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积攒了一些钱，那是利用一些机会从霍加那里一点一点偷来的，当然也有自己四处赚来的。我把这些钱藏在柜子中一只袜子里，和霍加不再阅读的书放在一起。离开这栋屋子之前，我从柜子里取出了这些钱。受到好奇心驱使，拿了钱之后，我走进霍加的房间。他睡着了，汗流浃背，油灯还亮着。我很惊讶那面镜子居然这么小，它以我始终无法彻底相信的神奇相似，吓了我一整晚。我什么也没碰，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家。走上附近空无一人的街道时，一阵微风吹来，我有股想洗手的冲动，我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自己也心满意足了。走在黎明时分宁静的街上，走下通往海边的山坡，在喷泉处停下清洗双手，欣赏金角湾的景色，这些都让我感到心旷神怡。

        从一个自黑贝利岛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年轻僧侣那里，我第一次听闻了这个岛。我们在加拉塔相遇时，他热情地对我描述了这些岛屿的美丽。我一定对此印象深刻，因为离开住处后，我明白这就是自己要去的地方。和我讨价还价的渡船夫及渔夫，对载我前往黑贝利岛开出了天价。我开始沮丧地想，他们知道了我是逃亡者，他们会出卖我，把我交给霍加派出的追兵！后来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害怕瘟疫的基督徒，因而采取了威胁的态度。我努力不引人注意，与第二位谈价的船夫敲定了渡资。他并非一个强壮的人，花在划船上的精力不及用于谈论瘟疫以及瘟疫降临所要惩罚的罪恶。另外，他还说，想逃到那座岛上避开瘟疫是没有用的。他谈论这些话题时，我明白他一定和我一样害怕。这趟行程历时六小时。

        直到后来，我才把在岛上的日子视为快乐时光。我付了一点钱给一个孤身一人的希腊渔夫，作为在他家中住宿的费用。由于觉得还不是很安全，我尽量不抛头露面。有时我会想，霍加已经死了；有时则认为，他会派人来抓我。岛上有很多像我这样来躲避瘟疫的基督徒，但我不想让他们见到我。

        每天早上，我会和那名渔夫一起出海，傍晚时分返家。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用鱼叉刺捕龙虾及螃蟹。如果天气恶劣无法捕鱼，我就在岛上散步，有时也会到僧院的花园，在葡萄树下安详地睡个觉。那里有一个无花果树撑起的凉亭，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从那里远眺圣索菲亚大教堂。我会坐在凉亭的阴影下，凝望伊斯坦布尔，或是连做几小时白日梦。一次，我梦见来这座岛屿的时候，看见了在船边泅游的海豚，还有霍加，他和它们交上了朋友，并且问起了我。他追我来了。还有一次，梦到母亲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怪我，问我为什么迟到了。当我因阳光照得脸上流汗而醒来时，我想要重新回到这些梦中，却没法重返梦境。这时，我会强迫自己沉思。有时我想霍加已经死了，能够想到躺在那间被我遗弃的空屋里的尸体，想到来抬尸体的人，想到没有人出席的葬礼的静寂；接着，我会想到他的那些预言，那些他快乐地发明的有趣事物，以及那些他厌恶与盛怒之下捏造的事；还有苏丹和他的动物。被我刺穿背部的龙虾及螃蟹，它们挥舞着大螯伴随着我这些白日梦。

        我努力说服自己，慢慢地我总是能够逃回国的。为此，我只需要从岛上门窗洞开的家中偷钱就足够了，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忘记霍加。因为我不知不觉中了迷咒，沉溺在自己遭遇的事与回忆的诱惑里：我几乎要责备自己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抛弃了一个与自己如此相像的人。正如现在这样，我热切地想念着他。他是否真如记忆中那般长得像我，还是我自己愚弄了自己？接着我认定是因为这十一年来，我从未真正端详过他的脸，然而事实上，我却是经常这样做的。我甚至有股冲动想回伊斯坦布尔，最后去看他的尸体一眼。我认为，如果希望获得自由，我就必须说服自己，我们之间不可思议的相似只是一个错误的记忆，是一个必须要忘怀的痛苦假象，而我必须让自己相信这一点，也必须去适应这一点。

        幸好我并未适应它。因为有一天，我突然看到霍加站在了面前！感觉到他的身影时，我才刚在渔夫家的后院舒展身体，闭着眼睛朝着太阳正做着白日梦。他面对着我，微笑着，就好像他不是一个赢得了游戏的人，而是因为他喜欢我。我有一种奇特的安全感，奇怪到让我感到惊恐。或许，我一直在悄悄地等待着这一刻，因为我立即陷入了一种出自懒惰的奴隶或谦卑且顺从的仆人的罪恶感。收拾行李时，我没有憎恨霍加，而是瞧不起自己。他替我付清了欠渔夫的钱。霍加带了两个人来，他们是划着双桨来的。我们很快就回来了，黄昏前便到了家。我怀念家的味道。而那面镜子已从墙上取了下来。

        隔天早上，霍加把我叫到了面前说，我犯的罪非常严重，他很想处罚我，不只是因为我逃跑了，还因为我相信那个蚊虫咬伤是瘟疫肿块，在他临终前遗弃了他；只是，现在还不是处罚的时候。他解释说，苏丹终于在上周召见了他，询问这场瘟疫什么时候结束，将夺走多少人命，他的性命是否有危险。霍加非常兴奋，但因为没有准备而圆滑地作出了回答。他请求多给他一些时间，表示需要观察星相。他带着胜利感欢喜雀跃地回到了家，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巧妙利用苏丹的兴趣。因此，他决定把我找回来。

        他很早就知道我在那座岛上。我逃跑之后，他染上了风寒，三天后才开始追我，并从渔夫那里得到了线索。等他拿出一点钱之后，那名爱讲话的船夫便说曾带我到了黑贝利。霍加知道，既然我不可能逃离岛上，也就没再跟着我。当他说这次和苏丹的会面是他人生中的关键机会，我深表同感。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

        我们马上开始了工作。霍加有着一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果敢。我很高兴看到这样坚定的决心，这是以前很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种特质。既然知道他隔天会再受召见，我们决定要争取时间。我们立刻商定了原则，那就是不提供太多的讯息，但只要是我们所提供的就要很快去证实。霍加很敏锐——这点是我十分赞赏的——他马上产生了一种看法：“预言是滑稽的行为，但能善加利用来左右笨蛋。”他听我说话时的样子，似乎赞成瘟疫是一个灾难，只能借由加强卫生防御措施来加以遏止。和我一样，他并未否认这个灾难是真主的旨意，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因此，我们凡人面对灾难也可以做一些事，而这并不伤及真主的骄傲。为了使他的军队免于瘟疫，先贤厄梅尔不是也把艾布·于贝德将军从叙利亚召回了麦地那吗？霍加将请求苏丹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以便保护自己。我们也不是没想过向苏丹散播对死亡的恐惧来迫使苏丹采取这些防护措施，但这种做法很危险。这件事不是单纯到以浮夸的死亡描述便足以吓倒苏丹，因为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即使霍加的喋喋不休对他产生了影响，周遭仍有一群笨蛋会帮助他克服他的恐惧感。这些不择手段的笨蛋日后就可以时时刻刻指控霍加的无宗教信仰。因此，凭借我的文学知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来告诉苏丹。

        对霍加构成最大威胁的事情是判断瘟疫何时可能结束。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每天的死亡人数进行。当我对霍加提及这件事时，他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他同意向苏丹要求协助以取得这些数据，但这同样也会包装成另外一个故事。我不是十分相信数学，但我们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

        隔天早上，他去了皇宫，而我则到了城里，到了瘟疫肆虐的地方。我和以往一样，还是害怕瘟疫，日常生活的喧嚣活动以及多少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欲望，使我头昏脑胀。这是一个微风轻拂的凉爽夏日，缓步走在死亡与濒死的人们之间时，我思忖自己已有多少年没有如此热爱人生了。我走进清真寺的庭院，在纸上记下棺木的数目，在街区里走着，努力在所见景物与死亡人数之间建立一种关联。要在这些房子、这些人们、这些群众、这些兴高采烈、悲伤与快乐中找到意义，并不容易。而且奇怪的是，我的眼光只关注着一些琐事，关注着他人的生活，关注着人们和亲友一块儿住在自己家中的快乐、无助与冷漠。

        将近中午时，我带着人群与尸体给我的沉醉来到了对岸，来到了加拉塔。我转了转船厂周围的工人咖啡屋，扭扭捏捏地抽着烟，仅仅是出于想了解的渴望，我在一家简陋的小餐馆用了餐，还到市集和商店逛了逛。我想在心中牢记每个细节，以便作出某种结论。黄昏后我回到了家，精疲力竭，听霍加述说着宫中的消息。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捏造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苏丹。他接受了瘟疫就像魔鬼、试图化作人形来欺骗他的想法。他决定不让陌生人入宫，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当问到瘟疫将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时，霍加用上了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至于苏丹听了之后害怕地说，他可以想像死亡天使阿兹拉尔像个醉鬼一样在城中漫步的样子——阿兹拉尔拉起他看中的人的手就把他带走。霍加慌忙纠正说，把人们带向死亡的不是阿兹拉尔，而是撒旦——而且他也没喝醉，而是诡计多端。如同我们计划的，霍加指出，向撒旦宣战势在必行，要想了解瘟疫何时才能放过这座城市，关键就在于要注意它的动向。虽然有些苏丹的侍从说，向瘟疫宣战无异于与真主对立，但苏丹没有在意这些话。后来，苏丹还问到了他的动物：瘟疫魔鬼会不会伤害他的隼、鹰、狮子和猴子？霍加立刻回答说，恶魔以人形接近人，而以老鼠的外貌接近动物。于是苏丹下令从一个未受瘟疫侵扰的遥远城市，送来五百只猫，也给了霍加所想要的人手。

        我们立刻将交由我们指挥的十二个人分派至伊斯坦布尔各地。他们负责巡视每个区域，汇报死亡人数及任何观察到的事。我们在桌上摊开了一张我临摹自书本的伊斯坦布尔的粗略地图。怀着畏惧又愉悦的心情，晚上我们于图上标示瘟疫散播的地方，准备好要向苏丹禀报的东西。

        刚开始，我们并不觉得乐观。瘟疫在城里散播的情况像个漫无目标的流浪汉，而非诡计多端的魔鬼。有一天，它在阿克萨拉依区夺走了四十条人命，之后就放过了这儿；又一天袭击了法蒂赫，并突然出现在对岸，来到了托普哈内、吉罕吉尔；翌日再一看，这天它却几乎没有侵扰这些地方，而去了泽依莱克，又进入我们这眺望金角湾的地区，造成二十人丧命。一天五百人死亡，隔天一百人，我们无法从死亡人数中得出什么结论。当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知道的不是瘟疫夺命的地方，而是最早出现感染的地区时，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苏丹再度召见了霍加。我们谨慎地想了想，决定了他的说法，他应该说：瘟疫散布在人潮拥挤的市场、人们彼此欺诈的市集以及他们毗邻坐下闲聊的咖啡馆。他去了皇宫，晚上才回到家。

        霍加将瘟疫的情况告诉了苏丹。“我们该怎么办？”苏丹问道。霍加建议，应当采取强制性措施，对市场、集市及城内的往来活动加以限制。当然，君王身旁的那帮蠢蛋们立刻表示了反对：这样一来城市将如何来保障生活？如果商业活动停止，生活也就会停止；瘟疫以人的形体在游荡，这一消息会吓坏所有听闻的人，就会有人相信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而不听从管束；而且，没有人想被关在瘟疫魔鬼徘徊的地区，他们会起来造反。“他们说的没错。”霍加表示。当时就有个蠢蛋问道，哪里能找到足够的人力来对百姓采取这种程度的控制。苏丹闻言大怒，表示他将惩罚任何怀疑他的力量的人。苏丹的话吓坏了所有人。带着这种愤怒的情绪，苏丹下令按霍加的建议去做，不过还是没有忘记征询群臣的意见。皇室星相家瑟特克先生一直在伺机对霍加进行报复，因而他提醒说，霍加仍未说明瘟疫将何时离开伊斯坦布尔。霍加担心苏丹会听从瑟特克先生的话，于是说下次晋见时将带来时间表。

        桌上的地图已被我们画满了记号和数据，但仍然找不出城里瘟疫散播的任何逻辑。现在苏丹的禁令已经开始实施，而且持续了三天多。禁卫军守在市场的出入口、主干道、码头，拦下行人并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要去哪里？从哪里来？”他们把胆怯、吃惊的旅客及闲逛的人们送回了家，免得这些人染上瘟疫。得知市场封闭和翁卡潘的日常活动趋缓后，我们把最近一个月收集到的死亡人数资料写在小纸片上，钉在墙上，思索着。就霍加看来，等着找出瘟疫是依何种逻辑散布，无异于白费力气，而如果我们想保住项上人头，必须编出一些东西来应付苏丹，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

        许可证制度也就在这个时候出台了。禁卫军首领把许可证分发给了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商业活动及城市供给的人。当我们得知首领从这项许可证制度中赚取了大笔金钱，不愿付费的小商人们已开始准备叛乱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数字中的逻辑。霍加正跟我谈到大宰相柯普鲁吕计划与这些小商人结盟共谋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死亡数字中的逻辑，并努力让他相信，瘟疫已经慢慢退出了边缘街区及贫苦地区。

        他对我的话不是很信服，但仍把准备时间表的工作交给了我。他说，他写了一个转移苏丹注意力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带任何意义，所以没有人可以从中作出任何结论。几天后，他问道，人是否可能编造出一个让人乐于听读，却没有什么寓意或意义的故事。“就像音乐？”我说。霍加看来相当惊讶。我们讨论着，认为这个理想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像童话一样纯真的开场，主要内容又必须如噩梦般令人惊骇，同时结尾要像未能结合的爱情故事那样是个悲剧。他进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愉快地熬夜聊着，紧张地工作着。隔壁房间中，我们的左撇子誊写员朋友正为霍加尚无法安排完成结局的故事，誊写着开场部分的漂亮文稿。到了早上，借着手中有限的数据，我从几天来努力得出的综合因素中作出结论：瘟疫将在市场夺走最后的人命，并于二十天内在城里绝迹。霍加并未询问这项结论的依据，只是说这个解救日太遥远，要我把时间表改为两周，并以其他数据隐藏瘟疫的持续时间。对此我并不那么乐观，但还是按他说的做了。霍加当场就时间表中的某些日期编了几行诗，塞给了就要完成工作的抄写员，同时要我画一些图来说明这些诗句。临近中午，他急急忙忙让人用蓝色大理石纹封面装订好论文，带着它出了门。出门时，他显得抑郁、烦躁。他有点怕。他说，他对那些他塞进故事里的鹈鹕、长翅膀的牛、红蚂蚁和会说话的猴子要比对时间表更有信心。

        晚间回到家时，他显得兴高采烈，随后的三周也一直洋溢着这种生气勃勃的情绪，因为他彻底说服了苏丹相信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刚开始他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第一天，他一点也不抱希望。聆听一位声音优美的年轻人朗诵他的故事时，苏丹身边有些人甚至笑了出来。他们当然是故意这样来贬低霍加，减少君王对他的喜爱，但苏丹让他们肃静并斥责了他们。他只问霍加，根据什么迹象作出了瘟疫会在两周内结束的结论。霍加回答，一切都包含在故事中。而这是个没人能听得懂的故事。接着，为了取悦苏丹，他对充斥在宫中内院与每个房间的各色猫咪表示出了喜爱之情，这些猫是从特拉布宗用船运来的。

        他说，第二天进宫时，宫中已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取消城里实施的各种防疫措施，这派人士包括皇室星相家瑟特克先生；另一派支持霍加的人则说：“就算让这座城市屏住呼吸，也别让在城中游荡的瘟疫恶魔呼吸。”看到死亡人数一天天地减少，我充满了希望，但霍加仍非常忧虑。有传言说，第一派人士已与柯普鲁吕达成协议，准备发动政变，他们的目标不是战胜瘟疫，而是要摆脱他们的敌人。

        第一周结束时，死亡人数明显减少，但我的计算结果显示，这种传染病不会在一周内消失。我抱怨霍加不该改变我的时间表，不过现在他却满怀希望。他兴奋地告诉我，关于大宰相的传言已经停止。此外，支持霍加的那派人士还散布了柯普鲁吕正与他们合作的消息。至于苏丹，已完全被这些阴谋诡计吓坏了，转而向他的猫咪寻求心灵的平静。

        第二周接近尾声时，防疫措施对这座城市的压抑更甚于瘟疫。死亡人数逐日减少，但只有我们及像我们这样追踪死亡人数的人才知道这一点。饥荒的谣言已经爆发，伟大的伊斯坦布尔像座荒城。由于我从未离开这个地区，霍加告诉我，可以感受到在这些紧闭着的窗户与庭院门户的后面与瘟疫进行搏斗的人们的绝望，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正等待着瘟疫与死亡之外的某种东西。皇宫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期待，每当有杯子掉落地板，或是有人大声咳嗽，那帮蠢蛋们便吓得直哆嗦，他们在下面窃窃私语：“看看苏丹今天会作出什么决定。”但就像那些无助的人一样，他们也渴望有事发生而且不管那会是什么事。霍加受这股骚动影响，努力向苏丹说明瘟疫已逐渐消退，他的预言正确无误。但苏丹却并没有受他太大的影响，无奈之下，最后只好又谈论起了动物。

        两天后，霍加根据从清真寺得到的死亡数作出结论：这次传染病已经彻底远去。但是，那个星期五让他快乐的却不是这个。一群绝望的商人与看守道路的禁卫军发生了冲突；另外，一群不满防疫措施的禁卫军，则联合几位在清真寺讲道的愚蠢伊玛目、一些渴望劫掠的流浪汉以及其他游民，声称瘟疫是真主的旨意，不该加以干涉。不过，情况失控之前，这场骚乱便已平息。取得伊斯兰教长的裁决后，二十人立即被处死，这或许夸大了这些事件。霍加感到心满意足。

        隔天晚上，他宣布了自己的胜利。宫中再也没人说要取消这些防疫措施。禁卫军首领被召见时，谈到了宫中的叛乱党羽，苏丹大为恼火。这群人的敌意一度让霍加处境艰辛，现在他们却作鸟兽散了。一度有传言说，柯普鲁吕会对反叛人士采取严厉手段。霍加兴高采烈地说，就这一点而言，他也成功地对苏丹发挥了影响力。反对叛乱的人一直努力让苏丹相信，瘟疫已经平息。他们说的没错。苏丹用从未称赞过他的话语称赞了霍加。为了向霍加展示他让人从非洲运来的猴子，苏丹带他参观了他特别订制的笼子。这些猴子的肮脏及无礼令霍加厌恶。当他们看着猴子时，苏丹问道，这些猴子是否可以像鹦鹉那样学会说话。然后苏丹转向侍从，宣布希望将来能常看见霍加随侍在旁，他准备的时间表已证明正确无误。

        一个月后的星期五，霍加被任命为皇室星相家。他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高：苏丹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周五礼拜，庆祝瘟疫结束，整座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这一庆典，而霍加就紧跟在苏丹身后。防疫措施已经解除，我也加入了感谢真主与苏丹的欢呼人群。当君王骑在马上经过我们身边时，民众尽情喊叫。他们欣喜若狂，失去了理智，不断挤压推挡，一波波涌上前去，又被禁卫军推挡回来。我一度被身边沸腾的人群挤到了树旁，等奋勇推开人潮挤进前方后，正好面对着霍加。他离我只有四五步的距离，看起来满足又开心。他的眼睛避开了我的视线，仿佛不认识我。在那可怕的喧嚣声中我突然愚蠢地冲动了起来，我相信霍加没有看见我。我全力对他喊叫，似乎只要他发现我在这里，就会拯救我脱离人群，如此我便能加入掌握胜利与权力的快乐游行！但我并不是想分享胜利，也不是想从自己做的事中得到回报。那时我心中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应该在那儿，因为我就是霍加本身！就像我常做的噩梦一样，我和真正的自我分离了开来，从外面看着自己，也就是说我已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甚至不想知道这个我身处其内在的另外一个人到底是谁。当我满怀惧怕地看着没认出我就从我面前走过去的自己时，我只想尽快与他团聚。但是，像牲口一样的一个士兵使劲将我推入了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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