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

        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配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恪守党规，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颗温和的橄榄，“天蓝蓝，海蓝蓝，我们在这里建港湾，建港湾”。

        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没能摆脱德国作风的德国犹太人、亲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有我们看来像是盛气凌人的男总管的夸张行径。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

        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联手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们意识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个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的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上门，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的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不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的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我的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

        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上家教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获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守望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守望山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表现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重复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取悦他人所做的积极表态。

        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图书，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化学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在赎罪日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仪式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面又有点不舒服。对于英国托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对于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对于克努特·哈姆孙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有明确的看法。那里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布道者，比如说，号召正统派犹太教信徒解除对斯宾诺莎的禁令，或者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释，他们并非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或者是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念、托尔斯泰和犹太复国主义教义一股脑地综合起来，这种综合将会使一种纯粹而健康的绝妙生活方式在阿里茨以色列诞生，或者提高羊奶产量，或者同美国甚至斯大林结盟，目的是要将英国人驱赶出去，或者要大家每天早晨做简单的运动，那样才不会心情郁闷，还能净化灵魂。

        这些在星期六下午聚到我们小院里啜饮俄式茶的邻居，几乎都是错了位的人。每当有人需要修保险丝、换水龙头或是在墙上钻个小洞，大家都愿意找巴鲁赫，他是左邻右舍中唯一能做这样奇事的人，所以人们都管他叫“金手指巴鲁赫”。其他人则知道怎样用激烈的言辞来分析犹太人民回归农业生活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剩，但是我们缺乏普通劳动者。可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除“金手指巴鲁赫”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劳动者。我们也没有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看大量报纸，大家都喜欢谈天说地。其中一些人可能什么都玩得转，另一些可能比较机智，但多数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他们从报纸上、各种小册子里和党派宣言中所看到的一切。

        作为孩子，我只能朦朦胧胧地猜测到，他们在接受上茶时摆弄帽檐，或者要是母亲欠身（只是微微）给他们加糖时从她端庄得体的领口比平时多露出一点肌肤，他们就会羞红脸颊，非常局促不安，手指慌乱，试图缩回去不要了。这些举动与在他们改变世界的愿望之间存在着鸿沟。

        所有这一切出自契诃夫——也让我感到有些乡野土气。在世上有些地方正在出现真正的生活，那些地方离这里特别遥远，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欧洲。在那里每个夜晚都要点燃数百支蜡烛，女士们和先生们在用桉木隔板装潢的房间里喝漂着一层奶油泡沫的咖啡，或者舒适地坐在悬有镀金枝形吊灯、富丽堂皇的咖啡屋，手挽手去听歌剧或看芭蕾，从近旁观察伟大艺术家的生活、撼人心魄的风流韵事、破碎的心，画家的女朋友突然爱上了画家最好的朋友——作曲家，半夜三更走出家门，任雨水打着头顶，独自站在古桥上，桥影在水中颤抖。

        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山那边的远方，出现在人们生活随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那里的人们淘金，抢劫邮政火车，把一群群牲畜惊得四处逃窜穿过无边无垠的原野，谁在那里杀的印第安人多，谁就会赢得漂亮姑娘。这是我们在爱迪生影院所看到的美国：漂亮姑娘要奖给最优秀的射手。这样的奖品有什么用？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要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美国，谁射杀女孩子多，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英俊的印第安人做奖品，我也只得相信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挣扎、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坐在林荫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独酌，纵情度日。

        就连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大家也总在探讨主人公生活纵情，为爱而死，或者是为某种崇高的理想而死，或者是心力交瘁而死。这些皮肤晒得黝黑的拓荒者也是一样，在加利利的某座山岭，纵情生活。我们这地方，无人为耗尽体能、单恋或理想主义而死，人们不是纵情地生活——不光我的父母，而是所有人。

        我们有一条铁律，要是能够买到相应的本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就不买任何进口商品。但是，当我们来到坐落在俄巴底亚和阿摩司街交界处奥斯特先生家开的商店时，我们得选择是买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兹奶酪，还是买阿拉伯奶酪。阿拉伯奶酪是附近小村庄利夫塔自制的还是进口货，可就难说了。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有时，在某基布兹或者是莫沙夫，在耶兹里埃尔谷地或者是加利利山峦，一个超负荷劳作的拓荒者姑娘坐在里，或许眼中含泪，给我们包着希伯来奶酪——我们背弃她去买异族人的奶酪？我们有心肝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抵制阿拉伯邻居的产品，我们便会加深并将永远持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将要为日后的流血冲突负有部分责任，天理不容。确实，谦卑的阿拉伯农民，质朴，诚实，在土地上耕作，其心灵尚未遭到城市生活不良习气的污染，堪称托尔斯泰笔下淳朴而心地高尚的农民们的黑肤兄弟！我们岂能没有心肝背弃他粗制的奶酪？我们岂能如此冷酷地去惩罚他？为了什么？因为不老实的英国人和邪恶的上流社会人士派些农民来反对我们吗？不是的。这次我们决定买阿拉伯村庄里产的奶酪，顺便提一句，其味道确实比我们合作社的奶酪味道好，价钱也便宜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谁知道阿拉伯奶酪会不会不够干净呢？谁知道他们那里的奶制品店是个什么样子？要是得知，太迟了，他们的奶酪有病菌怎么办？

        病菌是我们最可怕的梦魇之一。就像反犹主义，你从未真正把目光投在反犹主义或者是病菌上，但是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在四面八方等待着你，看是看不到的。确实，我们谁都未曾看到病菌的说法不确切，我就看到过。我曾有意长时间地盯住一块旧奶酪，直至突然开始看见数以千计的小东西在上面蠕动。就像耶路撒冷的引力，那时的引力比现在大多了，病菌也又大又壮。我看到它们了。

        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里，顾客之间可能会爆发小小的争论：买还是不买阿拉伯农民的奶酪？一方面，“慈爱自家中始”，所以只买合作社的奶酪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这律法是为你们和你们当中的寄居者”，所以我们又购买阿拉伯邻居的奶酪，“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不管怎么说，想一想托尔斯泰怀着蔑视来看待这些人，他们买这种奶酪而不买那种奶酪，只是因为宗教、民族或者是种族有别！那么普遍价值呢？人道主义呢？兄弟情意呢？但是，就为了少花两毛钱去买阿拉伯奶酪，而不去买为我们的利益奋斗的拓荒者们做的奶酪，何等的可悲，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心胸狭隘！

        可耻！可耻而丢脸！不是可耻，就是丢脸！

        整个生活充斥着诸如此类的可耻与丢脸。

        还有另一个典型悖论：人们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送哪种花？唐菖蒲价格昂贵，但是有文化韵味，有贵族气派，能够传情达意，不是带有野生气的亚洲杂草。我们可以随意挑选许多银莲花和仙客来，可是过生日，或者庆祝图书出版送银莲花和仙客来都不合适。唐菖蒲拥有独奏会、盛大宴会、话剧演出、芭蕾舞、文化活动那种韵味，表达出深沉、纤细的情感。

        于是，我们就送唐菖蒲。不问价钱。但问题是送七枝，是不是有些过？五枝是不是有点少？或许送六枝？或许干脆就送七枝好了。不问价钱。我们可以在唐菖蒲周围放一圈文竹，送六枝。另一方面，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时？唐菖蒲？而今哪儿还有送唐菖蒲的？在加利利，拓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在特拉维夫，谁人操心唐菖蒲？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们浪费钱财，四五天就枯萎了。那么我们该送什么呢？送盒巧克力怎么样？一盒巧克力？那甚至比唐菖蒲更为滑稽可笑。或许最妙的主意是拿些纸巾，或者一套小杯托之类刻有花纹的银制品，把手挺可爱，上热茶时用，这倒不是虚饰的礼品，它们既美观又非常实用，人们不会扔掉，而是会用上几十年，每当使用它们时，也许会在刹那间想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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