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花园并非真正的花园，只是踩踏出来的一小块矩形土地，像混凝土一样坚硬，那上面甚至连荆棘都无法生长。它始终遮蔽在混凝土墙壁的阴影下，像监狱的院子。墙外邻居伦伯格家花园里的一棵高高的柏树也把阴影投向了它。在一个角落，一棵低矮的胡椒树长着粗粗拉拉的小齿挣扎着生存下来。我喜欢用手指摩搓它的叶子，吸吮它那令人激动的气味。对面，靠近另一面墙，长着一棵石榴树，或者说只是一大丛灌木，当年凯里姆亚伯拉罕还是一片果园时那棵树就已经存在，而今它成了一个醒悟的幸存者，年复一年顽强地绽放花朵。我们这些孩子们不会等到结果实，就残忍地切下尚未发育成熟的花瓶状花蕾，往里面插入手指般长短的小棍，使之像英国人抽烟用的烟斗，我们小区一些家道殷实的人喜欢模仿英国人，我们一年一度在院子的一角开一个烟斗商店。由于花蕾有颜色，所以有时每个烟斗的一头看上去都似乎闪烁着红光。

        一些有农业头脑的拜访者，钱塞勒大街上的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有一次给我带来一份礼物：三个纸包里分别包着萝卜、西红柿和黄瓜的种子。于是父亲便建议种一小块菜地。“我们都将成为农夫，”他热切地说，“我们将在石榴树旁建立一个小基布兹，靠自己的努力从土地上生产面包！”

        我们街上谁家也没有铁锹、铁叉或者锄头，这些东西属于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新犹太人，他们住在山坡上，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村庄，在基布兹，在加利利，在沙龙，在山谷。于是父亲和我开始几乎赤手空拳征服荒地，开出一片菜田。

        星期六一大早，妈妈和邻居们仍在梦乡，我们二人便轻手轻脚溜了出去，身穿白背心和卡其布短裤，头戴帽子，瘦骨嶙峋，胸部狭窄，彻头彻尾的城里人模样，苍白得像两张纸，但我们都给对方肩膀涂了一层厚厚的护肤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这油名叫“维尔维塔”，适合抵御春日的曝晒。）

        父亲走在前面，他穿着短靴，拿着锤子、螺丝刀、一把吃饭用的叉子、一个线团、一只空麻袋和写字台上的裁纸刀。我走在后面，情绪高涨，充满从事农业劳动的无限快感，手上拎着一瓶水、两只杯子和一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橡皮膏、小瓶碘酒、上碘酒用的小棍、一块纱布、一条绷带，一旦发生什么不测，可以进行紧急救助。

        先是父亲煞有介事地舞动着裁纸刀，弯腰在地上画了四条线。就这样他指定了我们菜地的永恒疆界。菜地大概两米见方，或者说比挂在我们两个房门间墙壁上的世界地图只大上一点点。接着他指导我跪在那里，双手紧握一根尖尖的棍子，他把这根棍子叫作桩子。他计划在菜地的四个角落都钉上桩子，而后在四周拉紧绳子，作为疆界。然而，脚下的土地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抵制父亲用锤头钉桩。于是他放下锤子，像殉难者那样摘掉眼镜，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到厨房的窗台上，再次回到战场，付出双倍努力。他在奋战时大汗淋漓，不戴眼镜，有那么一两次险些打上我那为他扶桩的手指。与此同时，桩子给砸扁了。

        我们凭借坚忍的努力，终于设法穿透了地表，浅浅地挖了一层。桩子入地约有半指的样子，固执地拒绝进一步下行。我们被迫用两三块大石头支撑每根桩，以求把线绳绷紧，因为每次我们绷紧线绳，桩子都威胁着要从土里出来。于是乎四条松松垮垮的线绳就把菜地圈起来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白手起家创造了什么。从这里到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实际上是我们的菜园，在此之外的一切均属外围，换句话说是另一个世界。

        “行了，”父亲谦虚地说，频频点头，仿佛对自己表示赞同，并且确认自己的工作成效。

        我跟他亦步亦趋，下意识地像他那样点点头：“行了。”

        这是父亲宣布短暂休息一下的方式。他让我擦去汗水，喝点水，坐在台阶上休息。他自己没有挨着我坐下，而是戴上眼镜，站在我们用线绳圈出的方块旁边，检查时至目前的工作进展，反反复复思考下一个阶段的战役，分析我们的错误，得出结论，指挥我暂时拆掉绳桩，整齐地放在墙根。实际上最好是先挖一小块地，而后再做上标记，不然的话，绳子会碍事。还决定在土上倒四五桶水，等上二十来分钟，待水渗到土里，铁壳得以软化，我们再发起猛烈的攻击。

        父亲几乎赤手空拳，英勇地奋战到中午，以攻克坚硬的大地堡垒。他弯着腰，后背生疼，大汗淋漓，像溺水之人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不戴眼镜时，眼睛显得光秃而无助，他一次又一次捶击着固执的土地。但是锤子实在很轻，那是一把家用锤，不是用来强击堡垒的，而是用来捣碎坚果，或者是往厨房墙壁上钉钉子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舞动着他那可怜的锤子，就像大卫向全副武装的歌利亚投石子，或者是像用煎锅猛击特洛伊城垛。锤子分叉的一头，本来是取钉子用的，现在集铁锹、叉子和锄头三种角色于一身。

        很快他柔软的手心就起了大血泡，但是父亲咬紧牙关，对此视而不见，即使血泡破裂流了水，成为敞开的伤口。他那学者手指的周围起了泡，他也不在乎。他一次次把锤子高高举起，落下，连续敲击，猛打，再次高高举起，在和自然因素及原始蛮荒较量时，双唇用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说不定是阿姆哈拉语、古斯拉夫语或梵语，向不屈不挠的土地叨咕着热切的诅咒。

        他一度用尽全力却把锤子砸在鞋头上，因而痛苦呻吟。他咬住嘴唇，休息一下，用“不明确”或者“不准确”等词来责备自己粗心，擦擦前额，啜口水，用手绢擦擦瓶口，执意要我喝一大口，一瘸一拐然而坚毅果敢地回到战斗的田野，英勇地重新开始他那坚韧不拔的努力。

        直到最后，坚实的土地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或者是为他的献身精神感到惊讶而开始断裂。父亲不失时机把螺丝刀尖插到裂缝里，仿佛害怕土壤会改变主意，再次变成混凝土。他继续挖裂缝，使之加宽加深，他用发白的手指使劲把厚土块挪开，一块块码到脚下，使它们像斩断的巨龙排在那里。土块中冒出几株植物的根茎，歪七扭八，像从活生生的肉体上撕下的筋络。

        我的任务是挺进袭击后续部队，用裁纸刀切开土块，把根茎剔除，放进麻袋里，清除石块和沙砾，把土块一一切开捣碎，用餐叉做耙，梳理松软的土壤。

        现在该施肥了。我们没有动物或家禽粪肥，鸽子拉在屋顶上的屎因有造成感染的危险不在考虑之列，于是父亲事先准备了一锅剩饭。那是一锅脏乎乎的泔水加残羹，里面有水果皮、蔬菜叶、烂西葫芦、浑浊的咖啡渣，上面一层茶叶末、剩粥、剩罗宋汤和剩菜、鱼骨、废油、酸奶以及各种各样其他黏糊糊的液体、黑糊糊的饮料、馊汤，里面尽是说不上来的小块块和小颗粒。

        “这些东西会使土壤肥沃。”我们穿着汗淋淋的背心并肩坐在台阶上休息，那感觉就像一对真正的劳动者，用卡其布帽给脸扇风。“我们绝对可以把厨房里的废物变成含有丰富有机物质的腐殖质土，来滋养土壤，给植物以营养，没有营养，植物会发育不良，病恹恹的。”

        他一定是猜测出了我心里涌起的可怕念头，因为他不迭地加上一句安慰性的话：“不要错误地担心，我们将来会通过生长在这里的蔬菜，吃到如今在你眼里也许是令人作呕的垃圾。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肥料不是脏东西，是隐藏的珠宝——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神秘的真理。托尔斯泰本人在什么地方谈论过不断发生在大地母体中的这种神秘魔力，那种化腐烂物为肥料的奇妙变形，肥料融入到肥沃的土壤中，在那里变成谷物、蔬菜、水果以及田间、花园和果园里的丰富产品。”

        当我们把桩固定在菜地四角，小心翼翼地在其周围拉上线绳时，父亲简单准确并有条理地向我解释词语：腐烂物，堆肥，有机肥料，炼金术，变形，农产品，托尔斯泰，神秘。

        妈妈出来提醒我们说，再过半个小时就该吃午饭了，此时征服荒地的工程已经结束。我们的新花园从桩子到桩子从线绳到线绳正式落成，四周是后院干枯的土地，但是与周围不同，花园里的土壤是深褐色的，细碎并且耕过。我们的菜地得到很好的锄耙、施肥与播种，划分成三块均等狭长的波形小丘，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黄瓜，一块种萝卜。我们在每排末尾插一根小棍，棍子上放个空种子口袋作为临时标签，就像在未立墓碑之前在坟头做标签。这样一来，我们眼下，或是至少等到长出蔬菜，就有了几幅彩色花园图画：一幅是鲜亮的火红西红柿，腮上挂着两颗晶莹的露珠；一幅是诱人的深绿色的黄瓜；一幅是一堆刺激食欲的萝卜，玲珑剔透，红、白、绿，亮晶晶的。

        施肥播种后，我们轻轻地给隆起的小丘一遍遍浇水，浇水用的临时喷壶是用水瓶子和厨房里的一个滤网做的，本来这个滤网是搁在茶壶上，泡茶时挡住茶叶的。

        父亲说：“因此，从现在开始，每天早晚我们都要给菜田浇水，既不能多浇，也不能少浇。我确信你每天早晨起床后都会跑去查看有没有初次发芽的迹象，因为几天后小芽将会抬头把土粒顶到一边，像淘气的小子晃掉头顶上的帽子。拉比说，每棵植物的头上都站着一个天使，拍着它的头顶说：‘长吧！’”

        爸爸还说：“现在，请汗流浃背邋里邋遢的阁下拿出干净的内衣、衬衫和裤子，到浴室洗个澡。殿下，记住多用肥皂，尤其是那个地方。不要像平时那样在洗澡时睡着了，因为你谦卑的仆人正在耐心等待轮到自己。”

        在浴室里，我脱个精光，接着爬到马桶盖上，透过小窗子向外偷看。还有什么可看的吗？初次发芽？嫩绿的新芽，纵然只有针头那么大？

        我向外偷看时，看见父亲在新花园旁边逗留了几分钟，谦逊，卑微，就像一个艺术家站在最新面世的作品旁边那么高兴而倦怠，走路依旧像锤子砸在脚趾上时一瘸一拐，但却像凯旋的英雄那么自豪。

        我父亲不知疲倦地说话，总是大量使用格言引语，总是喜欢解释和旁征博引，渴望当场让你领略他的渊博学识。“你是否思考过希伯来语通过声音在词根与词根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比如说，根除与撕裂，扔石头与驱散，耕作与正在缺失，种植与挖掘，或土地——红色——人——血——沉默之间的词源学联系？”通常是滔滔不绝讲述典故、词与词的关联、隐含意义以及文字游戏，大量的事实与类比，一个个的解释、反驳、论证，不顾一切地奋力取悦或者引逗在场的人，播撒快乐，甚至不吝装疯卖傻，不顾自己的尊严，只要不出现冷场，哪怕瞬间的冷场。

        一个精瘦、精神紧张的人，身穿汗水浸透的背心和卡其布短裤，短裤太肥大，几乎垂到膝盖上。他细瘦的胳膊、腿非常苍白，上覆一层浓密的黑毛。他的样子看上去像一个学《塔木德》的书呆子，突然给人从黑暗的书房里拖了出来，穿上拓荒者们穿的卡其布服装，无情地暴露在正午令人炫目的湛蓝中。他踌躇满志朝你微笑片刻，仿佛在祈祷，仿佛拉住你的衣袖，恳求你屈尊向他展示一丝慈爱。那双棕色的双眼透过圆边眼镜心不在焉甚至诚惶诚恐地凝视你，仿佛他刚刚想起把什么事情给忘了，谁知道忘记了什么，但肯定是最为重要最为要紧的事情，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该遗忘的事情。

        但是已经忘却的事情，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请原谅，也许你碰巧知道我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刻不容缓的事情？你可以善意地提醒我是什么吗？我有那么大胆吗？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跑到我们的菜园，耐心地寻找任何发芽迹象。倘若松软的土壤里有些小小的动静就好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菜地浇水，直至土壤变成淤泥。每天早晨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着睡衣，光着脚丫，跑去查看盼望已久的奇迹是否在夜间发生。几天以后一大清早，我发现萝卜已经率先举起了它们小小的密密层层的潜望镜。

        我特别高兴，一遍遍地浇水。接着我竖起了一个稻草人，给它穿上妈妈的一条旧衬裙，头上顶了个空锡罐，我在锡罐上画上嘴巴、胡须和像希特勒一样飘着黑发的前额，还画上了双眼，其中一只眼睛微微觑着，仿佛在眨动，不然就是在取笑他人。

        又过了两天，黄瓜芽也破土而出。但是萝卜和黄瓜苗的所见，一定令之感到伤心和恐惧，因为它们改变了主意，变得苍白起来，它们的身体一夜之间下垂，好像陷于深深的沮丧之中，它们的小脑袋垂到了地上，开始枯萎，消瘦，发灰，直到最后变成了可怜的枯草。至于西红柿，甚至从没有发过芽，它们一定了解了院子里的主要情况，讨论该怎么办，决定放弃我们。也许我们的院子什么也长不了，因为它地势低洼，四周都是高墙，处在柏树荫下，不见一丝日光。不然就是我们浇水过多，施肥过多，也可能是我的希特勒稻草人，它不会给鸟儿留下任何印象，却把小小的嫩芽给吓死了。于是，我们想在耶路撒冷创建某个小小的基布兹、有朝一日吃用自己双手劳动换来成果的尝试，宣告结束。

        “从这里，”爸爸伤心地说，“可以得出一个严肃而不容忽视的结论。我们肯定有失误之处。因此我们现在确实有责任孜孜不倦坚定不移地努力找出失败的根源和原因。我们是否施肥过多？浇水过多？要么就是截然相反，疏忽了一些基本步骤？一切都已经发生，我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业余劳动者，没有经验的追求者，向大地献殷勤，但是尚不熟悉此中之道。”

        那一天，他从守望山的国家图书馆下班回来，从图书馆借来两大厚本关于园艺与蔬菜种植的书（其中一本是用德文写的），仔细研读。不久他兴趣转移，转向截然不同的书，是关于巴尔干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消失、中世纪宫廷诗对小说起源的影响、《密西拿》中的希腊文词汇、乌加里特语文本的解释。

        但是一天早晨，正当父亲拎着磨损不堪的手提箱前去上班时，看见我两眼泪汪汪地朝正在死去的幼芽弯下腰，全神贯注用未经允许便从浴室药箱里拿出来的滴鼻剂或滴眼液尽自己最后一丝努力来营救，正在给枯萎的幼芽上药，每棵一滴。在那一刻，父亲对我萌生了怜悯之情。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来，拥抱我，但立即又把我放了下来。他显得茫然，尴尬，几近困惑。离开时，他仿佛从战场上逃跑，点了三四下头，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而不是对我说话，他说：“我们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在热哈维亚的伊本加比罗尔大街，曾经有座名叫拓荒者妇女之家的建筑，或者也许叫作劳动妇女农场之类的。在它身后，是个小型的农业保护区，占地只有四分之一英亩，种着果树、蔬菜，饲养家禽和蜜蜂。50年代初期，本-兹维总统著名的官方工作房屋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父亲下班后去了这个试验农场。他一定是向拉海尔·延内特或是她的某位助手解释了我们种植作物失败的整个事情，寻求建议与指导，最后离开那里，乘坐公共汽车回家，怀里抱着一个小木箱，木箱的土里有二三十棵健壮的秧苗。他把战利品偷偷放进屋里，背着我把它藏在洗衣筐后面，要么就是藏到了厨房的橱柜下，一直等到我睡熟后，才悄悄走了出去，携带着火把、螺丝刀、英勇的锤子和裁纸刀。

        我早晨起来时，父亲用某种不容置疑的声调向我宣布消息，如同在提醒我系紧鞋带或者是扣上衬衣扣，他眼睛没有离开报纸，说：“好啊。我印象中你昨天的药对我们的病中植物奏效了。你干吗不亲自去看看呢，殿下，看看有没有好转的可能？或者只是我个人的印象。请去查查，回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看看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多多少少，怎么样？”

        我的小幼芽，昨天是那样的枯黄，像一棵棵悲伤的稻草，一夜之间仿佛被施了魔法，突然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茁壮秧苗，健壮，充满活力，绿油油的。我站在那里呆住了，仿佛让十或二十滴滴鼻剂或滴耳剂的魔力弄得不知所措。

        继续定睛观察，我便意识到奇迹甚至比乍看之下更加伟大。萝卜苗夜里蹦到了黄瓜地，而萝卜地里，栽上了一些我根本就不认识的植物，大概是茄子，或是胡萝卜。最为奇妙的是，在左手边的一排，也就是我们曾经撒了西红柿种子但没有发芽的地方，也就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必使用魔滴水的地方，现在竟然长出了三四株小灌木，嫩枝上绽出了黄色的花蕾。

        一个星期过后，疾病又一次侵袭了我们的花园，死亡的苦痛又一次降临，幼苗垂下了脑袋，又一次开始流露出大流散期间受迫害的犹太人那种病容与孱弱，它们的叶子耷拉下来，嫩枝枯萎了，这一次无论是滴鼻剂还是咳嗽糖浆都无济于事，我们的菜地正在干涸、枯死。四根桩继续在那里立了三四个星期，与之相伴的还有脏兮兮的线绳，接着它们也死去了，只有我的希特勒稻草人茂盛的时间稍长一点。父亲在探讨立陶宛浪漫传奇故事的起源或从小说在行吟诗歌中的诞生中寻求安慰。至于我，则在院子里布下了星系，里面遍是奇怪的恒星、行星、月亮、太阳、彗星，我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进行冒险旅行，也许在其他星球上可以找到生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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