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描述的情形是一种喜剧和悲剧奇特的混合，那些受到悲伤情绪感染的读者不用别人解释也知道喜剧只是表面的，而悲剧才是实质。

        ——爱德蒙?高斯①前言

        1907年9月

        对于凯什琳，旅途中吸引她注意力的是一位英俊的英国板球队队员，他去游览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船上人戏称他“阿多尼斯”②，因为他美貌非凡。

        到达热带地区时，他同她调情，她在日记本上有所记载：因此，我暗自发笑，坐下来分析这新的影响，这种复杂的感情。不管我走到哪，不久就会碰上类似的情形。一个音乐家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是性的全音阶，R是我新的体验对象。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正躺在椅子上，他走过去，我看着他节奏完美的步伐，绝对的自信，身体的健美，心中感到一阵激动，这是青春和造物给人的永久的渴望。当我同他在一起时，一种异常的渴望抓住了我，我想让他狠狠地伤害我，我想让他健壮的双手紧紧地勒住我..板球队员们竖了一个球网练，她看着阿多尼斯美妙地投球。同一天夜晚，他俩并肩坐在热带的热浪中，用法国人的那种危险的语言交谈（他在巴黎呆过8年），阿多尼斯“特别易于激动，有时甚至有些狂暴。女人越有感情越好，他告诉她。凯感到他的衣袖擦着自己裸露的胳膊。“我想激怒他，在他心底唤起奇特的感情，他见过那么多世面，这真是一种征服。”

        这一切都完全正常健康，特别是有关双手勒住的部分。笔记中接着谈到凯什琳的父母亲，他们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她父亲的外貌使她厌恶透顶，他的双手覆盖着长长的沙色汗毛，是绝对残酷的手，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抓住了我。他说她要回到英格兰去是“该死的念头”，她说“看，他绝不会让我在黑暗的角落里同别人鬼混。”但是不仅仅是同别人，凯什琳身上有种东西既能吸引女人也能吸引男人，她父母亲也意识到这一点。母亲总在观察着她，“时刻疑神疑鬼，盛气凌人”，至于她父亲，“我不能独自呆着，或杂在女人中间，哪怕只是半秒钟——他在那儿眼神可怕，企图假装满不在乎，毛茸茸的双手扯着自己长长垂下的红灰色胡子，呸！”

        这是凯什琳对父母亲不够恭维的评论。虽然在以后她的各种笔记本中还能找到滔滔不绝的自我表白，但她再也没有如此贬低过自己的父亲，她感到这次旅途十分可恶，行动受到限制，航行回家离开了另一个她叫作“家”的地方，那是她现在精神上的老家。

        经过开普敦和澳大利亚港口，就是寒冷的塔斯曼海，哪怕在12月也很寒冷。最后再光顾一次行李房，那些西区买的衣服和硕大的爱德华式帽子都捆扎好了，准备运上岸。刮风的海峡，荒凉的石头山，岛湾的小棚屋，接着进入弯成一个问号式的港口。

        ①爱德蒙?高斯（1849～1928），传记作家、诗人，是他的自传。——译注②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译注1906年12月6日的《晚邮报》说，大约9点钟，柯林斯克号气派十足地驶进了海湾，灿烂的阳光给这次来自遥远北方的航行增色生辉；另一版面上，哈罗德?比切姆受到采访，就“帝国和殖民事务”侃侃而谈，他很有自信，为什么不呢？他刚同国王会过面。

        但是三个小姑娘的情绪如何呢？她们现在何以消遣？她们会不会也像父亲17岁时那样，“遇见许多很好的年轻人”，给父亲带来女婿，让他们同莱斯利一起加入公司业务呢？

        殖民—爱德华时期①的惠灵顿今天几乎全都无迹可寻，因为那时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年轻的亨利?詹姆斯也许会同情我们回到殖民地的居民：街上每刮起一阵风，都会卷起大团大团的灰尘和谷壳。伦敦——伦敦在哪儿呢？而这个拥有6万人口的兴旺发达的都市却能给她们父母亲提供一切欢乐。在海关码头，每根电线杆都有160个绝缘体，160根铜线为贸易往来嗡嗡作响；在弟纳柯里大道上，正在兴建的房屋等待着“园会”家庭的归来；很快他们就会在总督官邸的来客留言薄上签名，应邀去那儿做客。

        莱斯利仍在高中读书，因此家中只有姐妹几个。几星期后，快乐饶舌的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佩恩，描述“住在新西兰究竟是什么滋味”。

        这儿绝对没有艺术，自然人也就枯燥乏味。接受我的劝告，亲爱的，千万不要到殖民地来居住，就待在英格兰吧，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那儿埃如果能回去，我真愿用一切来交换。我简直不能告诉你这儿有多么悲惨，我们根本就没有朋友，过去所认识的女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似乎对我们毫无兴趣，这很让人伤心，对吗？

        姑娘们回到新西兰，说话带有特别的“口音”，戴着半遮半掩的面纱。

        她们举行“小姐茶会”，凯什琳身穿紫红塔夫绸服装唱歌。

        当然还有更为盛大的场合，“英国板球队员们全都那样迷人，他们在惠灵顿，这让人多高兴。彻迪写信给西尔维亚，描述了为他们举行的一场舞会。

        但是他们乘船离去了，留下别人不能填补的空白。“我们最近参加了两个欢快的舞会，”另一封信中说，“只是我真希望那些男人是英国人，殖民地的人太不同了。”而这时，凯什琳给西尔维亚的信则是这种情绪：新年来了——我真不敢去想象——这儿简直没法活下去，我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一个朋友都没有，看样子将来也不会有。亲爱的，我谁都不认识，也没谁想要认识我；世上没一件事可做，没一件事值得看，我的心一直飞往牛津广场，威斯敏斯特桥一直萦绕在我心间，我觉得它一定会回来，真难想象人们怎会愿意住在这儿——此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活中已有了两种毁灭性的冲突力量：对父亲的爱与恨，对祖国的爱与恨，它们将她撕成两半，使她四分五裂，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精神创伤。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都给这个世纪文学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烙印，从①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即1840～1907年，与爱德华七世在生期间，即1841～1910年，正好接近，故有此说法。——译注巴特勒①和高斯到②的作者身上都能看到这些痕迹。在冲突中总有一位潜在的人物，对于巴特勒和高斯，是清教徒的在天之父；对殖民地居民和爱尔兰人，是他们亲爱的祖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只是名义上的英国教徒，至少用不着服从于清教主义，但她确实知道它的后继者热爱财富；她诅咒父亲拼命赚钱的愿望（她并不认为这是他对自己父亲一事无成的一种反抗作用）。后来她能够充满深情地描写他和自己的祖国，但目前她在这两者身上都只能看见糟糕透顶的地方。

        文化土壤开始在新西兰形成之前，具有文学创作素质的人显然觉得日子不太好过。这个国家小，创建晚，土地贫瘠，远离欧洲，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这些都是积极因素，有利于新的尝试；但在艺术上却是希望的敌人。用庞德③的话来说，“创新”的作家需要传统使自己同过去和将来紧密结合，而移民则斩断了这一宝贵的联系。那些1840年左右离开英格兰的人或者像亚瑟?比切姆那样乐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误以为自己能够在新土地上生根。这片土地在基督诞生时尚无人类，连哺乳动物也没有。他们把钢琴从船上搬下来，在摆满了象征老家温馨回忆的木房子中给钢琴重新调音，但古老的曲调再也不会依旧如初了。柯勒律治④在《桌边闲谈》中说，并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同一的“语言、宗教、法律、政府和血统使人们成为同一国家的人”。1920年，凯瑟琳身为双重流放者，在法国读到这句话时，在页边上写着：“但是我脚下的土地使我成为这个国家的人”，因为那时她已知道需要创造新的神话。只有经过几代重新在一个地方造就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使他们与那地方产生有机的联系，柯勒律治提到的那些事情的一致才能有所帮助。当人们在夏天迎来圣诞节，却在秋天庆祝复活节时，宗教的传统颠倒了，人的精神必须重新开始。

        1907年的惠灵顿并不像凯什琳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平淡，有很多剧团和音乐家来访，甚至多少也能听到一些瓦格纳的音乐。凯什琳在家中也遇见一些心情激动的客人，因为父母亲请他们未访，这些事情并非无意义，但他们来了，又走了，看见轮船离去令人更觉悲哀。1907年出版了一种生气活泼的月刊，叫作《三合一》，完全致力于艺术，凯什琳曾为其撰写了一篇颓废派式的散文，题为《玫瑰之死》。

        但是所有这些外来的世界主义都在殖民地的阳光下枯萎了，无论如何，这不属于父亲希望她进入的那种“体面的生活”，她诅咒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她可以去听在总督官邪举行的有关“女孩的职责”的讲座，但不能去那所新建立的简陋的大学，这所学校位于俯瞰市区的山腰上。

        这三姐妹在圣诞节前三星期回到新西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最小的一位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无暇看望亲爱的戴尔奶奶。奶奶现在已上了年纪，同另一个女儿住在桑顿，她曾提到此事，但没有表示不满。除夕，她突然去世。凯什琳给西尔维亚写信说：“我祖母新年夜去世了，我也在死亡的气氛中生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亲人的死亡，我吓坏了，过去死亡从没有这样令人憎恶。”

        ①巴待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译注②，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小说。——译注③庞德（1885～1972），英国著名现代派诗人。——译注④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派诗人，文学评论家。——译注她的情绪肯定被注意到了，不久几位亲戚就邀请维拉和彻迪去他们的牧场小住，彻迪从那儿写信给西尔维亚，“真希望亲爱的凯丝也在，遗憾的是她未被邀请，我总是不愿撇下她而独自去什么地方。”

        在凯的笔记本中可以读到四段阴郁的模仿爱伦?坡的诗句，还有一个“坡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移动的暗红色窗帘、血滴等等，她还开始掺入“单调、可怕的雨滴”，“狭窄、潮湿、肮脏的房子”等等，甚至在岛湾的灿烂阳光下，海的蓝色也是罗塞蒂①的蓝色，绿色则是威廉?莫里斯②的绿色。在这些描写中见不到一丝风趣幽默，而另一方面却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等新西兰得到进一步的文化熏陶，将产生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她自然之美的艺术家，这听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却是真实的。”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比切姆太太举行了一次园会，这次园会后来出现在她女儿最有名的一篇作品里。其中写到草地上支起了帐篷，预订的鲜花和奶油点心还未送来，请的乐队马上就要到了，有消息传来，说住在道路下那排破烂茅屋里的一个年轻车夫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从园会这儿能听到寡妇和5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在痛苦地哭泣。劳拉是与众不同的，更为敏感的家庭成员，要求取消园会，当然人们说服她放弃了这种过分的同情。寡妇只得忍受乐队的声音。但是客人走后，母亲出了一个好主意，必须迁就一下女儿，用开园会剩下的东西来安慰遭受不幸的家庭。就这样，劳拉身穿镶满花边的长袍，头戴一顶硕大的帽子，提着一篮子三明治和奶油泡夫去了那儿，进去后看见死者静静地躺着，这时窘迫和同情，爱与俯就的感觉把她压倒了，对着死者，她脱口而出：“请原谅我的帽子。”回到自己家中，只有弟弟了解她的心情。

        凯什琳的姐姐维拉后来回忆说，的确有过故事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园会，那样一次事故，她还说：“是我把东西拿到那儿去的！”她说，“头戴那时人们常戴的那种硕大无朋的帽子”，她感到非常荒唐，进小屋门时还得把帽子歪一歪。时间已过去60年了，她说话腔调中还带有一些不高兴。她和凯什琳从来就合不来。

        在弟纳柯里大道75号举办的那次园会可能是在1907年初，只有那时的女孩子们才戴这种帽子，天气也不会陡变，而比切姆一家4月就搬出了这所住宅，也许是2月或3月举办的告别园会，也就是凯什琳经历了第一次亲人死亡后不久。其实也许园会那天凯什琳远不如劳拉那样富有同情心。那时她一心孤芳自赏，很令人讨厌，所以她后来写的一些最有名的故事似乎也是对年轻时代过失的一种赎罪方式。

        显然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友谊，这种自寻自找的孤独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补救的方法是同女孩的两次恋爱，这是她第一次体验此类事情，是阅读奥斯卡?王尔德作品的直接结果。

        回家不久后，她又遇见了玛塔，一位在斯维森私立学校的老同学，是毛利人，玛塔后来去了巴黎，同她在伦敦还见过面。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凯的日记中有所记载，玛塔的日记中也能找到一些片断。

        这次同性恋发生在4月，可能同另一次交叉在一起，——也就是同埃迪?本达尔的恋爱。埃迪?本达尔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性格简单温柔，一①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兼诗人，热心于组织文艺团体。——译注②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译注点也没有凯什琳的自命不凡。她刚从悉尼的一个艺术学校回来，凯什琳认为她的画正好适合自己的儿童诗，提议她们合出一本书，因此她们常在星期六下午会面，凯丝大谈“凯撒”，或者谈自己可恶的家庭，埃迪则尽力起到“好影响”。

        这种友谊也发展成为热烈的恋情，凯什琳父母亲再次感到了在船上时的恐惧，但是他们同时还要为其他的事情分心。4月中旬，一份叫作《自由撰稿人》的周报在当地新闻的头条刊登了这个消息。

        .M.伯拉廷公司前进商行经理哈罗德?比切姆先生当选为新西兰银行董事会总裁..他是商人的典范，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头脑灵活，总是知道把握时机，处理事务..因此比切姆是这个发展中的殖民地上商业世界的权威人物，他事先肯定知道选举将要到来，所以计划好了搬往更好的住处。新房子这次是在好地段，附近没有破烂房屋，却有槌球场和一个大花园，像邻近所有的房子一样，它是木头造的，前面看上去像石头结构，有着富丽堂皇的柱式门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信件和日记中提到它时总说“47号”。

        搬迁完毕，比切姆太太立即邀请人们来参加“乔迁晚会”，也没有忘记让《自由撰稿人》派一位记者来。记者的专栏文章中不失时机地报道说，秋色中可爱的菊花盛开，还有一盆盆的棕榈，比切姆太太身穿黑府绸镶象牙色花边的长袍，头戴十分漂亮的黑色羽毛帽，而凯什琳小姐则穿着一件火红色条纹丝质、本色花边的礼服..西尔维亚?佩恩从彻迪那儿知道了这一切，“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舞厅，当然也用来演奏音乐，音响效果好极了，凯丝今晚大提琴拉得那么好，我真希望你在这儿听亲爱的老朋友演奏，我不愿意感到她在这儿很不高兴，如此年轻就处于这种心境不是很可怕吗？”

        凯丝在楼上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现在放置了一些她从巴黎卢浮宫买来的明信片，“凯撤”和大学同学的照片。早饭后她回到那儿，别人已替她铺好了床，她打开一本笔记本，诉说着对自己的痛恨。她给“凯撒”写信，落款“凯西?曼斯菲尔德”，还试着使用不同的名字：“K-凯什琳、凯西、凯丝、K.凯什”，她打定主意要成为另外一个人。

        当她再下楼时，又变成了宝贝，亲爱的小宝贝，她有意怠慢父亲邀请前来吃饭的轮船船长和那些从内地来参加宗教会议时住在他们家的人。日记中有一处说到“虽然没有上帝，上帝仍然会一直是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概念，——进化——最后还是上帝，不对吗？”这类话很有趣，但在她的笔下仍看不到一丝幽默。她父亲办公室的秘书经常帮凯什琳打字，说“从没见她笑过”，她说话声音低沉单调，“缺少起伏和生气”。

        6月初，凯什琳去了戴斯海湾，同埃迪一起住在度假小别墅内，这是她们尚在伦敦时，比切姆特地为女儿们建造的，别墅仅包括一个兼做厨房的起居室，一间储藏室，一间盥洗室洗澡兼堆木柴，这儿饮用雨水，使用木柴火炉或汽油炉做饭，一旦刮起飓风，可以听见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6月1日日记中长长的一段描述了凯什琳和埃迪两个姑娘之间刚刚发生的一幕：“昨晚我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今晚我恨她——也就是说我疼爱她：我躺在自己床上时总想到她身体的魅力..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的性冲动超过同任何男人在一起。”她现在已放弃了英俊的板球队员——阿多尼斯——“如果我敢于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话——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现在有了她，倚靠在她身上，握着她的双手，她的脸紧贴着我，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大半个男人。”接着而来的是一场恶梦，用波德莱尔①式的惭愧和罪恶的意象来描绘；最后以凯丝躺在埃迪的胸脯上，得到抚慰而结束，“真希望这种黑暗永远延续下去。”在爱的描写中有着一种美感，那时的感情无疑足够真诚，但是显而易见，凯什琳思维中的一部分还能冷眼旁观，觉得这是一种“抄袭”，甚至在恋爱时，似乎她的叙述也只是模仿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埃迪曾经说过，凯丝可以满不在乎地“利用”别人，她知道自己也被利用过，“她是典型的比切姆家的人”。

        只不过三星期后，慷慨大方的埃迪就被抛弃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感情脆弱的关系，还是结束为好。”凯什琳在日记本中写道：“而且她也不会让我有什么大成就。”

        凯什琳接着问自己，是否其他同龄女孩子也有过同样的欲望（现在她的思绪转向了玛塔，而不是埃迪），她们是否也像她一样感到“这样绝对强烈地放荡，几乎接近肉体的病态？”

        我一人呆在这充满滴嗒钟声的房间里，开始强烈地感到我想玛塔——我想占有她——非常想，我知道这很肮脏，但却是真的，多么不同寻常——我有一种赤裸裸的原始感觉——几乎完全被这女孩子迷住了，我还以为这事已过去了——嘿，嗬！！！我的心就像一本俄国小说。

        这是凯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她熟悉俄国作家。她在惠灵顿时可以从议会图书馆借书，借过无数艺术家和诗人的传记和许多诗歌，包括白朗宁、叶芝①、易卜生、梅特林克等人，以及尼采的《朝霞》，海涅的《思想集》以及劳拉?马尔荷姆的《妇女心理学》，但没有俄国书籍，虽然图书馆有一本R.E.C.朗译的契诃夫的《黑衣修十及其他故事》，这本书凯什琳也许读过，但未借出来，因为她经常使用国会那俱乐部式的阅览室。

        有一本书确实影响过她的写作以及她的所作所为，那就是玛丽?贝什科基夫②的，这是一位满怀激情、雄心勃勃的年轻女艺术家，但还来不及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就死于肺玻她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年幼时父母就分居。玛丽?贝什科基夫同母亲在欧洲各个疗养地居住，当时她第一个愿望是成为歌唱家。

        18岁时嗓子坏了，她开始爱上了绘画。25岁去世以前，她的一些画赢得了声誊，被视为天才之作，在法国曾经名噪一时。她尽情地诉说自己的内心世界，共写下10本日记，按照母亲的意愿从中挑选编成两册，加以修改，使之更符合读者的理想。在她死后三年才发表，当时在法国和英国有众多的读者，成为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克莱斯通③深受其影响，斯蒂芬?李柯克④在他的《马西诺太太回忆录》中曾加以嘲讽。

        ①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恶之华》。——译注①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译注②玛丽?贝什科基夫（1860～1884），俄国艺术家。——译注③克莱斯通（1854～1930），英国政治家，1905～1910年任内政大臣。——译注④斯蒂芬?李柯克（1869～1944），加拿大经济学家，幽默作家。——译注任何人只要把这两位年轻的自我主义者的生活加以比较，就不难断定，凯什琳在这位俄国女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和特征，开始了“使自己等同”她的危险历程，甚至还模仿她的发式。

        玛丽的日记大部分是用法语写的，但也有俄语和意大利语，其中虽然有许多白日梦，但也记下了许多真实的梦境，当她写到自己新年之夜“在镜子前焦急不安地等着知道自己的命运”时，我们几乎觉得看见的是凯什琳的脸，而像下面这样一段话，则是两位作家的典型风格：喧闹的巴黎。这个旅馆像城市那么大，到处都有人走动，谈笑，抽烟，观看，让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希望生活节奏快些，更快些，更快些..我的确很害怕这种盼望生活在火热气氛中的欲望是生命短促的先兆。

        自我表白的欲望促使凯什琳去尝试写作短篇小说——不是登载在杂志上的那种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情节故事，而是在形式上更带有个人成分的故事。

        比切姆的秘书在办公室替她打字，显然她觉得这些故事“有点病态”，因为凯在一封信中应允马上会写一些更为令人心情愉快的诗——“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其他东西——青春时代悲剧性的悲观意识——你明白吗——就像出麻疹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当特罗维尔兄弟从布鲁塞尔回来后，在伦敦发生了什么，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爱着阿诺尔德。有一段写给他的信的草稿后来收进了中，开头是这样的：“星期天。亲爱的，虽然我没有见到你，但知道我是你的——我的每一思绪，每一情感都属于你..对于我，你是男子汉，情人，艺术家，丈夫，朋友..等等。”

        此时阿诺尔德的父母亲仍在惠灵顿，凯同特罗维尔一起演奏室内乐，中有一则提到他时有意称他“我的父亲”。只要他们在那儿，她尚能忍耐，但是他们9月要离开，到伦敦去为自己的儿子们安一个家。

        8月末，在音乐室内练习过三重奏后，凯同特罗维尔先生谈论“婚姻和音乐”以及一位音乐家的妻子该为他做些什么，特罗维尔显然持有疑问。凑巧第二天就收到了埃达的一封信，谈到人们纷纷传说阿诺尔德在布鲁塞尔曾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凯什琳相信了这话，马上认真地动了气，这可以从中看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埃达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有段时间，中不再提到阿诺尔德了。凯什琳不久就写了一个故事，表明了同他的分手。

        打印这些故事是促使比切姆让她回伦敦的计划的一部分，但她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送往哪里，而他却知道。前一年夏天，英国板球队员们来打球，他曾坐在一位报道比赛的《晚邮报》记者汤姆?米尔斯身边（凯什琳可能也在凉亭上，欣赏“阿多尼斯”投球）。“米尔斯，我有一个女儿，她认为自己能写作。”——米尔斯后来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回忆道，“父亲怎么认为呢？”米尔斯问。“噢，我对故事和读者都一窍不通。”米尔斯能不能读读她的作品，提一些坦率的意见？当然他会的——“只要她不是把一大堆破烂塞给我。”

        凯什琳准备好了一些她称为随笔的短小散文和一些儿童诗，她同米尔斯在一个茶室见面，他建议她把诗送给《哈泼》杂志①（后来遭到杂志拒绝），随笔寄给墨尔本一家新创办的月刊，名叫《地方之友》，用米尔斯的话来说，“是一家接受性爱故事的刊物”。显然这是一次很有讽刺性的谈话。

        杂志总编E.J.布雷迪很喜欢随笔，立刻接受了其中三篇，但是他怀疑这位希望使用笔名的描写性爱的作者就是他的新西兰籍撰稿人弗兰克?莫顿，也许他想向外发展。当问到她是否就是隐姓埋名的弗兰克?莫顿时，她向他保证自己绝无抄袭之作，她痛恨剽窃别人，至于她本人，则“贫穷，默默无闻，只有18岁，对所有像我自己的钱包一样轻巧的东西或原则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好。”可能这些话更加深了布雷迪的怀疑，但他出人意料地寄给她一张支票，给了她二英镑，这是她几年来拿到的最高稿酬。他告诉这位年轻的女士，被误认为是弗兰克?莫顿其实是最好的恭维。他继续同她保持联系，而她当然立刻把这张支票拿去给父亲看，他的反应自然符合一位体面的父亲的作法。

        10月10日，他瞒着凯什琳在办公室口授了一封信，写给这位在墨尔本的家伙，说自己的女儿给他看了信，他想谢谢布雷迪给予的“实质性的鼓励”，同时他还想向布雷迪保证，用不着“为接受她所写的东西而迟疑不决，以为那不是她自己独特的东西，”她自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写作，不管好坏，自然完全出于她笔下，至于年龄，她说的“很正确”，她在伦敦的一个学院读过书，但后来离开了学校，回到新西兰。“她一直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哦，对了，最好不要对她说我给你写过信谈论她。”

        第二天凯丝又写了一封信，提醒布雷迪她只希望署名“K.曼斯菲尔德”或“K.M.”，绝对不能用“K.M.比切姆”这个名字。就这样她开始使用笔名，在19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放弃了父亲的姓。

        10月号的《地方之友》上刊载的三篇随笔，用其中一句话来形容，“充满了变态的魅力”。一幅朦胧的夜景描绘凯在窗前沉思，伦敦“伸展在她热切盼望的双手之前”。另一幅以窗台为背景的画面描述了一个白日梦景，其中音乐家先生手提灯盏和小提琴盒，从村里的咖啡馆走出来，“轻轻地吹着布鲁赫①的D小调协奏曲的开头几节”。第三篇写的是在伦敦女孩子之间的亲昵行为，让我们窥见了作者对名声的强烈渴望，但结尾却表现了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无可奈何，这是她唯一的幽默方式：“我们谈论过名望，曾经多么渴望得到它，而这种努力又多么艰难，我们两人想做什么呢？..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我经历了磨难，而她呢？毫无疑问在2月大拍卖时给自己买了一顶帽子。”这几篇都署名“K.曼斯菲尔德”，下期刊载的另一篇叫作《在咖啡馆》的故事也这样署名，但这一篇不是以颓废派的情绪描写，而是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胚胎，用的是自嘲的笔调，仅仅几千个字就使意思一目了然。故事中无名的女孩有着一种“既充满渴望又预感到梦幻破灭”的表情，是十足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自己。当她在庞德大街同某音乐家朋友见面，同吃午饭时，他懒洋洋地用雪白的双手梳理着头发，宣称“最广阔丰富的生活只属于艺术家”——这是后来曼斯菲尔德纯粹的信条，但这需要加以嘲讽——接下来开玩笑似地提到一份红葡萄干果冻。他们谈到结婚，他问是否要留着她的紫罗兰，“那是你的，”她深情地回答（这儿感情与嘲讽之间的平①《哈泼》杂志，美国一家文学月刊。——译注①布鲁赫（1838～1920），德国作曲家，以小提琴协奏曲而著名。——译注衡与《幸福》①相似，其中也同样用不合时宜的食物描写来嘲笑爱情）。正在此时，他的同学来约他一起去排练，两人走到寒冷的大街上，她情人的双手插进口袋，她的紫罗兰扔到了人行道上。她仍然在思索着几乎要提出的求婚，仔细看了几分钟后，她把花踢进了阴沟，笑着沿大街走了。《在咖啡馆》以描写阴沟结尾，最后的情感是徒劳的，而讽刺也是无效的，但是作者却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模仿才能，使其延伸至漫画自我，这比她过去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技巧，结局也有一定形式。她的良师益友沃特?李普曼已使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她从悉尼写给维拉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识。她谴责自己的同胞以及“他们的顽固不化”，告诉自己的姐姐（她根本不是可以诉说这些话的人）这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是“一阵先拉菲尔派和超唯美派①的疯狂浪潮”，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一些“平衡和协调”。

        她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想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坐在街角上，商店里，房间里，在喝茶时讨论线条、形式和气氛”，这三个词：线条、形式和气氛出现在此处用来暗示一种同新型艺术有些联系的新美学的出现，但是这种说法有些过火，不恰当。接着信中又抛出了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必读作家的姓名，这肯定使当时正在悉尼忙着参加各种社交狂欢的维拉迷惑不解。这些作家有：门德斯②、梅瑞狄斯③、梅特林克④、罗斯金⑤、罗登巴赫⑥，萧伯纳、惠特曼⑦、托尔斯泰、卡彭特⑧、兰姆⑨、赫兹里特⑩霍桑（11）和勃朗蒂姐妹。新西兰人最好读读所有这些作家，哪怕凯丝自己没有读过他们。

        凯什琳成为能发表作品获取稿酬的作家是在她19岁生日前一两个星期，趁此机会彻迪在1907年10月14日给西尔雏亚?佩恩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她更多的消息。她先描写了凯丝收到的所有的生日礼物（绿宝石耳环，胸针等等），然后写道：为了让你更了解凯什琳，我寄给你一份澳大利亚杂志《地方之友》，上面刊载了她许多作品，编辑给她写过几封愉快的回信..太美妙了！我简直难以形容自己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圣诞节后凯什琳又要回到伦敦去，我简直不敢去想。但我知道她必须走，这是唯一适合她的事情，我感到，她去后很快就会使我们大家重新聚会在一起，噢，亲爱的，那会多么令人快乐高①《幸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译注①先拉菲尔派，19世纪中期文学艺术家的团体，强调艺术灵感先于纯粹技巧。唯美派，19世纪后期文学派别，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王尔德为其主要代表之一。——译注②门德斯（1841～1909），法国作家。——译注③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译注④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译注⑤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理论家。——译注⑥罗登巴赫（1855～1898），比利时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与世隔绝》等。——译注⑦惠特曼（1819～1892），美国杰出诗人。——译注⑧卡彭特（1844～1929），英国诗人，社会改革家。——译注⑨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作家。——译注⑩赫兹里特（1778～1830），英国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译注（11）霍桑（1804～1864），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译注兴埃这就是家，这就是彻迪。此时凯什琳刚满19岁，在需要陪伴的时代，他们竟同意让她一人去伦敦。一星期后，凯什琳在她自己楼上的房间里，在那本黑封面的笔记本中写道：该死的家！天哪，他们多么乏味，我从心底里讨厌他们，我绝不会再在这儿呆多久了，谢天谢地。甚至当我独自呆在房间时，他们也在外面大声嚷嚷，谈论着肉铺送来的货和肮脏的床单，我真感到..这种糟透了的生活。

        不久哈罗就安排他令人伤脑筋的女儿出去呆几个星期，他让她同一些朋友（他并不真正认识他们）乘大篷车远征新西兰北岛的中部大山地区，穿过所有凹凸不平的山地。远征队中有一人是凯什琳在惠灵顿的朋友米丽?帕克，大概是她钢琴教师的女儿。

        不知道比切姆是否读过她那本《认真的重要性》①，读到“任何人在乡村都能学好”，也许他不过是希望如果她多看一下他自己从小就熟悉的新西兰，就能够安下心来。但是比切姆的女儿现在完全是城市的产物，她甚至要询问她的旅伴如何削土豆，说话还带着英国皇家学院的腔调。

        她同惠灵顿的伙伴一起乘火车到内皮尔②去加入其他人的队伍，中写道：“乘火车旅行对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我探身窗外，风拂面而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埋藏在城市生活重重叠叠伪装下的孩子气的欣喜挣脱了束缚，在我心中荡漾。”任何地方的火车窗口都使凯什琳想要写作。

        远征队从内皮尔乘坐一辆大篷车出发，拖着一辆马车运送行李，还有一个大帐篷，5匹马——它们那么可爱，凯什琳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昨晚它们在帐篷外差点把我的脑袋都啃了下来。”

        他们在一个山谷宿营，此处后来成为《店中的女人》③的背景（他们在那儿遇见的一个女人是此故事中的原型），凯什琳写信告诉母亲，她十分喜欢所有的人，“他们是道地的殖民地居民”，但是非常和蔼可亲，“对我好极了”。她的伙伴威伯太太对凯的俯就态度并不介意，后来亲切地形容凯什琳是“一个快乐的胖乎乎的女孩子，聪明活泼的好伙伴”。

        中的笔记摘要有些过分夸张，但却生动地描绘了火山爆发毁坏的土地，使人们感到此时凯开始同这个国家产生了某种联系，这对她今后的艺术创作非常重要。

        “山上遍布烧焦的木头，看上去极像奇形怪状的野兽：打哈欠的鳄鱼，无头的马，巨大的鹅，看门狗——白天可以一笑置之，晚上却不啻于一场恶梦；这儿那儿一队队瘦骨鳞峋的士兵正在爬上山岗。”

        她喜爱当地的灌木，新西兰的南蒲苇也令人耳目一新，“我的脚下铺着一层白色的野花——小树上点缀着鲜红色，一团团小花在风中摇动，活像一群小姐妹正在晾干自己的头发。”她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唠唠叨叨地描述①《认真的重要性》，王尔德的剧作之一。——译注②内皮尔，新西兰北部地名。——译注③《店中的女人》，凯瑟琳所写的一篇故事。——译注了刚到玛鲁卡区①那天的情景，但在笔记中则概括如下：星期一玛鲁卡和牧羊山区——非常陡峭贫瘠，但时时可见河流和椰树以及布满灌木丛的深谷，天气炎热——我们累了，晚上到达帕赫，由伯德利提供住宿，他有14个女儿栽种梨树。我们在山顶上宿营，四周都是大山，晚间在灌木丛中散步，走到一条美丽的点缀着雏菊的小溪边，——有蕨类植物，还看见牧羊人的小屋，有气味和声音，看见12个毛利人——他们的马在嘶叫——房子里在做饭，毛利式烹调，从那儿发信——会见毛利人。

        在乌尔维拉山区②，他们停留在毛利人村庄里，据威伯太太回忆说，有些毛利人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问他们是不是马戏团的，回答说是的（可以猜到是谁说的），于是村里其他人也一起来等待表演。后来维吉尼亚?吴尔夫莫名其妙地断言凯瑟琳曾随“马戏团在苏格兰荒野”冒险，也许就是据此猜测的。碰到白人时，凯什琳总是不喜欢他们——除非是来访的英国客人，有一些文化修养，说话声音悦耳，“我讨厌透了三流货色，要么就是毛利人，要么就是旅游者，但不要居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实际上，凯什琳不知道自己有血亲在乌尔维拉山区，是毛利人，名字也叫比切姆——有些人说不定就在那些失望的马戏团观众之中。

        离开乌拉维尔山区后，远征队继续前行，顺路在温泉区停留，那儿的“彩虹山”五彩缤纷，恐怖的地狱裂口时而可见。

        我们经过一个碧绿的湖泊——四周梨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和蒸气..我们去看泥火山——走上泥泞的绿色台阶，向里窥望，火山盆内凹凸不平，布满了一团团颜色难看的岩浆，就像地球上一块化脓的创口。那下面有个小水潭，覆盖着一层石油，起着黑色的涟漪。开始下雨了，她感到厌恶和恼怒。

        在笔记中，凯什琳常常拿不定主意应该写“我”还是“她”，在国内旅行时，她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属于这个国家。比切姆的希望落了空，这个国家野性的美并没有使凯什琳小姐更喜欢她的白种居民。毛利人反而有让她欣赏、喜欢之处：他们使她想起了欧洲，那儿的人民有自己的根。在白人同胞中，她感觉不到什么能够激励自己的雄心，也没有传统的根基土壤。她后来在一首诗（按华特?惠特曼的方式写成）中抱怨道：一个无自己历史的小岛国有碍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我们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圣诞夜，因为天气太热，大部分人都不在家，”1908年1月10日彻迪写给西尔维亚的信中说：“凯什琳乘大篷车在边远地区旅行了一个月，刚回到家中，她过得非常快活有趣，晒得很黑，看上去那样健康，4月时见到她不要感到惊奇，那时她很可能会在伦敦。”

        “我最后——当然——要结束自己的生命”，2月日记中的一则这样说；另一则日期不明的日记，似乎是在岛湾别墅时的某个晚上等待幽会时随手涂写的，表面看来有一种不祥的等待宰割的意味，似乎写的是第一次同男人发①玛鲁卡区，新西兰北部山区。——译注②乌尔维拉山区，新西兰北部地名。——译注生性关系的体验——“我生活中的危机时刻”：夜晚，我在等待着这平生第一回，这生活中的危机时刻，我等待着。一群羊在月光下经过街道，我听见他们啪啪地挥着皮鞭——后面是黑呼呼，沉重的火车——我觉得它像拖灵柩的火车——我在这献祭似的月光下看上去很可爱，心中没有恐惧——只有感觉。我析求上帝不要让我等得太久，我的灵魂感到饥渴，就像我的肉体一样，一整天都热切地渴望着他——快来吧——我觉得每一刻都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我会全心全意爱这个人——我根本就不在乎那另一个——终于来了——我上床了。

        “我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成就，”中写道，“我还不如死了更好——真的。”然后又说，“我与众不同，因为我体验过一切能体验的事情。”

        什么是“一切”呢？她隐晦地提到王尔德以及他对她的影响：“当然，奥斯卡——陶连?格雷使这次的危机感过去了”；5月，“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糟糕，疯狂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等等。“噢，凯什琳，不要再编织这许多可怕的罗网——你太不聪明——学好吧——为了上帝的缘故——学好吧——勇敢点，多说些真话..”此时，凯什琳正竭力想抑制自己对玛塔的欲望，她认为这是“肮脏的”。

        3月4日，在岛湾的别墅里，凯什琳开始给西尔维亚?佩恩写情书（“我必须告诉你，今晚，西尔维亚，我爱你，比我在英格兰时更爱你”），说她不久就将启程去英格兰，“我不能同父亲一起生活，我必须回去，因为我知道自己会成功——这是美妙青春的悲剧性的乐观精神。”甚至报纸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比切姆小姐这个月将前往英格兰，她将在那里学习文但是4月她没有走成，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使父母亲犹豫不决。凯什琳在写给埃达的信中提及此事，说她参加了一个舞会，同“一个水手”坐在一起，有一曲没跳，接着是一次冒险，她后来在一些零散的纸张上描述了这次冒险，这些纸张随便放在房间里，起风了，母亲进来关窗户，拾起散落的纸张，看了再也放不下去。不难想象比切姆太太读了以后心中渐渐增长的恐惧，还有她丈夫回来后感到的恐惧，接着就是一次可怕的盘问。

        难道“水手”只是为了埃达而特意捏造出来的吗？那些纸张上描述的是她同一个男人还是同玛塔？使父母焦急不安的是女儿的贞洁还是“堕落”这个丑恶的字眼？难怪凯什琳5月还留在惠灵顿，尽管早已对公众宣布了启程日期。

        正在此时，她读了一本伊丽莎白?罗宾斯①写的女权主义的书，名为《来发现我》，于是她在笔记本中少有地发了一通感慨，谈到在男人创造的世界中妇女的地位这个问题。

        真是一本聪明的了不起的书，它使我产生那样一种力量感，现在我的确隐约意识到妇女将来能做些什么。她们迄今为止从未得到过机会，说什么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和人权解放的国家——一派胡言乱语！我们被自己铸造的奴役锁链牢牢束缚着。是的，现在我知道锁链是自己铸造的，也必须由自己来解除。

        ①伊丽莎白?罗宾斯（1862～1952），美国女作家。——译注奥斯卡?王尔德对她已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她现在正在读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萧伯纳和邓南遮①。

        我的需要概括起来就是权力、财富和自由。认为爱情是世上唯一的东西是一种枯燥乏味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地灌输给妇女，残酷地束缚着我们，我们必须摆脱这个怪念头——然后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的机会。

        然而，目前在她父亲统治的这个小天地里，自由只能来自他的赐予，最后她的确得到了自由，公平地说，这应该归功于他。他不愿解释，凯什琳也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欠了父亲多少情份。童年时他给了她乡间的居所，而一个大家庭提供的益处才使她能继续后来的事业，他让她在伦敦接受教育，是为了迎合她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的需要。如果说他毁了她的“音乐生涯”，至少他也使凯避免了把时光白白浪费在这方面。是他最初帮助她找一个编辑发表那些故事；当作者的身份受到猜疑时，是他首先为其辩护。他在关键时刻让她去边远地区和丛林地带旅行，如果没有这次旅行，她对新西兰的知识就会非常有限。无论如何，其他孩子不能去英格兰上学。

        他现在决定——尽管以一种使她非常气愤的方式——让凯什琳回到伦敦，每年给她100英镑生活费。他试图安排让她同自己的表亲亨利?比切姆住在一起，后者在伦敦音乐学院教书，凯姐妹们在学院读书时，他曾做过她们的监护人。但是亨利慎重地向他推荐了在帕丁顿①的一家专为音乐学生开设的寄宿舍，这宿舍恰好叫作比切姆公寓——真是走到哪儿都躲不开这个姓。

        6月底举行了一连串的告别晚会，在奥罗拉园地，古典文学教授的妻子布朗太太举办了一个“紫罗兰茶会”，据《晨报》报道，“主人尽天才的艺术想象之所能，使紫罗兰无处不在。”茶桌上的灯有紫罗兰色的灯罩，上面挂着尚未当令的紫罗兰结成的花饰，桌上的银碟子内放着裹了糖屑的紫罗兰，还有精巧的紫罗兰三明治招待客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比赛，女孩们用紫罗兰色铅笔写“一首有关紫罗兰的诗”，取胜者是凯什琳?比切姆小姐，她的作品标题为《爱情为什么是盲目的》。第二名是凯什琳从前的教师，总穿紫色花呢衣服的巴茨小姐。接着又举行了最后一次晚会。

        7月4日的《晚邮报》女士版上，“普列西拉”写道：“我亲爱的凯丝”（普列西拉的专栏总是这样令人吃惊地开头），“..在各种各样为凯什琳?比切姆小姐举行的告别晚会中——她今天启程去英格兰——最令人愉快的是在奥拉宅第举办的午后茶会。”

        奥拉宅第坐落在弟纳柯里大道上，是总理约瑟夫?瓦德爵士的大房子，晚会由瓦德夫人举办。普列西拉说，美丽的会客室气氛欢快明亮，灯光柔和，炉火融融，房中摆满了鲜花和绿叶植物，茶桌陈设诱人，一盏低垂的红罩吊灯照着茶桌。瓦德夫人身着极为醒目的黑丝绸外衣，饰有白色花边的精致衬衣外罩一件背心；主客自己则穿一件“订做的黑色镶布花呢衣服，头戴奇形怪状，大朵紫色菊花镶边的帽子。”

        ①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作家，记者。16岁就出版第一部诗集，小说以《死的胜利》最为著名。——译注①帕丁顿，伦敦一地名。——译注有段时候算命人很受欢迎，别人送给凯什琳?比切姆小姐一本乱七八糟画着猪的素描汇编做纪念，带来了不少乐趣。所有的画上都有艺术家签名，因此，这本画册具有双倍的价值。画得最好的猪还获了奖。

        比切姆给凯什琳的临别赠物也是一只猪，是用来擦笔尖的铜猪，背上还有鬃毛，过去曾摆在比切姆的书桌上，她非常喜欢，直到去世前都保留着，又在遗嘱中把它还给了父亲。

        凯什琳乘坐的轮船将于下一个星期一，7月6日从位于南岛的港口利特尔顿启航。她几乎不能独自去那儿，因此星期六晚上哈罗德和安妮带着他们的女儿——拿着那本猪的素描汇编——乘船前往利特尔顿。启航的时间是下午4点30分，那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他们在城里吃过午饭，然后乘火车通过隧道。

        同船长t.S.惠斯顿在他的舱房内会面：“比切姆，让这孩子离开老家，是吗？这次航行船上都是男人，只有两个妇女，我们会照顾她，对吗？再来杯威士忌？喝点茶，比切姆太太？”后来惠斯顿船长不无懊悔地回忆起这位有名的乘客，用的是他一贯简短的说话方式：“不能忍受这个女人。”

        雨敲打着救生艇、排风装置和码头的小棚屋；海鸥飞扑着啄食面包屑；两个心情沮丧的人最后渐渐隐入雨中，终于转身离去。

        《往事与追忆》记述了这次悲伤的别离：“在新西兰呆了个月后，她央求让她去伦敦，相信自己能够在文学界取得成功。

        她已经完成的作品无疑表明她有发展前途，没有什么能妨碍她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1908年7月，她从利特尔顿乘船去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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