，但是，这个想法在大家心中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嗯。”我点点头。
我们谈话中的停顿好像变得愈来愈长，到了最后，我们唯一听到的，是彼此的呼吸声，这声音使我们意识到某种我们从前不敢正视的东西正慢慢地漂来。
葛米儿的助手开车来到，葛米儿坐在后面，身上穿着厚厚的毛衣，杜卫平帮我把行李箱放在车上。
我上了车，葛米儿调低车窗，调皮地跟杜卫平说：“我会照顾她的。”
他腼腆地笑笑。
车子驶离他身边，我回过头去跟他挥手说再见，直到他在我视野中消失。
我本来要出发去一个哀伤的地方，可是，这一刻，一股幸福的浪潮却席卷了我。上车之前，我多么想和他拥抱？他好像也准备好用一个怀抱来代替离别的叮咛。可是，我却怯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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