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八七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字,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亚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需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弃置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对谈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书中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对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源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一九七七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与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一九七七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八零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限制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之时即“像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需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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