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

        7年前的冬天，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当检察部门派员到大邱庄取证时，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后，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

        在案发前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当时的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大邱庄极盛时，外来打工的人比村民多3倍，如何管制当然成了一个问题，那些打死人的村民虽然下手重了点，但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大邱庄经济”，他们犯事了，当然要他这个老爷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万元，然后下令200户养一个罪犯家庭，因为，“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1979年前后，他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在1981年，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12年后，他又因同样的桀骜不驯而陡然陨落。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数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诉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作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禹作敏的这些表演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诞生过义和团的土地。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交恶可以想见。

        大邱庄地处天津近郊的静海县，禹作敏出事后，仍然有不少人赶去参观。很多年后，走在这个日渐没落的村庄里，你依然时时处处可以嗅到禹作敏残留不去的气息。此人脸瘦削，肌发黄，满脸沟壑，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一对精明的细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过的大院里，你仿佛觉得他还大咧咧地盘腿坐在里面，旁边搁着一碗散发热气的棒渣粥，门口蹲着两只虎视耽耽的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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