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金仆林那句著名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难道一点道理就没有吗？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你接触2+2=4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当你面临像a+b=c这类问题时，东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要真正解决东西方之间的a+b=c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底。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a+b=c方程的解答，掌握在不仅统治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中，但他甚至连基本的代数都不懂。东西方之间关于a+b=c方程的解答，其中存在许多未知数，因此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在东方，孔子、康有为先生以及端方总督之间的理解不同，即使在西方，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约翰·史密斯之间的理解也存在区别。事实上，在你解答a+b=c方程之时，你将发现其实东方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之间的差别很小；反而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与阿瑟·史密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我下面列举的具体例子。

        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那无休止境的停滞和混乱。在他们内心中，不仅存在过去时代中那种很单调的生活，而且也包括像木头、干草和稻麦杆等那种流逝的东西。除了中国这个民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能形成这样的历史了；也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记忆储存在他们宽厚的肚子里了。"（z-57）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理雅格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吧。在谈及中国23个正统的王朝历史时，理雅格博士说：

        "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能如此完整和贯通了，并且就整体性而言，它是值得信任的。"

        在谈及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选集时，理雅格博士说道："我原以为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的。但事实上，它在乾隆最后执政的第九年（47）就编辑出版了，这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促和资助下（同时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物，这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高官具有一种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一点值得思虑重重的外国人学习。"

        以上我表达了下述意思。不仅在东西方存在很多不同，就是在西方的理雅格博士、那个能看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慕的人之间，也是存在很多差异。

        一个大汉学家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48)

        我最近翻阅了一下翟理斯博士所著的《翟山笔记》（49）。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不禁又想起另一句话，那是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50）先生所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谈论起某某汉学家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当作傻瓜看待。"

        翟理斯博士早已享受大汉学家的美誉。如果仅从其出版著作的数量来看，他不是浪得虚名。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对其著作的质量和价值进行真正评估的时候了，而不能仅仅看其数量。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与其他所有汉学家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即他具有文学天赋，能写出非常流利的英文。但在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则缺少哲学洞察力，甚至有时候连普通常识都不懂。他能够翻译中文的词句，却又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在这个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与中国的文人一样的特征。孔子曾云："文胜质则史"。

        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书记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他进行写书所用的材料而已。他们生活、行走于书本世界，与现实的人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对于文人来说，著述立言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对于真正的学者，著述立言和文学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理解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已。

        马修·阿若德曾言："只有通过理解全部的文学--人类精神的整体历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翟理斯博士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表明他曾经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正是由于哲学洞察力的匮乏，导致翟理斯博士在他的书中，在组织材料方面显得那样的无助。让我们来看看他的那本大字典，它根本一点都不像一本字典，仅仅是一本汉语词句的大杂烩。书中他的翻译，没有任何选择与组织的标准，以及顺序与方法。作为一本为学者而著的字典，他的这本字典肯定是不如卫三畏（51）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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