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证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因为那是“怀有恶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异端和读神不应被视为可以惩罚的罪行。”“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务必要注意不让谬种流传，即使现在已晚了一些，但愿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吁还不够。于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奥多·特·贝齐便写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页上您将发现印刷的地点是马德堡。依我愚见，这马德堡一定是在莱因河畔。许多这样那样的丑事均源出于此。我只能自问，如果人们‘宽容’那恶棍在此书序言中的满纸污秽的话，那么基督教还能再完整无损吗？”

        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他不让诡辩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论点，以一个有造诣的律师的精雕细琢的文风，为他所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大权，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为温和的气质，但是他最后重要的公开行动，却是一个血腥的死刑，继之以对一大群虔诚的人们进行威吓。那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厌恶杀戮的人（难道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依靠上帝的帮助，要使加尔文之心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带到正路上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特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被烧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一处决，掀起了许多抗议，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对付这些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看来此书是最巧妙地着过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为自己辩护、攻击塞维特斯、并证明处死塞维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议对此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查。根据加尔文经常好争论的作风，他很可能会将我形容为塞维特斯的一个学生，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误解。我不是为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要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我绝对不考虑讨论受洗、三位一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手头甚至没有一本塞维特斯的书，因为加尔文把凡能到手的书全烧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维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我至多只是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些与原则分歧毫无关系。我希望向每一个人讲明白这个嗜血成性已成疯狂的是怎样的一类人。我不会象他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他判处塞维特斯火刑，并将他所著的、被认为是犯了罪的书付之一炬。现在，甚至在塞维特斯死了之后，加尔文仍继续漫骂他。加尔文在杀人焚书后，居然还有脸向我们提起这些书（当然是断章取义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至于我，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为了避免可能出现毛病，我将在每一句引文处注明章节出处，同时象原文一样标出对每一章节的答复。

        这样的讨论就再坦率不过了。在上述的书中，加尔文毫不含糊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卡斯特利奥象一个检察官利用被告的证物一样，利用了这本可以为大家理解的“展览品”。卡斯特利奥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尔文的书，因此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样，对塞维特斯的这次审理就要比日内瓦的第一次审理要公平得多：当时被告被关在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证人均被拒绝，不许辩护律师出庭。卡斯特利奥决意让整个人造主义者世界自由地讨论塞维特斯案的每一细节，决心使其道德上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

        “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语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拥有者。但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只有一个宗派是正确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从它。当然，对于约翰·加尔文大师，他自己的教义看来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领导人也对他们的信念抱着相同的态度。加尔文说别人是错误的，而别人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加尔文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而别人也这样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不管怎么说，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加尔文是根据这——上帝的言词中取得这资格的，但别人也同样提出有此权利。或者，可能，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无可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睛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又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的书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它人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么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卡斯特利奥因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加尔文僭取了他没有资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至高无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认为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该做的是通知塞维特斯，他在什么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尔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进行辩论，而是轻易地诉诸武力。“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的老法宝：发现论争逐渐对他不利时，就不再听放手的话，把他的嘴塞起来。如此求助于审查制度暴露了他对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奥好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诉说加尔文道义上的责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放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为了召唤一个证人，卡斯特利奥把抗议中止了片刻。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因为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愿意作证说：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当局使用暴力压制纯精神上的过失。这位现在被召来作证的大学者、著名的神学家乃是加尔文本人。在这件事上他很不情愿地进入证人席。“加尔文发现混乱不堪，所以他立即谴责别人，以免他自己被怀疑。但是，很显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乱情况，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对塞维特斯的判决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内瓦，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和愤怒。现在他试图把自己亲手的作为所引起的责难栽到别人身上去。他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当时他写了成篇累犊的文章痛骂并反对这种迫害。我愿从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读者怀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语句已被谨慎小心地修改过。正如拿破仑，一当上第一执政，就留意收购和烧毁能到手的雅各宾派写的描写他年青时代的小册子。同样，日内瓦教会的头头一旦成了一个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员，就急于要镇压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过节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奥不愿让加尔文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里滑掉。他逐词逐句将它们复写了下来进行驳斥。卡斯特利奥在引文结束以后接着说：“现在，我的所有的读者，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为比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犹如光明之与黑暗。国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同样地处死。他，立法者，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处死持不同意见者……加尔文要处死别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和他的蜕化变质，使他成为注目的中心。对此，我们还会感到惊诧吗？那些干坏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日内瓦市行政会负有实际上执行这罪行的责任，从精神上对此案进行复查，证明上述宗教的和尘世的当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权。市行政会无权对一种精神上的违犯作出判决。”加尔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责任强加给地方当局。“由于受到你的证言和你同谋的影响，市行政会将一个人判处了死刑。但市行政会在这一件事上无权采取行动，也无法加以判别，就象瞎子不能辨别颜色一样。”加尔文犯了两重罪：教唆罪和执行那可憎行为罪。不管他将不幸的塞维特斯投入火焰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你把塞维特斯处死，或是因为想了他之所说，或是因为根据他内在的信念说了他之所想。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把他处死，那么，在采取如此极刑之前，你们也有责任试图使他相信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些观点；或者，为此目的而摘录《圣经》，足以证明你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处死，虽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信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杀死了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号角三响，卡斯特利奥的判决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这一最高的道德权威已经作出裁定。但是，身后的补课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不光是要宣布约翰·加尔文其人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卡斯特利奥责问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个人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书和你的行为将导向何处吗？很多人强调他们是在保卫上帝的荣誉，但今后要想屠杀人类的‘上帝保卫者’将以你作为证明。他们将跟随你，走同样灾难的路。象你一样，他们将用血来玷污自己的双手。象你一样，他们将把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刑台。”“这并非是危险的、孤立的、狂热的个人，而是狂热主义的一种罪恶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在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好是在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他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你嗜血的祈祷，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使君主们和其它统治者们看清真相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那血还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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