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承志访谈自由的行旅(1)
自由的行旅——作家张承志访谈
2005年1月,著名作家张承志推出了他的最新散文集。下面是张承志接受访谈的记录。
问:从《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以下简称《鲜花》)一书的写作到出版已有两年多时间了,你似乎一直沉浸在对于“安达卢斯”的回忆之中,是不是因为对这本书花费了较多的心血而有所偏爱?
答:我第一次去西班牙是在1999年,2003年又去了一次。范围大概是地中海周围地区,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法国等国家。每次都是三个月的签证,自己找旅馆,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边走边看,就这样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在写作过程中,又会回忆起当时的种种细节;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又能自己参与,合作得很愉快。可以说,在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六十多部著作中,《鲜花》是我最为盼望也是最为满意的一本书。
问:《鲜花》一书中描述的旅行路线主要是在西班牙及摩洛哥,但你似乎更喜欢“安达卢斯”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
答:如果不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把我其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拿出来当了书名,我可能更喜欢直接用“安达卢斯纪行”这个名字。朋友给我发邮件,经常会在最后问我一句:“你那本《安达卢斯》写得怎么样了?”跟熟悉的了聊起天来,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我就会跟他们侃一侃“安达卢斯”。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称作安达卢斯(Al-andalus)。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且凋零的地方。所以,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惟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
问:在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你的足迹曾遍及欧美、日本、蒙古诸国,但是论及异国文化的魅力,你却最为钟情于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梦想中的天涯海角。能比较一下文化方面的异同吗?
答:若回首国外的脚印,也许首推当属日本。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不仅粗知语言,也对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艰险之际,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其次可以数到蒙古,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不用说,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最后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谓的一类国家。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而且一再企求深入,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
惟西班牙是个特例。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考古访今。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的几个月,虽然整日在外奔波身体很疲累,但在精神上很兴奋,经常会被西班牙人的热情所感染,随时有新的发现与感动。我想我之所以钟情西班牙,主要是一种气质上的相合吧。
问:与年轻时相比,你现在选择去国外旅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答:我觉得有三大文明覆盖之地,最能吸引我。现在我似乎已惯成了一种毛病——何止单调的北美,哪怕是花都巴黎,或者是巴塞罗那,只要没有几层文化的重叠,哪儿都不能使我满足。我现在给自己喜爱的欧洲,立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
一座名城,必须要同时拥有罗马、阿拉伯、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只有那样的地方,才值得为它奔波。除非你是饱暖思旅游的富人,只要你是为了突破狭窄知识的牢笼,数载积蓄付诸一掷,你就应该追求——求知的震撼和愉悦。
若不是非强求三项,而是兼有东西方文明即可——那同时拥有罗马和阿拉伯、抑或是有着摩尔和天主教文明遗存的城市就太多了。
问:你在《近处的卡尔曼》中提到了傅雷译文的“粗糙”,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对傅译的印象有较大的不同。
答:我在文章中提到:傅雷在翻译时不知为什么删去了《卡尔曼》中那一段重要的语言学例句。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拉伯语词的时候(比如译阿卜杜•拉赫曼为阿勃拉•埃尔•拉芒)。与其说这是一个失误,不如说这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
问:这两次西班牙之行,除了认识上的收获,我觉得你似乎特别强调求知的热情。你几次提到小学生的心态,能不能展开来谈一谈?
答:我感觉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有的人也许不太理解,但我一直能体会这种乐趣。比如说我去西班牙之前,还特意学了一些西班牙语,这样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贴近,也更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如果不仅战胜了生活,还带来了乐趣,人就非常愉快。
作家张承志访谈自由的行旅(2)
问:除了写作以外,你还画了不少油画,有不少摄影作品,有的还被用作了封面(像英文版、法文版《北方的河》、作家社的《一册山河》等),中也用了不少你画的人物及场景的速写。这些年你似乎还写了不少书法作品,许多人把你的墨宝恭敬地挂在墙上。这些都是你的业余爱好吗?
答:画画有时候是为了休息脑子,同时也可以给房间做装饰。油画的题材主要是草原插队时的生活以及在西北的一些场景。写对联送给农民朋友主要是表达一点心意,每次下乡麻烦人家总归有点过意不去。有时候把画送给人以后我自己也就忘了。有一次一个朋友去一个日本友人家拜访,进到屋内,发现他家玄关处的墙上挂着我的一幅油画,他拍了照片送给了我,现在我把它存在电脑里当屏保了。这件事令我深受感动。
问:你的作品中,“人民”的概念似乎一直贯穿始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提的?
答:我从写作初始就立志为“人民”写作,在插队时发表第一篇作品——蒙文诗时就以“人民之子”为笔名。后来我有意识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现在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笔,站在世界被压迫的、没有话语权和需要援助的人一边,行动和写作。
问:你在马德里时参加大规模的反战游行,是不是也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答:那次游行太令人难忘了,我也是好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爆发的,是自越南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成为人民抗议里程碑的一次反战游行。我牢牢记着我亲眼看到的马德里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显示了西班牙式的热情,他们的形象已经矗立,再也不会从我的记忆中磨灭了。
问: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允许,你会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
答:我总在想,人能不能把沉湎地理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那种地理不是随处可遇的,它必须具备震撼的视野、极大的美感,还得怀着一段秘史。它能把流俗世风隔在外面,而把人引诱得不能自已、在它的腹地蹒跚。它给人求知的满足,给人归宿的感觉。最后人几乎和它结合了,在岁月逝去之后,只想让眸子迎着视野,葬在这个地方。如果让我来选的话,西班牙的阿尔普哈拉斯?摩洛哥的茶畹?新疆伊犁的夏台?可能只能挑出这些恼人的地方。
问:对于你经常提及的内蒙、新疆、西海固这三块大陆,你有什么偏爱?
答:过于单纯的文化会造成片面的狭隘的见解。一个作家与社会的接触,如果是复数的文明与复数的文化区,两种不同的东西会纠正你某些可能的偏见。多种文明的滋养,对一个知识分子很重要,因为中国是多文明的。
我经历了对内蒙古草原这一文明的始终如一的密切注意,而且是最具体最细节最底层的注意。那种获得宝藏般的感觉,是别人不能理解的。西北吸引我的主要是它的文明,那是一种异样的、绚丽多彩的文明。我在大西北的经历,与某些人的猎奇和所谓探险,与不尊重或无视甚至蹂躏当地居民心情的所谓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盼望突破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了——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丰富的文化相貌。
问:你的作品的读者似乎较为固定?
答:我和读者的关系有些特殊。比如在新疆,有个打工的穆斯林小伙子,天天在书摊看我的书,冬天非常冷,连书摊老板都缩在那里,他却坚持着看书。去年我去新疆还碰到了一个放羊的老头,他是我作品的研究者。那天他从山上专门赶来见我,问的问题非常细致。那时,我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北京的牛街有个老者,原来是烧锅炉的,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一直读我的书,并且向人热情地推荐。每次我的书一出版,他都会到出版社买一些书,然后推荐给朋友看,虽然我经常提醒他不要用自己有限的钱去买书,但他却乐此不疲。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
问:你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一般都是怎么安排的?
答:我有一些根据地,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他们都给我专门留有屋子。我有不少农民朋友,他们读我的书,与我交流。他们有事也会跟我商量。比如说做生意的贷款啦,儿女的嫁娶啦,有些事我可能帮不了忙,但可以帮他们出出主意。
问:你觉得你的旅行方式与别的人有什么不同?
答:我的旅行不是通常意义的那种旅游,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长旅,这样的旅行对一个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不能缺少一方。而与当地民众的感情交流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西班牙就是如此。我们乘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完全以当地老百姓的方式旅行,也没觉得什么害怕,这样交流起来更容易一些,充满了艰险和乐趣。
问:下一步你会去哪儿旅行?
答: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去一趟拉美。顺便把我学的西班牙语再实践一下。
(钟振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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