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个月

        我说：“舒美，舒美。”B斜靠在沙发上面，眼睛半开半合，没有出声。我还是叫着她的名字，同时伸出手去敲她的手臂。她眼睛闭着，手从半空中像个妖怪一样地向我还击，嘟囔着说：“你这人真恶心。来的时候么，不说话，要走了么，穷说。只有半个小时了呀。”我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就说完，时间足够了。”

        上午我到B家里玩。我躺着眯了一会儿，然后看了很久电视——看王菲演唱会。到十一点

        的时候，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所以B会那么怨我。

        B的眼睛在沙发垫子上面张开了。她注视着天花板，然后脖子稍微动了一动，对牢我说：“那你干脆别走了。家里没有人，陪我吃午饭吧！”我说：“好的好的。”B的额头在软扑扑的刘海下面若隐若现。

        跟B一起吃完午饭，我抢先跳到沙发上，侧身蜷缩起来。B在厨房里洗碗，嚷嚷着问我：“你真的把笔袋掉了吗?”掉笔袋的事情是我趁吃饭的时候跟她提起的，没想到她记住了。我说：“真的!”她的声音在说：“啊呀!”

        两天前，上哲学课的时候，我把笔袋落在了教室里。十分钟之后我回去找，已经再也找不到了。我穿过几十排课桌椅，弯着腰寻找我的笔袋，最后在紧挨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从这个位子看过去，可以看到前面每一张课桌的桌肚，黑得好像是野兽的嘴巴——我的笔袋不在它们中间，不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中间。我的眼泪掉下来，落在课桌的边沿上，流下去。

        平时用的文具倒也无所谓。一想到笔袋里高中的校徽和团徽，眼泪就漫出来，跟随眼睛的眨动，温热地淌过脸颊，迅速流淌下去，有些落到A给我的红衬衫的衣袖上，留下一滩一滩像血迹一样难看的水渍。那枝樱花活动铅笔的塑胶笔杆上，密布着A帮我复习数学的时候在上面用指甲掐过的痕迹——现在没了。C给我的一块橡皮——上面用小刀刻着像艺术品一样的Z.L.——也没了。还有B借给我的米老鼠小发夹，我一直赖着没有还给她——没了。怎么会这样——先是钱包没了，再是笔袋。那许多许多和从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点一点地都消失了，弃我而去——而原来还以为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我脸上，一道一道错综冰凉的。

        B走进房间，坐在我的脚边，把手放在我手背上，轻声说：“让我看看你。”

        我轻声说：“我一直在想，我的笔袋在哪里。我的校徽和团徽肯定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等着我，等我去把它们带回来……可是，它们发不出声音，我找不到它们……”我的声音低下去。

        B静静地听着，手在我的手指甲和手背之间慢慢摩挲。过了一会儿，她重复道：“让我看看你。”

        B的手和她的脸一样，湿润的，总好像刚刚从大雾天里回来。我望着她，笑了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点恶作剧的念头：她的手一定被Van碰过了。这样一想，我的手就卑鄙地从她湿润的手心下面抽了出来。

        这天晚上，C打来电话，问我劳动节放假想干什么。我说：“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呢?”他说：“去不去玩?要不要到外地去?到杭州去吧。”我说：“可能性不大。不知道家里人要干什么。”他说：“去和爸妈搞好关系嘛。”我说：“嘿嘿。”他说：“去吧！叫舒美、襄没城也去。就去一天。”我警觉起来，说：“你干什么?”他笑：“嘿嘿。”

        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我在脑子里思考C这个人：C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还在想着B呢?我坐的地方正对窗口，有一阵风从外面逃进来，窗帘鬼鬼祟祟地动了一动。

        我说：“一天?去杭州玩一天?”他说：“火车。”我说：“火车来回就要去掉八个小时。”他说：“特快。我看过了，去七点，回来六点。”“特快也要三小时，”我说，“——可能还会晚点。”他沉默了片刻，说：“唉，不管了。反正大家能在一起聚聚嘛。”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说：“哈哈，我知道了!下了火车，你肯定说，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他说：“是的是的。坐火车，我肯定饿了……”我抢上去说：“先吃饭，吃完饭，你肯定想睡觉，就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就要赶火车回来了。否则要错过时间的。”我们两个人隔着电话线外加听筒哈哈狂笑。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却是，到最后，居然让C说服了A、B和我三个人，一起去杭州玩一天。当我答应他的时候，从喉咙深处——深得不见光的地方——刹那间涌出一阵伤感。

        6：45，C还没有来。我们说：完了，张斓这家伙别又放我们鸽子——车票也全在他那里。A第n次开始历数C放鸽子的恶行。B也有点急，一边还在骂我为什么要背一个那么大的包。“你以为要出去八年啊?”她说。我说：“是的是的。”太阳一出来，我体内的水分就开始往外跑。

        当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气一点点漏掉的时候，C好看的身影在人群中出现了。我偷偷又对A说：“张斓真是好看。舒美损失了。”A笑笑，低头说：“也不知道张斓这次算什么意思。”我抬头惊讶地瞪着A，他往后退了退，摆手笑道：“别这样!”

        C跑过来，说：“对不起哦。”我们说：“还好定在6：30，如果是在6：45，那就没希望了，来不及的。”C抬腕看看手表，大声说：“得及的呀。”A在他肩膀后面大力敲了一下，说：“走嘞走嘞。”

        到火车上坐好，我们才发现C带了一个非常好的照相机。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天还准备有时间拍照啊?你不要吃饭和睡觉了啊?”C喝着无糖乌龙茶，面无表情地说：“我上个月刚刚去听了几次摄影讲座，今天能碰到我给你们拍照，是你们的荣幸。”“你当我们是试验品啊?”A笑起来说。B说：“谢谢你喔!”B看着C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笑的意思。今天他们两个人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肩并肩坐在我和A的对面，中间放着C的那瓶无糖乌龙茶，连身上的气味也似乎是一模一样的，叫我越看越舒服。

        火车刚刚开出车站，C就从包里掏出两副牌来，说：“打牌打牌。”我们都很有兴趣，就只有A说昨天很晚才睡，要眯一会儿。隔走道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刚才和C搭过几句话，C就把他叫了过来，让A在一边听音乐打瞌睡。

        我们打拱猪。A眯了一会儿醒过来，头凑上来看，手里举着C的无糖乌龙茶的瓶子说：“谁是猪?给我敲一记头!”我们说：“凭什么?”他说：“哎呀，我是裁判呀。”“打手!”C说，“什么裁判!”

        B在看自己的牌，这时从牌上面把头抬起来，笑道：“他倒好，一个人逍遥自在，还要敲敲人家的头什么的。”C拉来的牌友在一边穷笑，笑得牌也掉在地上，他就说：“哦哟!”赶快弯腰去拾。我们就在牌桌上笑他。

        A敲不到谁的头，只好继续闭目养神。过半晌，他突然一睁眼，嘴巴一歪，嘿嘿嘿嘿地笑，说：“谁啦?谁啦?”C说：“舒美!”A就站起来，越过我的头去敲B。这样反反复复，B被敲了好几次。A说：“刘舒美，怎么总是你啦?”B轻轻地说：“没有办法呀。”说着把牌打出去。C在B对面说："Van打牌打得很好的，你怎么一点也没有学到呢?”我们大家都一愣，B脸上也有点僵的样子。没有人回答C的问题，只有那个拉来的牌友在一边很天真地出牌。

        一路上C总是好像很不经意地提到Van，Van这个Van那个，没人睬他，他一个人在那里说。

        我们在杭州真的没有玩到什么，就是觉得一路上太阳很好。C起劲地要给我们拍照。他说拍照有远景中景近景，每次都要找树叶或者树枝来当近景。有一次他实在找不到近景，我就一伸手说：“喏，把手伸给你，就又有近景了。”

        在西湖边上，C正好吃完一罐可乐。他走到废物箱边说：“现在你们看我用脚把这个易拉罐扔进去。”说着，他就把易拉罐夹在两脚中间，然后往上蹦。易拉罐从他双脚间飞出去，飞得很远，哐啷啷落在地上。他跑过去捡起来，重复刚才的动作。我和A笑得差点坐到地上，B站在距离我们好几米的地方，我们来不及去注意她。C第三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小孩，用非常不屑的口气说：“用手扔呀。白痴!”我真的坐到地上去了，A笑着要把我拉起来，拉了半天，一点也拉不动。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小孩。他站在湖边，往对面看。C贼忒兮兮地走过去，站在他前面，叫A给他拍照片，很得意地说：“哼!谁叫你骂我白痴!”我笑得像个老太婆一样靠在树干上，走也走不动。

        18：18，火车离开杭州站。我的眼光从车窗外面收回来，落到对面的B身上。白天太阳一直很好，到了邻近傍晚的时候，天却阴了下来。白花花的天光经过玻璃窗的过滤，照到B的脸庞上——是一种湿漉漉的浅蓝色。B本来望着窗外，感觉到我的目光，就扭头对我笑笑。她的眼睛在这种浅蓝色的光线下面，显得很清很清。整整一天过去，我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她神情中淡淡的不悦——一团一团干冰般的烟雾，悄无声息地聚集在她柔软的刘海下面，是和傍晚的天光一样的浅蓝色，不停散发着潮气。

        A在说，他妈妈串联的时候跑到北京，很富裕地用她小姑姑给的十元钱买了一个比脸盆还要大的面包，跟一群人一起，一路啃到哈尔滨。我听了大笑，可是并没有像想象中笑得那么过瘾。C笑得最厉害，笑过之后说他们寝室里有一个哈尔滨来的同学，号称哈尔滨有一种面包，很大很大，特别特别好吃，每人只许买两个——大概就是A说的那种面包。B听了，在那里给C一一指出他叙述中的不合理之处。我在一边穷笑八笑，笑得牙齿都发酸了。

        当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B的双眉之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第n次开始想念陈小春。我每次一伤心起来，就总是喜欢乱想陈小春。

        我们正以飞快的时速靠近上海。窗外的天光慢慢加深，而B的脸上总是同样的浅蓝色，衬着车厢里日光灯的青白色，看上去显得像果冻一样晶莹透明，随着火车轻微的颠簸，轻轻摇晃，摇晃，摇晃，摇晃下去。

        C在我的斜对面望着我。我的目光和他对了一对——他的面孔绿莹莹的，下巴上有不规则排列的小胡茬，非常好看。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对牢他脱口而出说：“我实在是太喜欢陈小春了。”

        A极其大声地、好像对我的行为彻底失望的样子，叫了一声：啊——天哪——!

        B笑眯眯地说：“陈小春又来过了上海了。”我大叫：“真的?”B点点头说：“在华亭路上。看到的时候，我想打电话叫你过来，可是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我歇斯底里地说：“你为什么不跑上去对他说，叫他等我一等?!”愣了愣，我萎顿下来，摇摇头说：“算了算了。”A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声说：“那么想看陈小春?”我脸对着火车的天花板，点点头。

        ——我想起，在高中里一直反复做的一道物理题目：正在行驶的火车车厢顶上有一个水滴，问它落下时是会垂直还是往前还是往后。这道题目我从来也没有搞清楚过。后来发展成还要你计算水滴落下的速度什么的。我那时手握一支铅笔，把下巴放在草稿纸上，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水滴，高踞在车厢上方，盘算着往哪里落下……然后就以某个无法计算的速度坠落，坠落，坠落……落在列车员的脖子里。

        我再次厌倦地往窗外看去。火车开得很慢，仿佛是在山道上盘旋，小心翼翼。我想起初中那次到昆明去，火车就是这样开了很长一段路——一面是山壁，一面是悬崖。山壁上密密地长着树，翠绿的枝叶凑上前来，亲昵地在车窗、车顶擦过，发出“咝咝”的声音。

        A、B和C在讨论软座是如何的舒适。B说买两张软座然后躺下来，是很舒服的。A说：这样的票价大概可以买一张软卧了。C说，可能还是坐着好，在火车上一躺下来就想人非非。A听了，嘿嘿笑着问，怎么就想入非非?

        我拆开了桌上放的一包果冻，开始漫无目的地吃，间或抽一张面巾纸擦擦溅到脸上、衣服上的果汁。有一两次，A扭头看着我，很不屑的一副表情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的啦?果冻怎么会溅出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的呀。”我现在经常肆无忌惮地大声说，是的呀，是这样的呀，是呀是呀。

        喇叭里在说前方到达什么什么站的时候，我开始默默策划如何在前面不露痕迹地下车，下去住几天。可是这样一来，我的包就要落在车上了。于是，开车的时候，A、B和C就想：咦，解颐怎么没了?到了上海，还是没看见。他们就想：糟了，把解颐丢了!其实只是解颐把她的包丢在火车上了——是解颐把他们丢了。

        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在列车轻的震荡中幻想出轨。转念一想，这样对A、B、C就太不公平了，于是就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A的手放到了我的头上——我感觉到他的那个温度。我现在不想说话了。尽管我从小就喜欢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喜欢念经似的嗦，可是现在我还是不愿意说话了——千不愿意万不愿意。我想去跑步，一直跑到上海去。

        我还是回到上海了。我们向地道走去的时候，我跟B拖在后面。我悄悄在她耳边说广舒美，你不要生张斓的气呀。你应该能理解他的呀。”B定定地把我看了一看，然后眼光坠到地上。在地道里，她说：“我知道。我不生他的气。”随即她抬头吐了口气，笑嘻嘻地说：“回去给Van打个电话。”

        走出地道，看见外面露天里的灯光的时候，C大声说：“还是上海好!”我笑嘻嘻地看着他好看的脸庞和四肢，想：是的，上海是好。

        可是，我还是回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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